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雅典城邦的形成

早期雅典及其贵族统治 雅典是唯一可和斯巴达相比的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希腊城邦。它在荷马时代已是铁器文化和几何形风格陶器生产的大中心，但对海外殖民运动雅典却以其国大地广而始终未积极参与，因此早期雅典的历史比较沉寂，有关资料也较贫乏。一般认为雅典国家大约是与斯巴达同时建立的，但标志其建国立邦的古代传说却比较含糊，因为后世按托古改制的惯例把雅典城邦建立放在一位传说中的英雄身上，编造出“提秀斯改革” 的故事，遂使问题复杂化了。按古代神话，提秀斯是属于迈锡尼时代的人，距离建立城邦的公元前 9 世纪末有好几百年，显然名不符实。但若把改革看作城邦建立的一种活动，则有其历史内容。因此，可以说所谓提秀斯改革是

指当时雅典某位头领和民众共同进行的创建城邦宪制的活动，它的中心内容是联合境内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这一过程希腊人称之为“塞诺西辛”，意为联合一统。雅典是以协议方式建立国家，和斯巴达之通过征服立国不同。通过塞诺西辛而建立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便是城邦国家的雏形。

提秀斯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把国内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规定贵族充任官职、执行法律，农民和手工业者只在公民大会中有一席之地，绝不能当官掌权。这样一来，公民中贵族和平民（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划分便很明显，为日后雅典的贵族政治奠定基础。当时雅典的国家首脑，显然仍是国王，古史传说也提到雅典曾有一个王朝，只是具体情况不很清楚。以后的演变则是王权逐渐衰落，贵族大权独揽。到公元前 8 世纪间，

雅典城邦的首脑已不是国王而是执政官（或称“名年执政官，因公元前 683 年后以其名纪年），但国王（巴赛勒斯）之名仍保留在行政官名中，它是位于名年执政官之下的一个执政官的称号，可译为王者执政官或祭仪执政官。从王名保留的情况看，王权的取消似乎未经过暴力废黜。此时中央议事会已成为贵族会议，只有贵族才能参加，各执政官由它从贵族中选定，交公民大会形式上通过。执政官最初是终身职，后改为十年一任，到公元前 683 年改为一年一任，雅典的贵族政治至此达其顶峰。

这时雅典的执政官多达 9 人：首席或名年执政官是国家元首，执掌内政；王者执政官主持节日庆典、宗教仪式并管理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统理军务；最后 6 名司法执政官管理司法和整编法令。九执政之制使贵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无孔不入，他们包揽官职，自订法律，在政治上压迫平民群众，经济上则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使贫苦的农民、手工业者破产流离，甚至卖儿卖女，无以为生。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充分揭露当时贵族统治的黑暗，他在《雅典政制》中指出：

“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保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这时雅典的政治完全是贵族寡头的统治，在民众眼中，宪法上最残酷最苛虐的部份就是他们的奴隶地位。”

梭伦改革 正如亚里斯多德上文所提，贵族统治的改变是从梭伦之时开始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梭伦改革。梭伦也出身贵族，所以他有资格当选首席执政，但他不是那些作威作福的贵族显贵。他的家境中平，早年曾兼营贸易，与商旅为伍，并且周游海外，成为饱学之士，被时人誉为“七贤”之一。他常在诗中抨击贵族，同情平民，又曾在雅典与邻邦麦加拉的战斗中勇立军功，率众攻克应属雅典的萨拉米岛，因此他在群众中很有威望，既是英雄诗人，又是一位体察民情的革新派政治家。当时雅典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政局动荡。不满的平民群众已准备铤而走险，武装起义一触即发；贵族统治阶级依然顽固不化。但社会上却有了一批靠经营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他们多出身平民，有钱而无势，也对贵族统治不满，政治上逐渐站到平民一边。应该说，梭伦以整个城邦公社的利益为重，主张不偏不倚的立场，在阶级阵营中实际上是这批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他既痛恨贵族的顽劣，也不愿引发平民的暴动，主张以改革方式解决平民备受压迫的各类问题，搞一个带有立

宪意义的改革运动。他的立场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支持，遂在公元前 594 年选举他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这是一个解放平民的伟大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雅典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同时永远禁止放债时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也就是在公民中取消债务奴隶制。不仅国内因负债被奴役的公民立即获得自由，国家还负责赎回那些被卖到国外的人。与此有关的是，那些因负债而押出土地变为“六一汉”的人，现在也把田地上的债权标志一扫而光，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

