二 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形势也有重要变化。在这次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号称精锐的北洋新式陆军的一再溃败，揭穿了统治阶级平时借以吓唬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虚弱腐败的真相。30 年来清政府所经营的“洋务运动”宣告彻底破产。在外交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又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对外卖国乞降的可耻面目。广大人民既痛恶外国侵略者的凶残狠毒，又愤恨本国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耻；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不但如此，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民间的榨取剥削，由于财政上的困窘短绌而更为加重。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在财政上大体仍能自给，不需依赖举债， 所借外债绝大部分也都已偿清。战后这种情况发生变化。战争期间举借的外债达 4000 余万两，战争又骤增对日赔款 2 万万两和辽东半岛赎款 3000 万两

的债务。清政府当时岁入不过 8000 万两，没有能力偿付这笔巨额赔款，在国内一时也无法搜括成数，于是只有大借外债以应眉急。从此债台高筑，每年

还本付息都需一笔巨款。以 1899 年为例，借款所付本息银数约占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 25.9％和支出的 22.8％。①清政府为了偿付这些借款的本息，千方百计地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更为紧张。

1897 年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就指出当时国内革命的危机。他说：“自台事(指割让台湾)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皆有，近边尤众。”①这种革命形势， 随着外国侵略的日益加深和贪官污吏统冶下水旱灾害的频年发生而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又一次的革命高潮。

1895—1900 这五年间，全国各地每年都有民变和“教案”发生。直隶、广西、湖北、安徽、江苏各省不断发生抗粮、抢米风潮。西藏、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各少数民族，先后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会党的起义几乎连年不断。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热河、绥远、四川、安徽、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一再爆发了数千人、万余人，乃至二三万人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或暴动。

人民群众的斗争锋芒，从一开始就不仅指向本国封建统治者，而且指向外国侵略者。1895 年以后反洋教斗争如火燎原，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如 1895

年 5 月的“成都教案”影响及于附近各府州县，各地群众都起来响应，总计

四川全省焚毁耶稣教堂 30 处，天主教堂 40 处。8 月间又发生福建“古田教

案”，起义群众 300 余人向古田英美教士聚居区花山进攻，围攻教会休养院，

火焚教堂及洋人住宅，击毙英帝国主义分子 11 人，伤 5 人。这是一次“案情之重仅次于天津教案”的反洋教起义。此后连年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江苏、山东各地到处都有反洋教风潮。

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反洋教斗争都是反清的秘密会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这说明反封建和反帝已开始密切结合在一起。有了会党的领导，反洋教斗争已不是象过去那样无组织的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各处的斗争往往是一呼百应，暴风骤雨似地向四周蔓延。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人民群众从反抗外国侵略挽救中国危亡出发，对于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先锋及其爪牙的教士和“教民”，更是深恶痛绝，不能容忍。

不满现状的情绪还不仅限于下层民众，在社会上层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要求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加响亮。以上海、湖南和广东为中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在甲午战争后，有了更广泛的发展。改良主义运动中最出名的人物康有为，在 1895 年“公车上书”中即公然提出“变法”的主张，以挽救清朝统治的垂危命运。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主张终为光绪帝所采纳，因而有 1898 年的所谓“戊戌变法”。但是这一改革的尝试经过短短的百日，终又为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所绞杀。另一方面，一部分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孙中山为首，开始建立了革命组织，从事于革命活动。1894 年 11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1895 年 10 月兴中会计划在广州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开始了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

这一切都指明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开始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在不断发展，清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适在这时，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造成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1853—1927》，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 页。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1954 年版，第 5 页。

势面前，清朝统治者仍然坚持着“宁赠友邦，勿贻家奴”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路线，更加奴颜婢膝地对外投降出卖，希图取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更多的支持，以镇压人民，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