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希腊古典时代（下）

伯罗奔尼撒战争 提洛同盟演变为雅典帝国后，雅典成为希腊最大势力，引起斯巴达和它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敌视。在伯里克利执政期间， 帝国政策未尝放松且有变本加厉之势，斯巴达的干扰对抗亦与日俱增，终于爆发了历时二十余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 年，其中 421—415 年一度休战）。两强相争，必有一战，这是奴隶制国家对外关系的必然规律， 但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除了一般的奴隶制强国争霸之战的意义而外，还反映了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它既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战后又无法导向稳定的联合，于是战乱频仍，表明城邦制度已难以适应希腊奴隶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此战以雅典失败为结束，更使处于上升阶段的古典文明顿遭挫折。

战争的第一阶段从公元前 431 年开始，至公元前 421 年休战而止。公元

前 431 年春，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中希腊城邦底比斯袭击雅典的盟友普拉提亚，被击溃，雅典随即拘留所有雅典境内的底比斯侨民，战争遂不可免。原来，在此之前，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已有多次摩擦。从公元前 457 年起， 雅典海上帝国与色萨利和阿哥斯结盟，同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兵戎相见，进行了多年战争。至公元前 445 年才签订和约，但矛盾继续发展。

公元前 432 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决定向雅典提出一些明知它不能同意的强硬要求（例如驱逐伯里克利）。雅典亦针锋相对，在公民大会上对这些要求断然拒绝，意味着双方都在准备诉诸战争。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便成为导火线引发了希腊两大势力的决战。在 431 年 6 月，斯巴达军侵入雅典， 战争遂全面爆发。

从战前的基本形势看，雅典海上同盟积极扩张，四处插手，已危及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利益，而雅典民主政治的霸权更使坚持贵族寡头统治的斯巴达深感不安。雅典工商业发展已从黑海而西扩入爱奥尼亚海，侵犯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大工商业城邦科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矛盾更难以缓和。伯里克利认识到战争绝难避免，作了一定的准备。他知道斯巴达将采取陆上围攻之策， 遂把雅典取胜的条件放在海上反击和城市固守等方面。为此他修筑并加固了连接雅典城和海港皮雷埃夫斯的长垣夹道，相信只要此墙未破，雅典城就能直通大海，不仅不怕斯巴达的围攻，同时还可凭其优势海军袭击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市。

出乎雅典方面意料的是，当斯巴达军占领郊区农村，农民纷纷逃入雅典城内时，密集的人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却使海外传来的瘟疫（可能是鼠疫） 大为流行。据估计，全城居民的 1/4 染疾而死，更严重的是，伯里克利也被瘟疫夺去性命（公元前 429 年）。此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和雅典公民中主和与主战派的矛盾也日渐发展，遂使雅典战斗实力大受影响。在第一阶段的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呈相持之势，最后雅典主和派得势，双方遂缔结和约，规定各自退出占领对方的领土，交换战俘，保持 50 年和平。但实际上双方互占之地都未退还，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暂时的休战。

战争第二阶段（公元前 415—404 年）以雅典发动西西里远征开始。当时西西里岛最大城邦叙拉古与斯巴达为盟，雅典想以空前规模的海上远征夺取叙拉古，结果事与愿违，全军覆没。这次惨败使雅典元气大伤，特别是海军受损最巨，再也无力恢复，从而决定了雅典失败的命运。此后斯巴达不断出兵侵入雅典国内，长期盘据雅典城北面的狄西里亚地区，雅典农村遭严重破

坏，城内又发生了两万奴隶的大逃亡，加速其经济的崩溃。斯巴达方面则不仅有优势陆军，还借波斯资助建立海军，实力大增。公元前 405 年的羊河之役，雅典海军被全部歼灭，只好屈膝求和。

404 年的和约规定解散提洛同盟；雅典只能保留 12 艘警卫用的舰只，拆除长垣通道和海港防御工事，并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这样一来，失败的雅典便被降为俯首听命于斯巴达的二等城邦。这次战争虽是希腊人之间的内战，其牵涉之广、损失之大、杀戮之残酷却较希波战争尤有过之。此后希腊历史进入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文明亦由全盛走向衰落。

