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希腊古典时代（上）

希腊波斯战争 希腊世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到公元前 5 世纪末已颇具规模。与此同时，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也统治了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广大地区，并进军多瑙河，控制色雷斯，直接逼近希腊，呈锐不可挡之势。古代东西方两大政治力量的接触，必然导致双方之间的战争， 亦即希腊波斯战争。但就具体情况而论，则战争的起因和双方攻守的态势都表明主要是波斯帝国的侵略扩张引起了希腊各邦奋起应战，正义是在希腊一边，这也是希腊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退波斯大军的原因。

希腊波斯战争的导火线是公元前 500 年小亚的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在起义中，雅典曾派兵给予援助。起义被波斯镇压后，波斯便以雅典援助起义为由，渡海入侵希腊。公元前 492 年，第一批以海陆军组成的波斯问罪之师沿色雷斯海岸南下，但由于波斯海军在北希腊的阿多斯海角遭飓风袭击，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交战就退回亚洲。历史上一般便以此役作为希腊波斯战争的开始（也有以米利都起义之年作为战争开始的）。主要的战斗发生于公元前 490 年和 480—479 年的两次波斯大军入侵期间，但波斯都遭到失败而退回亚洲。以后战争仍时断时续， 直到公元前 449 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才告结束。

在希腊各邦中，反抗波斯最为坚决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以此两国为首， 联合其他城邦组成了有统一指挥的希腊联军。应该指出，在城邦体制下已有长期自由独立传统的希腊人，是不能容忍波斯帝国的入侵和蹂躏的，因此大多数城市都积极投入反波斯斗争，为联军提供各种支援。而刚刚完成克利斯提尼民主改革的雅典，民主政治大有发展，奴隶制经济也呈蓬勃上涨之势。特别是雅典这时扩大了与黑海各地的贸易往来，由爱琴海进入黑海的航道对雅典至关重要，波斯占领小亚和进一步西进便完全控制了这条航道，对雅典形成巨大威胁，更何况波斯铁蹄一旦践踏希腊本土即将造成国破家亡的惨剧。因此，雅典公民群众在战争中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当时曾参战的雅典悲剧诗人爱斯奇里斯在《波斯人》一剧中生动描述了希腊战士在反侵略战争中发出的爱国救亡的呼声：

“前进呀！希腊的男儿， 快救你们的祖国，

救你们的妻子儿女，

救你们祖先的神殿与坟茔！

你们现在是为自己的一切而战！”

但是，不能脱离古代社会的条件来评价这次战争。作为奴隶制国家的雅典，它的作战也是为了本城邦的奴隶制经济的利益，而且随着战争的胜利， 雅典的地位就逐渐从救亡图存转到扩张争霸，遂在战争后期通过控制提洛同盟而发展了雅典的海上霸权。这种转变进一步揭示出这场战争本质上仍是奴隶制国家之间你争我夺之战。

公元前 490 年，波斯皇帝大流士派其甥阿尔塔弗涅斯率大军乘坐 600 艘舰只渡海西侵，直指雅典和曾出兵援助米利都的厄律特里亚。波斯军先攻厄律特里亚，遭到顽强抵抗，但这个位于优卑亚岛上的城邦终因叛徒出卖而陷落，城市被焚毁，居民被降为奴隶。此后波斯军便乘船来到雅典东北部的马拉松，登陆扎营，要象攻掠厄律特里亚那样夷平雅典。但波斯骄横之师却在

马拉松平原上遭到雅典公民军队空前勇猛的打击。据估计，当时波斯海陆兵员总数在 5 万以上，还有号称无敌的骑兵。雅典倾全力征集的部队只能达到

1 万人，斯巴达援军又因故不能赶来，雅典明显处于劣势，公民们都为这场战斗的结果担心。但是雅典方面也有自己的优越条件：首先，雅典全体公民战士有以死卫国的昂扬斗志，而波斯军多属各族强征入伍者，斗志不坚；其次，希腊有重装陆军的配备，当时雅典步兵全身皆着铜铁盔甲，以密集队形冲刺，波斯步兵则仅有藤盾护身，轻装而无甲胄；再加上雅典指挥官米太亚德曾在色雷斯居留，对波斯军队的虚实比较了解，又选择了恰当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营发动猛攻。因此当战斗开始后，以前在波斯大军面前常遭败北的希腊人这次却取得极为光辉的胜利，波斯士兵被打死的达 6400 人，希腊方面

