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周时期的中国

商代历史概况 商原是一个长期与夏并存又从属于夏的方国。相传商的始祖是契，传 14 代至汤。汤居于亳（在今河南商丘、郑州一带，具体地点尚无定论），在伊尹辅佐下，逐步扩大势力，然后联合诸侯打败夏的重要与国昆吾，最后打败夏桀。汤于是代夏王成为诸侯的领袖——天子，建立了商王朝，时约在公元前 17 世纪。

汤在位年久，死时长子已早去世。王位依次传给了次子、幼子。汤幼子死后，伊尹立汤长子之子太甲为王。父死传位于长子，然兄弟相传，最后幼子再传位于长兄之子。这大概就是商代王位继承的正常制度。可是太甲本人并未传弟，而以后两代中，幼弟都未传位于长兄之子，而是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到第 11 王（第 6 代）仲丁以后，贵族之间争权夺位的矛盾激化，国家动乱频繁，9 个国王（5 代）迁了 4 次国都（在今河南、山东一带）。第 20 王

（第 10 代）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以后 11 王（8 代）共 273 年间未再迁都。因此，历史书上有时又把商称为殷。迁殷以后最重要的王是武丁

（第 23 王，第 11 代）。武丁早年曾在民间，比较知道下层的疾苦，即位以后重用贤臣傅说等，关心农牧业的生产情况，因此国力强盛起来。据文献和甲骨卜辞材料可知，武丁曾对边远地区的方国进行过多次战争。武丁因此被后世殷王尊为高宗。武丁在位 59 年，显示了商朝的强盛，也在长期战争中消耗了国力，为商的由盛转衰准备了条件。

商代末王纣曾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虽然取得胜利，但也消耗了国力。纣还纵酒享乐，虐待臣民。因此，最后当周武王率领一些诸侯联军打来的时候，纣的军队在阵前倒戈。纣自焚死，商朝遂为周所取代。商代共传 31 王，

17 代。历时约 500 年①。

直到上世纪末，学者只能凭传统文献了解商代历史，所知甚为有限。自1899 年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甲骨文的研究与随之而起的考古发现，为了解商

代历史提供了大量切实的资料。例如，在河南郑州发现了约筑于公元前 1620

年的商城，城周长 6960 米，城内东北区约 6 万多平方米范围内还有几处大面积的建筑基址。这显然是商代早期的一个重要都邑，有的学者还认为就是商汤的都邑亳。在郑州二里岗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一批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 其中有两件形制很大的鼎，一件高 1 米，一件高 0.87 米，大概为商王室的重器。这些不仅说明商朝初期已是文明时代，而且说明当时的青铜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不是其最初阶段了。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已经出土了甲骨卜辞十余万片，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多方面的情况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材料；在殷墟还发现了宫殿遗址、王室与贵族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精美而壮观的青铜彝器，发现了一些作坊与种种工具；同时也发现了当时大规模以人殉葬的情况。关于商代社会的情况与文明的特点，考古资料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出具体而切实的证据。

西周的盛衰 相传周的始祖是弃，约与大禹同时，曾任后稷（司农业）。以后子孙世代为夏之后稷，夏衰，逃入戎狄之间，世系失考。后来弃的裔孙公刘到豳（在今陕西旬邑县）定居，又传十余世，古公亶父（后世尊他为太王）迁至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周邦的名称也由此而起。古公及其子季

① 又《孟子·尽心下》云：商代历时五百余年。《古本竹书纪年》云：商代历时四百九十六年。

历（后世尊之为王季）的时候，周逐渐兴起，不过对商则保持从属的关系。据传，季历最后即为商王文丁所杀。季历之子昌（始称王，即周文王）继位， 周日益强盛。商王封昌为西方的方伯，史称之为西伯昌。西伯昌联合友邦征服了许多敌对的方国，并且灭了商在西方的重要与国——崇国，又迁都至丰

（今陕西西安西南），以图向东发展；不过他考虑到力量仍然不足，表面上继续对商保持臣属关系。他死后，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十一年，率领诸盟邦联军灭商，建立了周王朝，都于镐（在丰之东，亦在西安西南），时间约为公元前 11 世纪中叶。

武王灭商，只是推翻了商王朝，却仍封纣子武庚于殷。同时封弟管叔、蔡叔于殷附近，以监督武庚。不久武王死，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要篡权，勾结武庚叛乱。周公率兵东征，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三年中平定叛乱。为了巩固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地位，周公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把“殷顽民”迁到这里，派重兵驻守。改封商朝另一贵族微子于宋，同时封建了许多同姓和异姓的诸侯，作为周王朝的屏障。周公还为周王朝制订了一系列的礼制。

周公摄政七年以后，把政权移交给了武王的儿子成王。成王及其子康王先后统治 40 余年，是周代最繁盛的时期。以后的昭王和穆王曾多次对许多方国用兵，虽然显示出周王朝还有相当强大的国力，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有益的效果。以后经过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周王朝日益衰落。到厉王时， 又重用“好专利”的大臣，损害国人的利益，引起国人不满，还严禁国人有怨言。结果厉王为国人所放逐，周公、召公二人共同摄政，史称“共和”行政①。共和元年为公元前 841 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此年起开始逐年记事，因此这一年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的连续纪年的开端。