公元前 4 世纪社会经济状况 在公元前 4 世纪的城邦危机时期，希腊奴隶制经济在战乱之中仍继续有所发展，因为从实质上说，城邦危机本身就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奴隶制经济要求建立大国甚至帝国，原来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却和这一要求背道而驰。城邦体制要被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所抛弃，于是出现了城邦危机，而在危机中，奴隶制经济仍将不断取得进展。危机引起的战争虽然破坏生产，却对奴隶制发展不无好处，因为战争提供了滔滔不绝的奴隶来源，还使许多奴隶主借战争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奴隶制的发展又破坏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公民中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在战乱之中纷纷破产，进一步加深城邦的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后直到公元前 4 世纪末，江河日下的希腊世界中惟一不见衰减反而显著发展的是奴隶制。历次大小混战中卖作奴隶的战俘和被征服人口不计其数，各城邦的奴隶市场到处“货源”充足，而奴仆成群的大奴隶主也日见增多。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获胜的工商业大城如科林斯、叙拉古、底比斯等固然是继续繁荣，连战败的雅典也恢复较快，到公元前 4 世纪中期雅典

的奴隶制经济从数量看已超过 5 世纪的极盛期。甚至高唱“平等人公社”的斯巴达，贫富分化亦趋激烈，许多指挥作战的将领大发战争财。其中最突出的如组建海军的莱山德，私敛家财达 2000 塔兰特，相当波斯的巴比伦、亚述

省一年的税金总额。据雅典演说家希培里德之言，公元前 338 年之际，雅典

银矿及其他行业使用成年男奴之数高达 15 万人，若加上女奴和老幼奴仆，则

雅典奴隶总数已在 30 万人以上，比 5 世纪至少增加 50％。

和大奴隶制经济的流行相伴，公民中的小农和独立手工业者则处境艰难，破产日多。雅典公民中的第三等级受创最剧，人数大减，不少沦为无地公民，甚至流离失所，靠当雇佣兵糊口。而第四等级的贫苦公民却明显膨胀

（其中有许多是第三等级沦落而成），数目至少增加了一倍，变成在城市里靠救济施舍为生的游民。上述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说明曾作为古典城邦体制基础的小农与手工业者的经济以及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此时已遭严重破坏，广大贫民（破产小农、手工业者和无地公民）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趋尖锐，城邦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高涨起来。

城邦内部矛盾的发展 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起义，有时奴隶亦响应参与，共同开展反抗大奴隶主的斗争。公元前 401 年，北非的殖民城邦昔兰

尼首举义旗，贫民杀死 500 富人。接着在公元前 399 年，斯巴达发生了基那

敦组织起义的活动，因叛徒告密，起义遭到扼杀。公元前 392 年，科林斯又

爆发了贫民反对奴隶主上层集团的武装斗争。到公元前 370 年，阿哥斯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棍棒党”起义（因起义群众以棍棒为武器，故名）。他们在前一阶段尚与城邦民主派共同对敌，镇压豪富千余人，后来民主派表现动摇，他们便推翻民主派政府而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尽管起义最后仍归失败，

但群众的激进却表明城邦民主政治体制再也满足不了贫民的要求。

随着城邦内部矛盾的加剧，希腊政治家有关公民内部团结共谋福利的梦想遭到破灭。过去城邦曾出现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结果建立了民主政治， 使这种梦想一度有所依托。但此时的贫民反对大奴隶主的斗争（也有人称之为第二次平民斗争）却不再导致贫民的胜利，镇压贫民的大奴隶主也不再容忍民主政治的口号，而要加强镇压，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公元前 4 世纪的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曾形容这种梦想破灭的形势说：“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分享富人财产为满足，必欲剥净其财而后快——这种不通过互相谅解以求共享太平的心态已达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真令人可悲！”

奴隶制国家的安全和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现在已不能靠日趋薄弱的公民武装来保护，代之而起的是雇佣兵。到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各邦对外作战对内镇压便主要依靠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头目成为风云人物，更使城邦政治有名无实。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奴隶主阶级想到只有向东方侵略、掠夺东方财富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指挥各路兵马向东方进军仍得依靠国王之类专制势力。于是，无论从加强对内镇压和对外侵掠说，希腊奴隶主都感到城邦无用而把眼光转向王权统治。前面提到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就曾代表这种思想致书马其顿国王腓力，希望他领导希腊各邦“把战争引向亚洲，把财富夺归希腊。”这一口号，不仅反映了希腊奴隶主的野心，也透露出他们对城邦体制的深刻失望。