则仅牺牲 192 人。波斯军被打得狼狈不堪，只有窜上舰船，离岸远遁。这次马拉松大捷使希腊人破除了波斯不可战胜的迷信，增强了保卫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马拉松战后，波斯军虽然退走，雅典以一邦之力还难以追击，双方便隔海对峙，都在积极准备日后的再度决战。波斯方面虽遭损兵折将之辱，但整个帝国实力未受触动。大流士死后，继位的薛西斯便大张旗鼓地集中全国军力财力，准备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必欲扫平希腊而后快。

希腊方面的有识之士也看到初战告捷只是即将到来的更大风暴的前奏， 希腊民族仍处在危险之中，全力备战确属当务之急。这些人中最有影响也最有见识的是雅典民主派领袖泰米斯托克利，他曾参加马拉松战役，对波斯舰船之多和未来决战中海军的极端重要性体会甚深，便极力主张雅典应首先建立强大的海军。恰巧雅典的劳立温银矿这时发现一支富脉，可开采出大量白银，他即说服群众不要按旧例把属于国有的银矿出产分给公民，而把它集中起来用于海军建设，终于造好了 100 艘新式的三列桨战船。再经过其他方面

的努力，雅典海军在短短数年间达到拥有三列桨战船 200 艘，实力猛增数倍。它们在数量上虽仍远不及波斯海军，却有灵活快捷坚牢强劲的优点，在士气高昂的雅典公民水兵掌握之下，已具备和波斯海军拼搏的力量。

与此同时，经雅典和斯巴达的努力，许多希腊城邦已认识到局势的严峻和联合抗敌的必要，到公元前 481 年，31 个城邦集会于斯巴达，决定组成全希腊的同盟，一致对抗波斯。大会推举斯巴达为海陆军统帅，重要决策则由同盟各邦共同商定。雅典为了增强同盟内部的团结，明智地把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斯巴达，但事实上它是希腊海军的主力，足可左右作战方针。此外， 雅典公民大会在泰米斯托克利提议下还决定让所有流放者回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使雅典国力更见强盛。因此，当薛西斯下决心要征服希腊，严令各路大军云集小亚，又在海峡修桥筑路，扬言以百万之师问罪西邻之时，希腊人也为挽救他们的民族和文明作出了充分的准备。

公元前 480 年的春天，薛西斯亲自率领波斯海陆大军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横渡赫靳斯滂海峡的军事行动，他下令建造两座联结亚欧两岸的浮桥，全军兵马辎重即由此踏上欧洲土地。据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渡过海峡进入希腊的波斯部队仅战斗人员即有 2641610 人之多，此数显然过于夸大， 可能他是引用了波斯皇帝举行全国大阅兵时宣布的全军人数，实际上，渡过海峡的波斯陆军最多只有 50 万人，战斗人员只有 40 万之数，加上波斯海军

千余艘战船上的 15 万水兵，海陆军战斗人员总数为 50 余万，它和希罗多德说的虽然相差很多，但在当时仍是空前庞大的部队。对比之下，希腊联军劣

势明显：陆军仅 11 万人，海军只有 400 艘战船，而且由于城邦众多，地域分散，能集结在一地抗击波斯的联军往往只有一两万人，因此战争形势对希腊人说来仍非常严峻。

