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同时期的世界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巨变时期

春秋战国历史概况 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始于公元前 722 年，终于公元前 481 年。因此学者常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起点

有不同说法，终点则为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六国。这里所说的“春秋战国”

时期泛指公元前 770 至 221 年由东周至秦的这一转变时期，并以《史记·六

国年表》起始的公元前 475 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将这约 550 年时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段称为春秋时期，后一段称为战国时期。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地位日益衰落。西周晚期在东方（今河南新郑一带）建立起来的郑国曾经是周王室的主要依靠力量，并且强盛一时。当时北方的戎狄族时常侵犯中原诸邦，南方的楚逐渐兴起，吞并附近小邦，并且力图向中原扩展。有华夏之称的中原诸邦，面对来自南方和北方两面的压力， 又缺乏一个团结的中心，形势相当危险。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以管仲为相，励精图治，齐国强大起来。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华夏诸侯，公元前 679 年与一些诸侯会盟于鄄（今山东鄄城县），开始称霸。公元

前 656 年，齐桓公伐楚，与楚定盟而还。一时对楚的北上起了抑制作用。从齐桓公称霸起，进入了春秋中期，即大国争霸时期。齐桓公死后，齐

国一度内乱，虽不失为大国，但已失去霸主地位。宋襄公曾经想作霸主，但失败了。楚的势力更加强大，严重威胁中原各邦。公元前 632 年，晋文公率齐、秦等国联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大败楚、陈、蔡联军，再次抑制了楚的北上。晋国从此成为中原霸主，历时约百年。同时楚则称霸于南方， 与晋争霸。公元前 597 年，楚庄王大败晋军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势力

伸入中原。公元前 575 年，晋军大败楚军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公元前

557 年，晋军再败楚军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北）。晋楚长期争霸，互有胜负，而成为它们争夺对象的中原郑、宋等国却受尽了战争与向霸主贡赋之苦。东周初在关中建国的秦，大体与晋同时强盛起来，因为被晋挡住了东进的出路，只好称霸西戎，并与齐相对应，成为仅次于晋楚的东西二大国。

公元前 546 年，宋国大夫向戍利用自己与晋、楚两国执政大臣都有私交的条件，向他们提出“弭兵”的建议，结果约了十几国的代表在宋集会，晋、楚两国共同作为霸主。从此进入春秋时代的晚期。这一时期，晋国内部卿大夫势力扩大，互相争夺，公室地位削弱。楚国也因东方的吴国（都于今江苏苏州）兴起而受到了严重牵制和打击。公元前 506 年，吴大举攻楚，陷楚都。后来吴虽退去，楚国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在吴国的后面，越国（都于今浙江绍兴）也在楚的支持下兴起。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军，

越王勾践表面屈服于吴，实际上准备复仇。公元前 482 年，夫差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迫使晋人让出盟主地位。可是就在这时，越人已经从后方乘虚攻入吴都。吴刚夺得中原盟主地位，就被越人捣了老巢。公元前 473 年，勾践灭吴，夫差自杀。勾践亦曾北上争霸中原，但是越的霸权也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衰落了。春秋时期少数大国争霸的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战国七雄间的剧烈斗争。

在春秋时长期称霸的晋国，公元前 453 年实际已被韩、赵、魏三家大夫

所瓜分。至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又被周王“命”为诸侯，正式成

为三个独立国。公元前 391 年，齐国国君（姜姓）已被田氏迁于海岛；公元

前 386 年，田和又被周王“命”为齐君。齐、楚、燕、秦、韩、赵、魏成为战国七雄，其他十几个小国则渐趋衰亡。周王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君主；承认韩、赵、魏三家与齐田氏为诸侯，是周君以“王”的身份做的最后一批官样文章。以后的战国群雄中就很少有人再来打尊周王的旗帜， 与春秋时期的霸主们以“尊王”为号召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在战国初期，魏在七国之中最为强盛。魏国第一代君主文侯以子夏、段木干等儒者为师，以法家李悝为相，以军事家吴起为将，还任用西门豹等贤能之士。李悝实行改革，一面用种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一面废除世禄制度， 不以出身而按能力用人。因此，当时魏国富强，曾几次打败秦国，占有了西河（今陕西北洛水以东、黄河以西地区）。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即位，随后任用商鞅进行改革：开始就重农抑商， 奖励军功，即使是宗室，无军功也不能受爵；进而又废井田、开阡陌，普遍置县，统一境内度量衡等。改革持续了约 20 年，秦国由原先的落后并较弱的国家一变而为强国。与西方秦国兴起同时，在东方，齐威王也任用贤能，整顿吏治，广招学者，使齐国强盛起来。在南方的大国楚国，楚悼王曾任用从魏到楚的吴起（公元前 382 年）为令尹（即丞相），实行废除贵族某些特权、撤销烦冗的官职、加强军事训练等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因楚悼王死而很快中止，但旧贵族的力量在此前后受到了不小打击。其他燕、赵、韩诸国，在以后不同时期也在某些不同方面有程度不同的改革。从商鞅改革起，可说战国时代开始进入了中期。

