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元前 8 至 3 世纪的世界

古代世界的巨大转变 公元前 1000 年代，古代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其中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相当的公元前 8 至 3 世纪，尤其是巨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巨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来论述。

第一，铁器开始普遍使用。铁器时代的开始，在不同地区早晚不同。在地中海以东的西亚地区，约开始于公元前 12 世纪。在希腊“荷马时代”（公

元前 11—9 世纪）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而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则在公元前

800 年以后。在印度次大陆，铁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 1000 年，但其广泛使

用则自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开始。在埃及约开始于公元前 6 世纪，至今中国

发现的最早炼铁也在公元前 6 世纪。自公元前 1000 年代中叶开始，在上述地区以外，在北欧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铁器的使用并非开始于文明发生最早的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及，那里经历了漫长的青铜文明时期。铁器的使用消除了最古老的文明对于周边地区民族的优势。原先落后的民族一旦将铁器用于生产和军事，就会变成对古老文明的巨大威胁。在公元前 8 至 3 世纪间，古代世界发生的多种格局变化，看来都直接或间接与铁器使用的发展有关。

第二，文明的区域的扩大与中心的转移。以上说到，大约与中国西周时期相当的时期（公元前 11—8 世纪早期），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正处于一种萧条或萎缩的状态。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早已衰亡，而新到的雅利安人还处于部落逐渐解体阶段。爱琴文明衰亡了，希腊正处于“黑暗时期”。从埃及经地中海东岸到两河流域，这一古老文明地区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前 9 世纪至 8 世纪中期，亚述统治者采用烧杀抢掠的征服政策，给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结果亚述本身一度也因内部发生斗争而被削弱。

从公元前 8 世纪中期起，亚述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但是征服并未停止。

到公元前 7 世纪，亚述已成为一个包括全部两河流域、埃兰、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北部的大帝国。这些地区的文明已经衰老，所以落入亚述统治之下。公元前 7 世纪是亚述帝国最繁盛的时期。可是到公元前 7 世纪晚期，亚述帝国又被巴比伦的迦勒底人和伊朗高原西部的米底人所消灭。不久以后，米底王国又被波斯人推翻。到公元前 6 世纪后期至 5 世纪初，波斯变成一个包括中亚大部（至阿姆河一带）、印度河流域西北部、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色雷斯等广大领域的帝国。波斯大帝国的出现说明两个问题：伊朗高原和中亚广大地区进入了文明阶段，文明的区域扩大了，中亚、西亚、北亚、东南欧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同时古老的文明中心已经衰朽，因而落入后起者的统治之下，文明中心转向新的地区。从公元前 8 世纪至 6 世纪，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西海岸等地

兴起了为数众多的希腊人城邦。这种城邦一般幅员很小，但是进展很快。公元前 5 世纪早期，它们奇迹般地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侵略，随后便进入

了其极盛时期——古典时代。就在公元前 5 世纪晚期，希腊城邦之间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雅典惨败，而落后的斯巴达胜利了。但是斯巴达也好景不长。到公元前 4 世纪上半期，希腊城邦出现危机，

而北方落后的马其顿迅速兴起。到公元前 4 世纪下半期，马其顿不仅实际上将希腊各邦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且在亚历山大统率下征服了波斯帝国。亚

历山大帝国本身又迅速分裂为几个希腊化的王国。公元前 3 世纪时，安提柯王朝统治着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埃及，塞琉古王朝初曾统治原波斯帝国在亚洲所占地区的大部，但公元前 3 世纪中叶伊朗地区的安息和中亚地区的大夏独立以后，它就只占有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一带。这三个希腊化国家在地中海东部鼎足而立，可是西方的罗马迅速崛起，不仅统一了意大利半岛，而且称雄于西部地中海。

在南亚次大陆，公元前 8 世纪，正是雅利安人从印度河流域向东部的恒

河流域移动的时期。到公元前 6 至 4 世纪，在北印度已经兴起了许多国家，

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到公元前 3 世纪时，形成了一度统一印度大部地区（南

端除外）的孔雀帝国。不过，这个帝国历时甚短，在公元前 2 世纪时就已经分裂了。

公元前 8 至 3 世纪在中国是以上刚说过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中国的文明地区从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没有发生文明中心大转移的现象。