城邦间的争霸斗争 城邦危机既由奴隶制发展而引起，势必导致各大邦为争霸而混战不已、愈演愈烈，最后是把希腊纳入奴隶制发展所要求的建立王国和帝国统治的轨道。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又引起新的矛盾。一方面是失败的雅典和原提洛同盟各邦的不满和伯罗奔尼撒同盟内的科林斯、底比斯等大邦对斯巴达独断专横的抵制；另一方面还有波斯的从中利用，挑拨离间。原来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支持斯巴达对抗雅典的，这时斯巴达过于强大，它又想遏制斯巴达以求对希腊有操纵之利。于是在公元前 395—387 年间爆发了科林斯战争，雅典、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竟在波斯暗地支持下联合起来向斯巴达宣战。此战使斯巴达穷于应付，遂向波斯请和，由波斯出面拢合双方缔结和约。雅典乘机恢复了海军，在衰败中渐有起色，但波斯的插手却使小亚各地的希腊城邦又接受了波斯的统治，小亚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成果丧失殆尽。

斯巴达是以出卖小亚各邦讨好波斯才得苟延其霸权，因此遭到各邦唾弃，但它的干涉却并不见减弱，反而变本加厉，终于引起底比斯再度反对。此时底比斯民主派领袖佩罗庇达和伊帕密南达相继执政，渐趋强盛，并恢复了以它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公元前 371 年，底比斯在留克特拉一役痛歼斯巴达军，次年冲入伯罗奔尼撒，解散其同盟，斯巴达虽未亡国，却已失去一切强权地位。但底比斯的霸权未能长久，当时乘机组成第二次海上同盟的雅典又对底比斯的强大深感不安，反而和斯巴达联络以抵制底比斯。公元前 362 年的曼丁尼亚战役，底比斯主将伊帕密南达阵亡，底比斯的霸权迅速瓦解。接着，雅典又重蹈覆辙，对第二次海上同盟的盟邦摆出霸主架势，引起同盟战争（公元前 357—355 年），雅典失败，第二次海上同盟亦告解体。这几十年中，各邦的混战和同盟的分合层出不穷，始终未能找出摆脱战乱和危机之

路，可见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已濒枯竭，而城邦危机却为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及其控制希腊提供了方便。

希腊古典文化 一般而言，公元前 5 世纪和 4 世纪都属希腊文明的古典

时期，但若按城邦危机发生和发展的程度，通常又把公元前 5 世纪称为古典

盛期，公元前 4 世纪则是古典后期。日后人们羡称的古典文明光辉成果大都产生于这两个世纪间，其中许多代表人物将永远照耀于人类文明的史册。

希腊古典哲学在公元前 5 世纪继续发展了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其较早的代表有西西里岛的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 495—435 年）和伯里克利的老师阿那克萨哥拉斯（约公元前 500—428 年）。恩培多克勒承认事物的客观独立存在及其不断的运动变化，主张认识源于感觉，客观事物是经过流射而引起人的感觉，其认识论属于一种朴素的反映论。他还改进了以前自然哲学诸家认为万物本原为一种原素的理论，提出本原应有四种，即水、火、气、土，合四根而为一物，引导出物质可分为更细成分之思想，开启了原子论的思路。阿那克萨哥拉斯则是伯里克利民主政治的坚决支持者，他发挥了物质可分之说，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许多性质不同的微粒组成，称为“种子”，从而直接启发了日后的原子论。最后完成原子理论的希腊哲学家则是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370 年），他奠定的原子学说是公认的古代唯物主义最高体系。