战国中期是各国内部变化迅速的时期，也是七雄进行殊死搏斗的时期。原来强盛一时的魏国，到这时东面一再败于齐国，西面屡次受到秦的攻击以致失去西河之地，南面也曾受挫于楚。魏失去原来的优势，秦却迅速强大起来。秦继续向东扩展，使东方各国，首先是韩、魏、赵受到严重的威胁。魏曾想联合齐国抗秦，没有成功。公元前 318 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计划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联盟首领；联军攻秦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秦人开关迎战，五国失利而回。秦又向南扩展，灭了蜀巴，并夺取楚占的汉中。楚与齐原曾有联盟关系，但受到秦的离间而绝齐亲秦，结果导致大败。以后， 东方各国又曾再三合谋攻秦，但都因相互间矛盾、冲突不已，很容易就被秦瓦解了。当时，东方各国南北一线形成的反秦联盟，史称“合纵”；秦人则全力瓦解“合纵”，让各国从东到西形成一个服从秦国的体系，史称“连横”。齐与燕距离秦国远，初未受到秦的直接打击。可是其间齐曾利用燕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的机会，一度出兵攻占燕国（公元前 314 年），大掠而归；

以后（公元前 284 年）燕又攻齐，下 70 余城，齐在莒与即墨二城守了五年，

才将燕军逐出齐境。秦利用东方各国的矛盾，不断东进。公元前 278 年，秦大败楚，攻占楚郢都，楚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原来还可以和秦较量一下的齐、楚两大国严重削弱，秦国独强之势已成。

楚都东迁，可说是战国晚期的开始。这一时期是秦继续利用东方诸国的矛盾，逐渐予以各个击破以最终实现统一的时期。不过，秦的兼并仍然遇到抵抗，有时甚至是很有力的抵抗。公元前 260 年，秦大败赵于长平（今山西

高平），坑赵降卒 40 万。赵都邯郸一度岌岌可危，但是魏公子信陵君救赵，

挫败秦军（公元前 257 年），赵得以不亡。以后秦攻魏，也曾被信陵君所击

败。但是魏王不信任信陵君，使他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公元前 246 年，秦

王政即位，他在统一后称秦始皇帝。公元前 241 年，赵、楚、魏、燕、韩五国联军攻秦，但被击退。这是东方国家的最后一次合纵行动。秦继续东进， 但仍然曾经被赵将李牧所击败（公元前 233 年，232 年）。公元前 230 年， 秦灭韩。229 年，攻赵，用反间计使赵杀其名将李牧。228 年，灭赵。225 年， 灭魏。223 年，灭楚。222 年，灭燕。221 年，灭齐。至此秦统一六国，战国时代结束。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经济飞跃发展的时期。在春秋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炼的铁都是公元前 6 世纪（春秋晚期）的。不过在这些最早的铁制品中，不仅有在较低温度中炼出的块炼铁，而且有在高温中炼出的生铁。西亚、南欧、印度的铁器时代开始较早，可是那里长期只能生产块炼铁，直到公元 14 世纪欧洲才成功地炼出生铁。中国铁器时代开始较晚，而进步很

快，炼出生铁竟比欧洲早了近 2000 年。在农业方面，从前靠人用木制的耒耜翻地，随着铁器的制造，出现了用牛引铁犁的耕种方法，农作的效率空前提高。

从前每一个邦的领土面积都不大，通常包括国和野两个部分：都城（在古代也叫作国）和周围的郊区算作国，郊以外的边远地区叫作野。居住在国的人称国人，居住在野的人称野人。国人包括卿大夫等贵族和作为士的享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因为士在国人中居大多数，所以古书上有时又把国人和士等同起来。在国中专门划出千亩称为籍田的土地，每年由国君率领国人耕种（籍田原是部落公田的残余，自应由部落首领率领大家耕种；后来国君和贵族的参加都变成象征性的），收入供本邦宗教和礼仪之用。郊区的土地划为份地分给一般国人即士，士的义务是服兵役和纳军赋（交一定数量的军用物品）。国君掌握野的土地，并把其中一部分作为封地封给贵族。野的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部分。野人必须先在公田上为国君或贵族献出无偿劳动， 然后才能种私田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主要义务是为国君和贵族种地，还必须服劳役和辅助性的兵役。到春秋中后期，以上情况逐渐改变，例如，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初税亩”，由借民力