在中希腊的主要道口温泉关，波斯陆军主力和希腊人进行了首次大战， 此关傍山靠海，地形极为险要，守关部队决心在此打一场与国土共存亡的决死之战。他们仅有 7200 人，核心是 300 斯巴达战士，以斯巴达王李奥尼达为司令，面对的却是数十万波斯大军。初次接触后，带头作战的斯巴达人非常英勇、波斯军数度猛攻皆不得手。后来波斯军找人带路迂回绕行至温泉关后面，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难以坚守。李奥尼达命令大部分守军撤离关口， 安全转移到后方，他和全体斯巴达战士则留下死守，鏖战竟日，终于全部牺牲，另外请求留下和斯巴达人并肩战斗的还有 400 底比斯人和 700 特斯皮亚人，他们也都英勇牺牲。温泉关之战为希腊全军树立了榜样，鼓舞了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其精神力量之伟大远胜于具体关隘的得失。从战略布置上看， 这场守卫战也是成功的，它为联军主力在后方的集结和希腊舰队驻防于萨拉米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薛西斯随后席卷中希腊各邦，攻占雅典，把全城付之一炬而得意之时，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只是失败。

公元前 480 年秋，希腊和波斯的海军在萨拉米湾展开决战。此地位于雅典西南，有萨拉米岛和大陆之间形成的狭窄水域，以雅典舰队为主的希腊海军便利用了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自己灵活机动的特点，重创波斯舰队，击沉敌舰 300 余艘，希腊则仅损失 40 艘。波斯海军残余作鸟兽散，已无力抗拒希腊舰队；薛西斯也无心恋战，匆忙撤回亚洲，战局遂起根本变化。波斯虽然还在希腊土地上驻有一支陆军，采取攻势的却是希腊人，这支陆军很快便在 479 年的普拉提亚战役被歼，希腊本土全境获得解放。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在小亚的米卡尔海角再次取得对波斯海军的胜利。此后希腊胜利日渐明朗化，下一阶段（公元前 478—449 年）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希腊人乘胜追击，进一步解放爱琴海上和小亚沿岸的希腊城邦，使整个希腊世界摆脱波斯统治，免除波斯的威胁。公元前 449 年，波斯同意缔结和约，波斯承认小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并承担义务不再派军舰进入爱琴海，希波战争遂正式结束。

希腊波斯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在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希腊的胜利不仅使希腊各邦得以继续发展，尤其使雅典达到空前的繁荣，遂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础。希波战争波斯虽败，对整个帝国说来仍只是局部的边境事件，希腊人还无力越过小亚进入东方，因此波斯帝国仍在继续发展，它所继承的古代东方文明的传统后来又经安息、萨珊波斯和伊斯兰文明而持续不绝，这就是世界文明分为东西方的大格局，而它的最初的分水岭可以说就是希波战争。

雅典海上同盟 普拉提亚战役后，雅典成为希腊联军中最有威力的强国。它的海军是和波斯继续作战的最重要力量，遂使雅典逐渐凌驾各邦、尤其是爱琴海和小亚沿岸各邦之上。这种形势导致了雅典霸权的建立。公元前478 年底至 477 年初，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以同盟金库设于提洛岛而名为提洛同盟。它的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最初入盟之邦有 35 个，后来愈聚愈多，最后达到近 250 个邦， 几乎包括全部爱琴海和小亚的城邦。同盟的章程和伯罗奔尼撒同盟近似，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他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认共同之敌和共同之友，

实际上军事外交皆得听从雅典指挥，所以这个同盟实即雅典霸权的工具，亦称雅典海上同盟。

按协议，入盟各邦皆承担义务共同组建海军。最初同盟可能有 300 艘三

列桨战舰，其中雅典负责装备 150 艘，余由各邦提供。实际上直接提供舰只的盟邦不多，一般都出钱委托雅典代办，遂形成交纳盟金，雅典用之组成舰队的制度。盟金本来是为对波斯作战而收集，但后来却演变为雅典对入盟各邦的一种经济勒索，带有贡金的性质。随着入盟城邦加多，盟金猛涨，最后达到年入 600 塔兰特之数，在希腊当时可算空前庞大的巨款。同盟金库后来也由提洛岛迁到雅典，部分盟金被雅典挪用作国内城市建设之用，可见盟金已全归雅典支配。