德谟克利特出身于色雷斯的阿布德拉，但长期活动于雅典。他游历极广， 访问了埃及、巴比伦，甚至传说远达印度，是一个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认为一切事物之本为原子及其虚空，原子是最后不可分割之物质微粒，肉眼难见，数量无限，而运动是原子的固有属性，原子运动聚合而成万物，万物之差异即源于构成此物之原子有形状、次序及位置之差异。他的认识论也很有特色，认为人之感觉思想皆由外在事物影像渗入而生，故无外在影像，人即无感觉与思想，而人之智慧才能端赖于学习与实践。除了哲学研究，德谟克利特还进行了数学、天文、生物、医学、伦理、修辞等方面的著述，可说是古代第一位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古典时期，雅典产生了三位最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399 年）、柏拉图（公元前 428—348 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322 年）。前两人都是雅典公民，亚里士多德虽出身于北希腊的斯塔吉罗斯，却长期教学于雅典。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任务主要在于探讨与人生幸福有关的道德伦理问题，提倡知德合一之说，认为美德基于知识，而两者之获得皆有赖于教育。他喜欢强调人之求知首先需承认自己的无知，“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便是他的名言。因此他坚持以破求立，让人通过辨析认识到原以为正确合理的各种传统观念的谬误，进而树立新的思想。从他的基本思路看，他属于唯心主义阵营，但他的弃谬求新的哲学教育方法却包含一定的辩证原理。他以身作则，对认识到的事理坚守不渝，至死不悔。由于他性格倔强、言辞激烈， 雅典公民法庭以渎神罪判他死刑，他却毫无悔意坦然饮下行刑的毒液，从容就义。他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为西方哲学界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则是一位更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出身雅典显贵，政治上鼓吹斯巴达式的城邦体制。他认为只有理念或观念才是万物之本原，理念世界是真，物质世界反成虚幻，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唯心论。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直到他服刑而死，以后柏拉图虽曾赴西西里和南意大利

讲学，但主要是在雅典办学授业。他在雅典开办的学校位于北郊的阿卡德美， 教研成绩皆臻上乘，日后西方即以阿卡德美作为高等研究机构或科学院之名。在西方文化史上、柏拉图的博学多才、文笔优美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许多哲学著作都以对话体写成，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他的唯心主义理论和贵族政治理想却不能不说是当时奴隶主阶级上层人士已对城邦民主政治丧失信心的一个反映。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他不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处处皆有超过老师的成就，还对柏拉图的唯心论谬误进行了批判，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便是他的名言。他认为柏拉图的观念论不合事理， 观念或理念皆属人的思维抽象，客观上并无理念世界的存在。但他的唯物论亦不彻底，虽承认物质客观存在，却认为物质受形式的支配，只有属于精神世界的形式才赋予物质以确定性和现实性，从而陷入二元论的泥坑。亚里士多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展开的深入研究，却比他的哲学观点更为伟大。据说，他一生著述达 400 甚至 1000 卷之多，现存者亦有 47 部。包括逻辑、伦理、政治、经济、文艺理论和自然科学中的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学等方面，长期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但是，象所有希腊文化名人那样，亚里士多德也是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家，他对奴隶制是极力拥护的，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完全是主人的私有财产，而文明的希腊人奴役蛮族也合乎正义，甚至说人生而有主奴之分，主奴的不平等亦即真正的平等。看到这位如此博学的大师竟为奴隶制作这样无理的辩护， 也就可知古典文化打上的奴隶制烙印之深。

古典时期的希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堪称古代最有成就的范例。这时有关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物理、生物、医学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理论探讨都逐渐形成学科体系，虽然还未达到近代自然科学那样的条理性和实验性，却已标志着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开始抛弃宗教神学的影响，坚持从物质世界本身去说明事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定程度的考察分析，使许多希腊科学家在一般原理方面常有天才的洞见，不失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滥觞。在这方面，哲学家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作出重要贡献，从恩培多克勒到亚里士多德，无不在其具体的科学研究成果上显示出科学精神的典范。

古典时期天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探索天体运行的客观规律。恩培多克勒首先正确解释了日食形成的规律：月亮走在太阳和地球之间；接着阿那克萨哥拉斯又正确解释了月食：地球走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他还说银河是许多远处的星星所发出的光，月亮上有山有谷，而太阳不过是一块灼热的石头、并不存在什么太阳神。此后天文学家更热衷于用几何数学和物理原理解释天文现象，到公元前 4 世纪时，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约公元前 408—355 年）便根据实际观测和几何原理，尝试构想宇宙的几何模型。尽管他以地球为中心的模式是错误的，他却第一次在人类文化史上提出了天体运行的全方位的科学概念。他不仅试图用科学原理解释一些简单的天文现象，还想以此解释天体的各种不规则运动的规律，也就是说，对这些天文学难题力求给予科学的回答，对后世影响甚大。