耕公田改为按亩收税；哀公十二年（公元前 483 年）又“用田赋”，由国人出军赋改为按所占田亩交军赋。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关。正是因为农田亩产量的提高，统治者才会认为按亩征收赋税是更为有利可图的事。这一改变又带来了两种重要的后果：第一，既然按亩征收赋税， 从前的公田和籍田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再和公田发生关系的农民变成为个体的小农；第二，既然赋和税都按人们所占田亩来征收，从前国人和野人的区分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除了贵族以外，他们都一律成了平民。

随着铁器的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仅在制陶器、制漆器、制皮革、制盐、纺织、酿酒等方面有很多进步，而且一些豪民经营相当大规模的冶铁业，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家族，如赵国的卓氏、魏国的孔氏等等。与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商业也发展起来。不仅地方性的商业有所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往来经营与各国之间的大商人。孔子的大弟子子贡就是一位由经商而致富的大富翁，到各国都能受到人的尊重。从前，只有贵者才是富者，不同数量的财产总是和不同等级的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的；到这时候，由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的发展中产生的一批大富翁，他们没有从国君获得封地，没有贵族身份，可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财富，甚至比

一些没落中的贵族“封君”还富有得多。古人把这些没有封地而富于“封君” 的人称为“素封”，意思就是没有“封君”身份的封君。

原来贵族们的主要剥削对象是野人。野人无偿地为他们耕种封地，也就可以耕一分私田来养活自家。号为“素封”的新富人在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中主要剥削奴隶和雇工，在经营农业中则除奴隶、雇工以外，还剥削租佃土地的农民。刚刚同公田断了关系而新产生的个体农民，他们成了可以自由经营的小自耕农。他们一般是以五口之家种田百亩。可是他们的生活一般是不富裕的。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为个体农民的年收支算了一笔账。他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 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 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 人率用钱三百，五人岁终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①在这样情况下，大多数个体农民只有靠加强劳动和降低生活水平来勉强维持生存；一遇天灾人祸，他们就会陷于破产处境，失去土地，沦为雇工、佃农以至奴隶。

原来在国人内部是有着固定的宗法关系的，在野人中也有宗法或类似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随着国人与野人区别的消失、破产农民的流徙以及商业人口的移动，曾经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逐渐解体了。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大变化。

由“封建”而郡县 以上说过，逐级的“封建”关系是和逐级的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宗法关系的解体的过程也就是原来的“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被挖空的过程。不过，这种过程是自然的、渐进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急剧的兼并，对“封建”的解体与郡县的产生起了明显的加速作用。

西周以上，邦国之间虽常有战争，但灭国的现象不显著。一个大邦征服了一个小邦，只要求后者纳贡并听从指挥，结成一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商、周时期天子（王）与诸侯的关系实际就是这种不平等的联盟关系。春秋以下， 灭国的现象日益盛行。征服者常常把被征服国并入自己的领土，而取消了其原有的国家。征服者怎样处置这块新土地呢？按传统，一邦的郊区是国人分地所在，而郊以外的野直属于代表国家的国君；国君可以直接掌握它，也可以分封给贵族作封地。新征服的地区在郊以外，其地位和野是相当的，因而其处置权也就落入国君之手。春秋时期就开始有了“县”和“郡”的名称， 这两个词原来都有直属于国君的意思。晋和楚是春秋时期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它们灭国很多（楚灭国尤其多），设立县和郡也较早。晋、楚两国设郡县的办法有所不同。晋常把县、郡分封给功臣，走的基本是分封的老路；结果晋国内部贵族纷争，曾经是春秋时期最强盛国家的晋最后分裂成为韩、赵、魏三国。楚国也有过把县分封给功臣贵族的事。但是楚很快改变了这种办法。例如，申、吕两国（在今河南南阳以北、以西）被楚兼并以后，成为楚与中原争霸的重要前沿阵地。曾经有人想把申、吕变为功臣、贵族的赏地，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会削弱楚与中原争霸的力量。于是楚国的重要地区都掌握在国君手中，其他地区的贵族、功臣封地也逐渐由永远世袭改为两代人以后就收归国家。这样，楚在春秋时期就成了君权最集中的强大国家。