随着希波战争接近尾声，作战任务退居次位，雅典对盟邦的控制却与日俱增，同盟就逐渐变质，终于成为雅典控制盟邦的工具。希波战争结束后， 提洛同盟便转化为雅典帝国。自行退盟的城邦要遭到残酷镇压，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按雅典意旨行事。入盟各邦按地域分为 5 个纳税区，实即雅典的监督控制区；除了军事暴力统治而外，雅典还通过在各邦议会和政府中派人常驻甚或担任要职、支持各邦倾向雅典的政派、干涉各邦司法等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控制。

雅典海上霸权的建立为雅典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优厚条件，是使雅典在公元前 5 世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表面上看，雅典这个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民主政治的灯塔，却要奴役统治它的盟邦，在海上同盟内称王称霸，似乎难以令人理解。但若揆之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发展规律，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有其必然性，因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强大以后都要奴役邻邦，尽可能地寻求扩张，即使在国内实行民主共和制，在国外却同样横蛮地推行帝国统治——甚至连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外统治是搞“雅典帝国”。与古代东方帝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所谓的“雅典帝国”是在希腊城邦体制之下建立的霸权，雅典并未吞并结盟各邦，变它们为自己治下的一个城市或行省。并且雅典的霸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城邦、首先是斯巴达的严重挑战，终于引起希腊世界内部相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失败，提洛同盟终被解散。而雅典霸权的建立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乱却也使希腊城邦体制陷于不能自拔的危机。

雅典民主政治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希波战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公元前 487 年，执政官不再经过选举，而是象五百人会议成员那样抽签产生。虽然梭伦改革以来只准第一、二等级任执政官的限制仍然有效，但由众多候选人抽签决定任职终究意味着官职向更广泛的群众面扩散。到公元前 457 年， 公民大会便决定可让第三等级公民任执政官，后来又扩大到第四等级，并一律由抽签产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到希波战争结束，雅典政治可说是已达到在古代奴隶制条件下最民主的程度。

当时担任雅典民主派领袖并执掌政权数十年的是伯里克利（公元前 495

—429 年），故又称此时为“伯里克利时代”。他虽然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一等级中亦居首富之列，但他的家庭却和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他的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他从青年时就投身民主运动，他的老师和诤友是富于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斯，而提携他的政治家则是出身平民下层的厄菲阿尔特。在公元前 461 年厄氏被刺杀后，他便接任为民主

派舵手，指导雅典政局直至逝世。因此，可以说他是一身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恰好反映了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既是奴隶制的又是民主的双重性质。伯里克利为人廉洁奉公、守正不阿，有眼光，善演说，具备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格和气质。雅典在他领导之下达于极盛，因此马克思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①。

伯里克利曾在一篇演说中描述雅典民主政治的理想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体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员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雅典当时的民主政治当然与奴隶群众无缘，但在公民群众中却基本上能实现伯里克利标榜的这些优点。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各级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并都以抽签方式产生。当然，抽签方法也依职位轻重而略有区别。执政官这类最高官职尚须各选区按比例提出一定数量的候选人，然后再从候选人中抽签决定，但候选资格已尽量放宽，无任何财产、等级、资历的限制。其他各级官职和五百人会议成员则在各选区从合格公民中直接抽签产生。当时希腊人的宗教思想仍很浓厚，他们相信抽签是天意所归，赋予它以一定的神圣意义，因此也更显得公平。尽管这种看法有点可笑，它实际上却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其次，民主政治的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民众法庭握有充分的权力。特别是公民大会，这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是大会成员，都有参加讨论发言和投票表决之权，它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即所有公民都直接参加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据估计，当时公民大会每隔八九天便召开一次，讨论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粮食供应、国家债务、官员审核、惩罚和罢免；执政官抽签和十将军选举也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民大会还曾允许任何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无论违法与否），只要他在祭坛上放一橄榄枝表示请愿即可。当此民主政治鼎盛之际，雅典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地位多高，皆不能离开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任何政务大事。他们都处于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的经常督察监视之下，若公民大会认为他有失职守，则无论其功勋威信多高，皆依法惩处，从罢官放逐直至处死。实际上所有公元前 5 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都受过公民大会的责罚，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亦不例外。