在公元前 8 至 3 世纪中，古代的文明在空前广阔的区域中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城邦、亚历山大帝国，它们的兴衰和代谢的速度，是公元前 3000 年代和 2000 年代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夏、商、周三代长时期中都以不平等的方国或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封建”的王朝与诸侯的政治体系，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这种体系迅速地就被以地域为基础的郡县制所代替了。中国虽无大规模的文明中心转移，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也发生了空前迅速的变化。

三个古典文化中心的出现 人们常说人类文明四大摇篮：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有时又加上爱琴文明，并称五个文明古国。其实早在公元前 8 至 3 世纪这一时期之前， 印度河文明和爱琴文明就已经先后衰亡而中断了，而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在这一时期中也因失去独立而式微，最后也中断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只是作为遗产被其后继者所继承，从而在后世的历史上间接地起着作用。

公元前 8 至 3 世纪，中国、印度和希腊成了世界上三个古典文化中心。这三种文化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文化和公元前 2000 年代以上的上古文化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哲学家。这反映人类的精神开始进入了一种觉醒的状态。

众所周知，人从猿发展而来，原先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从开始创造工具，人就开始改造自然，并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原始人在客观上日益和自然界区分开来，可是在主观上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原始人可以把作为本氏族、部落的图腾的非人的生物当作自己的同类，也可以把本氏族、部落以外的原是同类的人当作异类的牲畜一样。当时的人还没有“人类”的概念。他们只知道氏族、部落的界限，而不知道人作为一类的界限；只知道氏族、部落内部的关系，而不知道人类内部的关系。

随着生产的发展、城市的兴起、文字的出现、国家的发生，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也开始有了一种人为万物之灵的自豪感。但是当时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很低，人在自然面前仍然软弱无力，所以人把自然当作天神来崇拜，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人与天或神的关系。随着国家代替了氏族、部落，原先的人的氏族、部落界限也被阶级和国家的界限代替了。残杀敌国的俘虏， 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在文明的早期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有过反省。

到公元前 6 世纪，在中国、印度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他们开始对人与天或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印度已有《吠陀》、《梵书》，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出现的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

在古代印度，婆罗门教认为，神是世界的主宰，人可以通过祭祀而向神求福。这反映了人屈服于自然的一种迷信状态。释迦牟尼则认为，人不可能靠祭神得福，而只能靠自己的觉悟来解除痛苦；因为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我”，人不觉悟到这点就永远不能超脱痛苦。佛陀认识到世间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并主张人应该依靠自己的觉悟来求福，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不过，佛陀由看到世界无常而教人看空一切，这只是一种消极的“觉醒”，其前途仍只能通向宗教。在古代希腊，原先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当泰利士等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 来解释世界。当然，甚至象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没有彻底否认神的存在，不过他把“神”和世界运动的规律（逻各斯）等同起来。于是对于神的信仰与对于自然的研究可以并行而不悖，这反映了希腊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精神觉醒。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则公开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①可以祭祀鬼神，但是不能迷信或依靠它们，而关键则在于把人民的事办好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子则直接把天解释或还原为自然，一扫人对天的迷信。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先哲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精神觉醒。

在古代印度，婆罗门教把人分为不同的种姓，而不把人看成同类。释迦牟尼则主张“众生平等”。佛陀所说的“众生”包括人和其他有生命的物， 所说“平等”是无差别的意思。因为他认为一切众生都可因佛教而得解脱。佛陀反对婆罗门教对人的区分，这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一种精神觉醒；可是当他认为“众生”无差别并皆能因佛教而得救的时候，他就重新混淆了人与非人生物的界限并重返宗教迷信之中。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等书更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城邦公民之间是否应有平等，怎样才算平等，学者们的认识并不相同；而在奴隶与主人之间无平等可言，意见基本则是一致的。不过，古希腊的哲学家也无法否认奴隶在自然上仍然是人。他们看到了这一问题，而未能给予解决。在古代中国，哲学家们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

① 《论语·雍也》。

精神的觉醒了。

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在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提出的问题，一直被后世的哲学家们思考着、讨论着，这是三者之间的共同性。具体地说，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在思考和论证上述问题时，又各有其特殊的方法和侧重点，这就开辟了三个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 而且各自影响了周围的地区，并且为后世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