① 见《汉书·食货志》。

到了战国时期，郡县制开始有所发展。边防重镇地区往往设郡，而在内地则相当广泛地设县。齐不设郡而设都，性质大体与郡相当。郡县制是和官僚的俸禄制密切相关的。奉国君之命镇守郡县的官员，不再得到封地，而是得到俸禄。在战国时期，功臣或贵族变为封君的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这时的封君和过去的封君已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封君就是其封地范围内的世袭统治者，而战国时期的封君只能收取封地的赋税以代替俸禄，封地的行政不是由国家委派的官吏管理就是由国家派来的“相”来管理，而且封君也不再有世袭封地的权利。所以，这种封君实际已经是一种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形式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历史呈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从一方面看，随着强大的西周王朝的衰落，出现了诸侯长期纷争的混乱分裂局面；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个纷争过程中，郡县制逐渐取代“封建”制，众多的小邦兼并成为少数几个大国，最终又由秦统一为一个郡县制的帝国。所以，春秋战国的分裂实际上为更高一个层次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夷夏界限的变化 远古时代在各地散布许多部落，无所谓夷夏问题。夏、商两代的王朝和一些方国进入了文明时期，同时还有许多部落仍处原始时代。周原是一个进入文明较晚的方国。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他的同盟军中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落。这些部落的名称见于《尚书·牧誓》，是可靠的。但是它们的详情现已不得而知，大抵都是居于中原西南方的少数民族。周统治者一方面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的关系，一方面又自称为“夏”。这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是夏文化的继承者，因而不在殷商以下。“夏” 字在古代还有“大”的意思，周人以夏自称，也包含了尊大自己的意味。于是周王朝和从属于周的中原诸侯国逐渐自称为“诸夏”，并把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当作野蛮人而和诸夏对立起来。在春秋时期，诸夏又称为诸华，或华夏，少数民族则泛称为夷或夷狄。

华夏和夷狄之间，的确曾经有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但是又长期有着密切的共处关系。在西周时期，距离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 和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不很远的地方都有夷狄居住，封在今山东省的齐国和鲁国必须与附近的东夷、淮夷反复周旋，封在今山西省的晋国长期和戎狄杂处，南方的楚国的统治家族虽然可能是早先从中原移居去的，但实际上也入乡随俗而蛮夷化了。西周的国王们曾多次发动对北方的严允（犬戎）和对南方的楚（荆蛮）的战争，都未能征服他们。最终西周却灭于犬戎之手。到春秋时期，北方的山戎南下，一度灭了卫国，南方的楚国向北扩展，封在汉水流域的姬姓诸国都被吞并了。中原的诸夏一度面临很严重的局面。

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联合诸侯，打败山戎， 帮助卫国复国，又抑制了一下楚北上的势头。孔子曾经说，如果没有管仲， 我们就都是“披发左衽”的野蛮人了。他肯定了齐桓公和管仲保存中原先进文化的历史功绩。以后齐的霸业为晋所代替，形成了长期晋楚争霸的局面。就在大国争霸的同时，晋、齐、秦等国都把邻近的夷狄纳入本国版图，加速了夷夏的融合进程；楚则一面兼并附近诸小国和蛮夷，一面迅速地华夏化。到春秋晚期，吴、越先后起来争霸时，他们自身也迅速地由蛮夷转变为华夏。到战国时期，各大国内部都不再有夷夏的问题，所谓夷狄主要已指北方塞外的胡（即匈奴）和华南地区的越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华夏族， 也就是以后汉族的前身。

古代中国人有重华夏而轻夷狄的思想，这就同古代印度的雅利安人称异族为“蔑戾车”和古希腊人称异族为“蛮族”一样。不过，古代中国人对夷夏的区分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重文化而非重种族的区分标准。

孔子到过许多华夏的国家，都不得意。他一度想到“九夷”（可能就是在鲁国以南的淮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太落后（陋）了。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①孔子没有把夷当作异类，甚至认为，只要“君子居之”， 他们的落后状态也是可以改变的。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是他们都在“中国”（指华夏地区）行仁政，就都成了圣人。②夷狄之人不仅可以变为华夏之人，而且可以成为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品位的圣人。孔、孟这些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夷夏关系史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夷变夏和夏变夷的事例太多。例如，相传周人的先祖弃是尧舜禹的后稷（负责农业的官），原来属夏；后来子孙迁居戎狄之中，一变为戎；到公刘时期又逐渐向文明过渡，再变为夏。又如，周族一支在殷末南迁入吴，一变为蛮夷；到春秋后期，吴又再变为夏，等等。其二是，夷夏之间的交往和婚姻很多。例如，著名的霸主晋文公本是大戎狐姬之子。按母系，他是夷狄，可是不妨成为尊王攘夷的诸夏首领。晋文公的母亲无疑是夷狄，可是又姓姬，与周王和晋君都同姓，所以这一支戎在历史上可能与周有血缘关系。由于这两种情况，人们很难以种族或血统来确指谁为夷谁为夏。于是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自然地就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了。