第三，在公民大会和公民群众获得国家主权的同时，原有的氏族贵族势力则被铲除殆尽。贵族会议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力，只处理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且，由于贵族会议成员照例由卸任执政官终身担任，此时执政官已向一切公民开放，出身平民的公民也能通过担任执政官而在贵族会议据有席位，这个会议也逐渐变质。因此，总的说来，旧日的氏族贵族奴隶主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贵族特权也烟消云散，这就是伯里克利津津乐道的“任职优先不属某一特殊阶级”。但这不等于上层奴隶主被赶出政治舞台，实际上雅典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13 页。

家仍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只不过取消了贵族左右政坛的特权，让工商业奴隶主得到掌权的机会，并将政权向广大公民开放而已。伯里克利是整个奴隶主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他仍属上层奴隶主，偏重代表工商业奴隶主。

第四，为担任公职和参加城邦政治活动的公民群众发给工资和补贴。按城邦旧制，公民担任公职是尽义务，一律不给工资，甚至要由自己负担有关开销（至于贵族当官以权谋私，借官发财则是另一回事），这种作法实际上使贫苦公民参政大受限制，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打破这个传统。伯里克利首先为担任民众法庭陪审员的公民发给每日生活补贴，颇得民心；遂加以推广， 使五百人会议成员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政府官员在执行公务时皆由国家提供膳费；后来发展到参加公民大会可领取津贴，甚至入场观看城邦组织的戏剧会演也可得“观剧津贴。”这为贫苦公民广泛参政提供经济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还有生活救济的作用。这种公薪制和补贴制最受第四等级欢迎，也使广大群众关心城邦收入而支持对外扩张掠夺。

综上所述，可见雅典民主政治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但作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是广大奴隶群众不仅毫无权利可言，而且被明目张胆地列为专政对象。雅典一切法制、政策都必须服务于剥削与统治奴隶的最高原则，血腥立法而外，还有警察和特务。而且雅典公民群众各个等级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第四等级往往也有一两个奴隶），他们无不支持城邦对奴隶的专政，在经济上对奴隶剥削的苛酷亦不下于其他古代国家。其次，这个民主政治的范围即使在自由民中也是很有限的，妇女皆不能参政，外邦人也无任何权利，这就使自由民人口总数一半以上与它无缘。第三，雅典对内虽行民主，对外、特别是提洛同盟的盟邦却是极端专横残暴的，毫无民主可言。而由于城邦只给自己公民享受权利，公民权本身变成一种特权，公民范围不见扩大反而缩小，非公民获得公民权相当困难，这也就堵塞了雅典在政治上自我扩大之路。最后，还要看到这个民主政治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奴隶主上层手中，只是这些上层分子不再属反对平民的贵族而是支持平民利用民主的工商业奴隶主。在体制上，雅典民主政治也留有一个“漏洞”以便于这些上层分子掌握实权，那就是十将军始终保持选举制，连选连任，并不给薪俸，这就决定了贫穷公民很难当选将军。而将军是掌握兵权的实力人物，伯里克利就是从公元前 443 年起到 429 年连选连任首席将军而控制了雅典政局，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政府首脑。所有这些局限都说明雅典民主政治是古代奴隶主阶级实行统治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 5 世纪希腊的社会经济状况 奴隶制经济在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已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学者们公认希腊为古代最突出的奴隶制社会之一。但是，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奴隶制度亦不尽相同。就希腊本土而言，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内陆以及中、北希腊的西部与北部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奴隶劳动尚未普遍使用。在奴隶制国家建立较久和奴隶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奴隶制度又分为两大类型，即斯巴达型和雅典或开俄斯型。斯巴达型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不发达，实行土地国有制，使用国有的农业奴隶。这种国有农业奴隶多由被征服居民集体遭受奴役而成，耕种土地， 向奴隶主交纳一部分收成。雅典或开俄斯型奴隶制经济虽也以农业为基础， 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土地、奴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生产资料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多通过市场买卖而来，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型

奴隶制经济在希腊世界较斯巴达型更普遍和重要，代表着希腊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以下有关希腊社会经济的分析，将以雅典型奴隶制经济为主。