在数学、几何学方面，希腊学者们也努力探求公理、公式以获难题的解决。继毕达哥拉斯之后，古典时期的希腊几何学家已得出有关平行线、三角形、多边形、圆、球和正多面体的许多定理。开俄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约公

元前 470—400 年）还致力于化圆为方之类难题的解决，得出了求以两不等径圆弧为边的月牙形面积的方法，后来又有人提出可以把圆看成是无穷多边的正多边形或以圆外接正多边形的思考方法，为计算圆面积的穷竭法开其端绪，后来欧多克索斯又以此法用于计算曲边形面积和曲面体的体积，他的学生美尼克穆斯（约公元前 375—325 年）更开展了圆锥曲线的研究，显示了古典数学和几何学研究的深度。在地理学方面，则不仅有较多的地志学的著述， 还开始考虑对地理位置进行科学测量。天文学家欧多索克斯提出根据恒星视角以定地球上某一地点正确纬度的方法，可说是开科学的地图学之先河。

在医学方面，古典时期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希腊医学家——有“医学之父”之称的科斯岛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377 年），他不仅医术高明， 还写有丰富的理论著作，使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他坚信人的各种疾病皆是生理失调和外界影响所致，排斥宗教迷信，强调明确病因、按人用药并注意“预后”，保证病人的彻底康复。他制定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规定医生的职责与医德，至今仍为西方医学界遵奉。

社会科学方面，古典时期已开始对逻辑学、修辞学、政治学、经济学方面作了探讨并获较大成果，但业绩最辉煌的当推史学。这时期先后出现三位伟大的古典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 484—425 年）、修昔的底斯（约公

元前 460—400 年）和色诺芬（约公元前 431—354 年）。希罗多德被西方人士尊为“史学之父”，他出生于小亚的哈利卡尔纳苏斯，但在希波战争以后居留于雅典，后来成为伯里克利的朋友，参加了雅典在南意大利建立图里殖民城邦的活动，成为该城公民。希罗多德的传世之作名为《历史》，是以希波战争为主轴的通史般的巨著。全书分 9 卷，约有一半篇幅用来介绍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各东方古国的历史，其眼界之开阔，材料之丰富和文笔之生动都是古代史学中前所未见的。更为可贵的是希罗多德述史着重探究核实，所采史事皆经过一定的筛选、比较和分析，力求历史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为后世的历史叙述体奠定基础。在希波战争的记述中，他歌颂希腊的爱国热情和雅典的民主精神，写下了许多有声有色、脍炙人口的篇章，因而《历史》在西方始终是最受欢迎的史书。

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曾任雅典将军参与作战， 后因故被流放，遂专心记述这次他认为是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他的特点是在记实求真方面更为精到，非常注意对史事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因此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为古代其他史家所难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近百万言，详略得体，精彩纷呈，而史笔之老练遒劲，论述之精辟严密，皆不愧为西方史学的楷模。较诸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生活于城邦危机时代的色诺芬不免略逊一筹。他出身雅典上层公民，拜苏格拉底为师，政治观点与柏拉图相近。但他军政阅历丰富，学识广博，史学而外，在军事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哲学方面都有建树。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是《希腊史》， 有意作为修昔的底斯的续篇，记述公元前 411 年至 362 年的史事。其书隽永可读，既精于记述亦富于情趣，仍属古典史学的上乘。

在文学艺术方面，古典时期的辉煌成就构成了古典文化遗产中最精彩的部分。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文学的重要成果是悲剧和喜剧，这时产生了三位伟

大的悲剧诗人：爱斯奇里斯（公元前 525—456 年）、索福克利斯（公元前

496—406 年）和幼里披底斯（公元前 485—406 年）；以及一位最杰出的喜

剧大师：阿里斯多芬（约公元前 450—385 年），他们都是雅典公民，他们的

剧作都多次在雅典演出获奖，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与民主政治之联系。爱斯奇里斯是悲剧体裁的奠基者，被奉为“悲剧之父”，他的作品慷慨激昂，充满爱国热情，同时也对人在命运之前的奋勇反抗备至歌颂。索福克利斯的剧作则在艺术上最为完美，充分反映了伯里克利时代古典文明的鼎盛。他的风格庄重和谐、气魄宏伟，叙事抒情都恰到好处。幼里披底斯又特别注重写实和激情，他对心理矛盾刻划至深，戏剧冲突的开展也非常激烈，因此他的悲剧震人心弦，题材和思想都有超前的表现。例如他主张男女平等，同情奴隶， 使他的作品更为现代人喜爱。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也和当时的悲剧一样，被后世目为难以超越的杰作，他的喜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尤能反映农民心态，最受农民的欢迎。他以诙谐的笔调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 奠定了喜剧寓庄于谐的基本风格。在这几位戏剧大师之后，公元前 4 世纪希腊各地虽继续有许多悲剧和喜剧的创作，但都难以和他们相比。