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士的活跃与百家争鸣 当一邦之内国和野的区分还明显存在的时候， 士在国人中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本邦拥有份地，既参与邦内政治斗争，又是军队中的主力。他们和自己的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把离开“父母之邦” 当作一件大事。随着国野区分的消失，士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可以来自原来的国人，也可能来自原来的野人；可以家财富足，也可能一贫如洗。他们从农、工、商业中游离出来，到处求师访友，小则学得一技之长， 大则自成一家之学。他们的活动已不再限于本邦，为了求职或实现其理想， 不惜奔走于各国之间。

在春秋后期，孔子首先开私人讲学之风。从他受过学的人很多，其中学得某种专长的杰出之士也有几十人。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主张实行仁政。仁政就是爱人之政。不过，孔子主张的仁，是从爱自己的老人和小孩开始， 从近亲到远亲以至不相识的人，一层层地把爱推展出去。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人的爱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把爱分成不同的层次和等级，这就是礼。孔子的仁是和礼结合在一起的。孔子认为，各国的君主和贵族，只要把对自己亲属的爱推施于人民，那末理想的盛世就会到来，当时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残酷斗争就会消除。孔子为了实现其理想，曾经到过许多国家，想说服其国君，而结果都无成效。他回到鲁国整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以教育事业终老。

战国初期，墨子继孔子而起，开创了墨家学派。墨子看到当时不义战争

① 《论语·子罕》。

② 《孟子·离娄下》。

既多而又残酷，所以主张“非攻”。为了非攻，他主张“兼爱”。他反对孔子主张的分层次、有差别的爱人即仁，而主张爱无差别，爱陌生人的父母要象爱自己的父母一样。这就叫“兼爱”。他把“兼爱”说成是天神的意思， 这就是他的“天志”。墨子和他的弟子自己生活极其刻苦，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以帮助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墨子的主张也没有被任何国家的君主所采纳。

约自战国中期起，开始形成道家学派。这一学派的两部代表作是《庄子》和《老子》。《庄子》书中主要思想是战国中期的庄子的。老子其人为谁， 司马迁写《史记》时并存三说，已难断定。《老子》一书晚于《庄子》，这大概是无问题的。《庄子》和《老子》都从当时历史看出一种矛盾现象：知识和技术越进步，人们之间的争斗也就越诡诈，越野蛮。他们都主张使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自然状况，以解除当时的激烈社会矛盾和斗争。道家主张君主“无为”，这样人民就朴实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也就是“无不为”了。

《庄子》和《老子》也有不同之处：《庄子》倾向于逃避现实，以保全自己；

《老子》则主张以柔克刚，倾向于以退为进。

在战国中后期，还形成了法家学派。商鞅是一位有系统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不过今本《商君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后世法家托商鞅之名写的。真正系统地提出法家思想体系的是战国末年的韩非子。韩非认为历史是在进步的，但也承认与这种进步同时出现了人心不古的现象。他也和道家一样认为仁义道德是无用的，不过他不主张复古，而主张利用人们好利恶害的欲望， 通过赏罚来控制人民。韩非和道家一样主张愚民，主张堵死人们以知识、技能谋富贵的道路。他要求人民在平时尽力种田，上战场拼死杀敌，凡是在耕与战上有成绩的都给与奖赏，否则给以重罚。他也主张君主“无为”，那就是不做任何具体工作，只独自掌握并运用好赏罚的大权。这样臣民们自然会把一切都做好。韩非认为，对人民施仁政是没有意义的，儒家和墨家的主张早过时了。他主张君主要独断无情，实行严格的专制统治。法家思想成了秦统一六国并建成专制帝国的理论支柱。

在儒、墨、道、法以外，还有阴阳家、名家、农家、神仙家等等，而作为“显学”的儒、墨两家内部又各自分成许多流派。这种百家争鸣的现象， 是西周社会体系与礼乐崩坏的自然结果，也是应战国时期社会剧变的需要而生的产物。战国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一个文化空前繁荣局面， 在世界古代史中也占居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