在希腊世界，农业中使用奴隶可分三种情况：一是斯巴达式的国有奴隶制，农业劳动全由国有奴隶希洛特担任。这种制度不仅见于斯巴达，在克里特岛和色萨利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它往往通过征服而建立，并且是城邦为避免公民分化和加强公民军事活动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公元前 5 世纪已处落后地位而逐渐衰退。第二是贵族田产中使用的奴隶，是农业

中使用私人奴隶的集中方式，但规模不大（一般在 20 人左右），也不很普遍。第三则是自耕农或小农所私有和使用的奴隶，在雅典等希腊城邦农业中最常见，在公元前 5 世纪也是最为发达的农业奴隶经济形式。当时奴隶价格约等于一头毛驴，因此能拥有一两头牲口的小农往往也购买一两名奴隶。在雅典这样民主政治发达的城邦中，小农经济巩固，以第三等级为主的小农几乎都使用奴隶，数目由五六名至二三名不等，甚至第四等级的贫农也常以一名奴隶帮工。从以上三种情况看，可见希腊农业中使用奴隶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可说有耕牛处就有奴隶，但另一方面，公民和自由民中小农的劳动在农业经济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希腊城邦社会必备的特点。

在工商运输业和家务劳动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在雅典等城邦中，则较农业有过之无不及①。手工业作坊可按使用奴隶的规模分为两大类。大作坊使用奴隶约 20—30 人，最多可达 100 余人。小作坊使用奴隶在 5—10 人之间，作坊主一般就是公民中第三等级的手工业者，往往参加劳动，此外也有只用一二名奴隶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在雅典，使用奴隶最多、最集中的行业是国有矿山的采矿业。例如著名的劳立温银矿使用奴隶多达 1 万人以上，由采矿奴隶主分片承包管理，全用奴隶下井开采，奴隶有业主自置者亦有租用者。出租奴隶的多来自中上阶层，往往是大奴隶主。例如雅典首富尼西亚斯就有出租奴 1000 人之多，但他自己不经营矿业，奴隶全用于出租。在矿穴中劳动条件最差，剥削最残酷，奴隶死亡率极高。在家庭劳务中使用奴隶的情况，则几乎包括所有等级的公民。不仅第一等级之家奴仆众多，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中也不乏用一名家奴者。同样地，几乎所有文化名人，无论他是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学者，全都使用奴隶。在雅典，还把奴隶用于一般公务部门，如管理档案文书、担任警察刑吏之类。由此可见希腊社会中奴隶已被普遍使用。在斯巴达，奴隶集中于农业劳动，其数量为斯巴达公民的七倍； 而在雅典，奴隶则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古典文明的光辉成就实际上是以奴隶劳动为其基石的。

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就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说，可说是达到了充分的繁荣。雅典是当时希腊各邦中经济最发达的，不仅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口总数和工农业生产居全希腊之冠，它的产品还远销整个地中海区域和黑海地区，以它为代表也最能说明希腊奴隶制经济的一些特色。从古代奴隶社会总的发展情况看，希腊是继古代东方文明而晚出者，因此，它使用奴隶的普遍和发展程度之高，应看作整个古代奴隶社会已臻发达阶段的一个反映。但和同样也经历了自己的发达阶段的东方古国的奴隶制经济比较起来，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又具有一些自身独有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四

① 在斯巴达，工商业不发达，斯巴达公民不从事工商业活动。只有庇里阿西人经营少量工商业，使用奴隶不多。

个方面：

（一）希腊奴隶使用虽很普遍，却以小规模为主，而且，可称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以雅典为例，它的公民等级财产差别之比按一、二、三等级收入计算，是 5：3：2（即分别为 500、300 及200 麦斗），尽管第一等级中首富之人比一般同级公民要突出一些，但总的来说距离这个基本标准不是很大。据估计，这三个等级拥有奴隶的数目大致是第一等级 25 人左右，第二等级 15 人左右，第三等级 3 人左右，和东方国家帝王将相豪门显贵的奴仆动辄成千上万、甚至十万至数十万的情况相比， 雅典第一等级的大奴隶主，在东方看来只能算中等甚至中小奴隶主。这种小规模是和希腊城邦的公民体制密切相关的。