希腊艺术在希波战争期间有很大的发展。经历了马拉松和萨拉米胜利战役的希腊人民，在爱国热情鼓舞之下要求艺术家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遂使古朴时期已达一定高度的现实主义更进一步，摆脱了拘谨风格的残余，集中于典型的创造，达到优雅庄重的完美境地，成为近代文艺批评家一致赞扬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盛期风格。因此，以雅典为主，但也普遍见于希腊各地的许多战后新建神庙、纪念碑和纪念雕像，无不体现着这种既高度写实又充满理想加工的古典风格。这些作品至今大都残缺无存，近几十年的美术考古却从海底打捞起几尊惊人完美的原作。其中最著名者有 1928

年在中希腊阿铁美西昂海角发现的宙斯青铜巨像，以及 1972 年在南意的莱焦

海边发现的两尊希腊战士铜像。它们制作年代都在公元前 5 世纪中期，肯定是纪念战争胜利之作，而它们刻制之精，形象之雄伟健美也是其他古典雕刻残片上难以窥见的。由这几件新发现的原作令人想到，古代文献记载的那些著名雕刻家的杰作会是多么完美！他们中最被人称道的有三位：米隆（活跃于公元前 475—450 年间），波吕克利特（公元前 5 世纪后半期）和菲狄亚斯

（约公元前 490—430 年）。米隆之作栩栩如生，例如《掷铁饼者像》，刻划运动员的姿态异常生动。波吕克利特则致力于研究人体表现的比例法则，形象坚实有力，名作《持矛者像》长期被奉为人体雕塑的楷模。菲狄亚斯则是雅典最伟大的艺术家，他是伯里克利的好友，被委托主持雅典卫城的重建工作，整个工程无论是建筑还是雕刻都达到极其完美之境，历来被人们尊奉为最集中代表了古典艺术成就的不朽作品。

雅典卫城在希波战争中一度为敌侵占，破坏严重。战后的重建是在伯里克利直接领导下进行，菲狄亚斯率领众多艺术工匠在较短期间完成了帕特嫩庙的建筑和雕刻（公元前 447—432 年），接着又建门厅，伊利特盎庙和胜利女神庙等等，使卫城的建设按伯里克利的理想真正变成“全希腊的学校”。帕特嫩意为贞女，是指雅典娜女神，她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因而其建筑最称宏伟隆重，在细部安置和工程质量上皆精益求精，艺术设计尤其巧妙。例如，建筑家注意到人类视觉对直线易生僵直的错觉，便在各部分作细微矫正， 竟使神庙通体不见一条僵直之线，因此它在世界建筑史上一直被目为最优之作。这庙的雕刻出自菲狄亚斯之手，无论殿内高达 12 米的雅典娜黄金象牙镶

饰巨像和门面山墙上的群像，墙面长达 160 米的浮雕带等等，都极其精美， 被人们誉为“虽出自人工之手，却具有神奇永恒的生命”。

古典艺术在公元前 4 世纪时续有新的进展，除了现实主义表现技法更见

成熟而外，还注意于表现感情和情绪的特征，例如愤怒、绝望、悲痛，这些过激的感情在古典盛期是不予强调的。各地艺术流派也特色各异，反映了古典后期百花齐放的盛况。在雕像方面，这时的突破是开始流行女性裸体雕像， 题材以表现阿芙洛提（即维纳斯）女神为主。著名雕刻家有普拉克西特利（约公元前 380—320 年），他雕刻的作品神情潇洒，体态俊美，所作女神像表现女性的柔和秀美甚为杰出。善于表现悲壮感情的雕刻家则是斯科巴斯（公元前 4 世纪中期），其作深沉有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邦危机期间公民群众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