《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

《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 500 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 52 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

等级是收入 300 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 200 麦斗

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 200 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对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 4 部落各选 100 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梭伦还制定一些较进步的法律，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处死、任何公民皆有权提

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孤寡妇孺等等。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综观梭伦的各项改革，可见它在解救人民疾苦、消除贵族特权方面迈了很大的一步，同时也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总的说来，它是把雅典引上了建立奴隶制民主政治和发展奴隶制工商业的道路，这也是符合当时希腊城邦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亚里斯多德说梭伦“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是很正确的评价。在梭伦改革后的百余年间，雅典始终遵循着他开辟的这条道路，继续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终于使雅典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

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 梭伦肩负仲裁制宪大任的执政任期只有一年，届满后便飘然离任，出国远行，此后始终未入政坛，直到公元前 560 年去世。据说改革后期曾有人建议他搞僭主政治，被他婉言拒绝，以示他对城邦政治的忠诚，反对个人独裁。但是，梭伦以后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从阶级背景看，大体可说平原派代表贵族，山地派代表农民，海岸派代表工商业者。按希腊城邦的惯例，派别斗争激烈时，往往有利于执政者加强权力，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而僭主政治一般有反贵族的倾向。何况，在雅典梭伦改革已为反贵族阵营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期斗争的结果，是山地派的领袖、曾为梭伦之友的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他依靠农民支持以武力夺取政权，给贵族一定打击，从公元前 541 年开始牢固统治雅典。他于 527 年逝世后，其子又

继而统治了 18 年，直到 510 年被人民推翻。将近半个世纪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在雅典历史上也写下重要的一章。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总的说来对农民比较关怀，也支持平民势力而反对贵族。他继续执行梭伦的立法，使雅典仍然按梭伦改革确定的路线发展。公民大会和执政官的选举照常进行，只是担任官职的人皆属他的党羽。他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低利贷款支持农民种植葡萄。在把司法权集中于城邦政府的同时，又设立乡村巡回法庭，就地解决纠纷，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干扰。他还经常四处视察，解决僻远山区农民提出的问题。尽管他组建私人卫队并过着豪华的生活，平民对他的僭主政治犹有好感，他掌权期间雅典的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发展。因此亚里斯多德评述说：“庇西特拉图处理国政是温和的、而且是宪法形式的；他每事仁慈温厚，对待犯法的人尤其宽大⋯⋯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和平，保持安靖；所以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在僭主统治的公元前 6 世纪后半期，雅典工商业有显著发展。雅典陶器生产在希腊世界位居前列，畅销于地中海东西各地，也深入黑海沿岸，随着精美陶器外销的还有酒与油，这两项农产品也居雅典外贸的大宗。由于庇西特拉图与邻邦和小亚、黑海一带国家皆保持友好关系，雅典对外联络方便、商路畅通，它铸造的钱币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受到重视。庇西特拉图特别注意控制雅典通往黑海的商路，在小亚西北角建立了雅典殖民地西吉昂，并支持雅典商人开发色雷斯的金矿。他在雅典大兴土木，既促进了建筑业和有关行

业的发展，也使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刻艺术的中心。他还注意提倡文艺，出资组织隆重壮观的节日庆典，把许多诗人请到雅典，礼遇优渥，荷马史诗的整理写定便在雅典进行。因此，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仍是按梭伦期望的那样繁荣起来了。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仁政”，专制的黑暗、奢侈、傲慢引起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终于在公元前 510 年被群众推翻，被逐的希庇亚斯最后跑到波斯，叛国求荣。雅典人民获得自由后继续奋斗，赶跑了乘机和流亡贵族勾结而一度进入雅典的斯巴达军队，并促成了公元前 508

—507 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推进了一大步。

克利斯提尼改革 克利斯提尼也是象梭伦那样出身贵族却支持平民的民主政治家，他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其内容之一是废除传统的 4 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 10 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揉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利斯提尼便以 10 个部落各选 50 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新创：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总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 500 成

员按部落分为 10 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 50 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克利斯提尼改革还导致雅典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 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个措施是实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

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 6000 而某

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 10 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综上所述，可见克利斯提尼改革是继梭伦之后把雅典民主政治推向高峰。此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洪流便不可逆转地向前猛进，因此亚里斯多德说这一改革“比梭伦宪法要民主得多。”恩格斯也认为它是雅典国家建立过程的完满结束，而且，“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①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一系列民主改革而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实力已可使它在即将到来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中接受空前严重的挑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1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