（二）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各等级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也是以第三等级为首。即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的经济，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仍以雅典为例，据估计当时雅典公民人口（包括家属）总数约为 168000 人，第三等级即占 100000 人，一、

二级合算亦仅 4000 人，况且各级财产收入相差不太大，可见第三等级的重要了。因此马克思说：“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①

（三）奴隶劳动使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或者说，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比重较之其他古代社会为大。前已指出，自从开展殖民活动以来，希腊世界的商品经济便比较发达。公元前 5 世纪时，象雅典这样的城邦可说是以市场和商品经济为一切生产活动的杠杆，不仅工商业完全是商品生产，农业中也以经济作物为主，面向市场，反过来粮食却又大部分依靠进口，也是通过市场。这样一来，尽管古代奴隶制经济始终不脱自然经济的总范围，古代国家也无不以农为本（雅典亦不例外，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希腊社会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已有超过自然经济之势。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 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但商品生产却不能改变奴隶制剥削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奴隶主为了追求商品利润，对奴隶的剥削更为残酷，更不顾奴隶的死活。

（四）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城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和蛮族人。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已取消公民中的债务奴隶制，在雅典影响下，提洛同盟和其他希腊城邦在公元前 5 世纪也普遍保护本国公民不遭奴役。因此，在雅典和其他海运发达的大城邦中，奴隶多来自海外异域，其中有小亚、叙利亚、腓尼基和亚洲各地之人，也有色雷斯人和黑海沿岸的西徐亚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人。战争俘虏仍是奴隶的重要来源，而海盗劫夺拐卖的奴隶和家生奴隶也不在少数。各城邦都有奴隶市场，希腊世界最大的奴隶市场则是爱琴海上的开俄斯岛。本城公民不得为奴以后，有利于使全体公民共同对付奴隶，奴隶主的专政反而更见巩固，甚至象雅典这样号称民主典范的城邦， 公民群众对奴隶的镇压也从不放松。

由于这些特点，希腊奴隶制可称为古典奴隶制，和古典城邦体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对希腊社会中奴隶人数的估计，却不能因其使用普遍而认为奴隶一定要比自由民多得多，从上述的小规模、第三等级为主等特点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71 页。

以作此推定。目前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是，以最发达的雅典为例，总人口 40

万人中，奴隶 20 万，公民 16.8 万，外邦侨民 3.2 万，因此奴隶只占人口的50％，至于整个希腊世界，则比率还要低一点。例外的恐怕只有斯巴达和开俄斯岛，因为斯巴达那套希洛特制度比较彻底，作为国有奴隶的希洛特显然要比斯巴达公民多得多；而开俄斯岛则是最大的奴隶市场，所以古人都说那里的奴隶多如牛毛。但总的说来，希腊社会奴隶与自由民之比不会超过 50

％，虽然较之古代东方各国，这个比例仍是大大超过了（古代东方约在 30％ 以下）。

希腊奴隶社会尽管在公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奴隶仍是非常严酷的，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希腊城邦的专政措施无孔不入，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更是五花八门，从鞭打开始、直到吊起脚来、抽筋折骨、剥皮、绞杀、烧死、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对奴隶的虐杀构成希腊古典文明最阴暗的一面，却也是最本质的一面。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之下，希腊奴隶群众的反抗斗争异常激烈，方式多样，从怠工、逃亡、击杀个别奴隶主、利用奴隶主内部矛盾打击奴隶主，直至武装起义，发动奴隶主最害怕的“奴隶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雅典的奴隶和斯巴达的希洛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尤以公元前 412 年雅典 2 万名手工业奴隶大逃亡对雅典打击最大。奴隶起义战争多次爆发，其规模最大的两次皆发生于伯罗奔尼撒：公元前 494—468 年的阿哥斯奴隶起义，先后坚持 20 余

年；公元前 464—453 年的斯巴达希洛特大起义则几乎摧毁斯巴达城，虽然最

后失败，却坚持斗争达 10 年之久，粉碎了斯巴达陆军天下无敌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