共和十四年，厉王在流亡中死去。周、召二公立厉王子为王，是为宣王。宣王时曾北逐■狁，南征荆蛮，在《诗经》里就有一些歌颂他的武功的篇章。不过宣王的中兴并不久长，他在位的后期已经在与西戎的战争中失利。当宣王之子幽王在位时，又任用“好利”的大臣，社会矛盾激化，“国人皆怨”， 加之地震、山崩、川竭等自然灾害，形势已十分严重。幽王又废王后和太子宜臼，而立爱妾褒姒为后并以其子伯服为太子。这样就触怒了原王后的娘家申国。公元前 771 年，申侯勾结犬戎部族攻周，杀幽王。申侯与其他诸侯一道立原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平王为了避免戎的威胁，东迁到洛邑，时为公元前 770 年。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在东周时期，周王朝日益衰弱，在历史上已经没有多大实际作用了。

西周的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的三个王朝，有作为诸侯领袖的王或天子；同时所谓诸侯又都是实际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国首领，三代都不是真正的统一的国家。不过，三代的情况是有发展的。相传夏禹时有万国，那不过是很多部族或小邦，他们以夏王为联盟的领袖。相传商汤时还有 3000 余国。商王朝的力量看来大于夏王朝，已经有一些侯伯方国对

商王朝有定期纳贡的关系，成为商的外服。相传周初还有 1800 国，而周代对于诸侯的控制又比商代加强了。

武王克商、尤其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封邦建国的活动，而且以后还陆续有所封建。周代的封国，不仅包括了对原先已经存在的

① 一说“共和”指共伯和摄政。

邦国的册封（即周作为王朝与该国作为诸侯的相互关系的确认），而且包括了新封建的不少诸侯国。例如，周文王的儿子或其后裔受封的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等国；武王之子受封的有：邘、晋、应、韩等国；周公之子受封的有：凡、蒋、邢、茅、胙、祭等国。荀子说，周公当政时曾封建 71 国，其中与周王同姓（姬）者就

有 53 国。这些诸侯国都是周王朝派人去建立的新政权，最初具有明显的移民驻防的作用。例如，武王之弟康叔受封于今河南淇县一带，建立卫国，镇抚殷遗民；周公之子伯禽受封于今山东曲阜一带，建立鲁国，周代开国元勋之一太公望（吕尚）受封于今山东临淄一带，建立齐国，作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重镇；成王之弟唐叔受封于今山西翼城一带，建立晋国，以与当时居于附近的戎狄部落周旋；与周王同姓的召公奭的儿子受封于今北京房山一带，建立燕国，作为在东北方向上的重镇；在江汉平原还建立了一些姬姓国家，以为南方的屏藩。后来在南方强大起来的楚国，虽然不是周王朝新封建的邦国， 可是在周灭商的过程中也曾支持过周，因而得到了周王朝的确认（形式上也是受封）。周代实行分封制度，所建立的当然还不是秦汉以后那样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不过周王朝在诸侯中的权威比夏商两代加强了，中国逐渐走向统一的趋势也比夏商两代更为明显了。

周代的分封制度又是与宗法制度互相关联的。商代有无宗法制度？学者见解不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商代没有象周代那样的系统完整的宗法制度。

在周朝，王位在原则上应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则封为诸侯。王室世代都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周王庶子封成的诸侯，相对于王室来说就是小宗。在诸侯国内，国君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公子则封为卿大夫。国君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由其他公子封成的卿、大夫相对于国君来说就是小宗。卿、大夫之家又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则成为士。卿、大夫之家世代由嫡长子继承，成为大宗；士相对于所自出的卿、大夫之家来说就是小宗。在士以下，仍有嫡长支和庶支的分别，一般总以嫡长支为大宗，庶支为小宗。宗法制度既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体系，又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忠于君和孝于亲是一致的。小宗敬顺大宗，既是对于祖先的孝，又是对于上一级封君的忠。这样逐级上推，以至于周王。周王既是天下姬姓之大宗，又是各国诸侯的共主。周王对于异姓诸侯，则通过婚姻关系建立起另一种血缘的联系，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间也通过婚姻建立姻亲的血缘关系。周王照例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或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或叔舅。这正是分封制度与宗法制度两相结合的反映。

由于有了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周王朝的王权显然超出了夏商两代的水平。不过，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存在的本身，又说明周代的王权仍然处于王权发展的早期阶段。

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 商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很迷信。他们相信天，相信鬼神，对各种各样的鬼神频繁地进行着多种方式的祭祀，而且祭礼一般都很隆重。他们祭祀时用许多牺牲，甚至杀人以为牺牲。据甲骨文专家研究，一次献祭用上百人以至 500 人的现象，在卜辞中是屡见不鲜的；商朝

极盛时期武丁在位时就曾大量用人作牺牲，当时的 100 多条卜辞中就记载了上万人被用作牺牲的事实。当商代统治者的暴政引起人民不满而周又乘机兴起时，曾有大臣提醒纣，说明形势危险，可是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 他宁可相信天命而不重视人事。

后来商被周所取代。这件事连周人自己都不免感到惊奇。因为原来商是“天邑商”、“大邑商”，而周是“小邦周”，二者的地位和力量相差很远。所以周人反复思考商所以被取代的原因，也就是在想自己怎样才能不被取代。周人的这些思考主要反映在《尚书·周书》的一些篇章中，而总结这些思想的主要人物就是周公旦。

周人经过反省，还没有达到不信天、不信神的程度，尤其在对“殷顽民” 发表文告时更特别强调周之代商完全是由于天命。可是周人在自己的统治者内部却明确表示，天是靠不住的，天命是变化无常的。怎样才能知道天意呢？ 那就要考察民情。周公旦在代表王室封其弟康叔于卫时，对康叔说：“天畏

（威）棐（非）忱（诚、信），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安），往尽乃（你的）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治）民。”①这就是说，天命或天威是不可靠的，人民也是不易使其安定的，一定要了解民情，不图安乐，尽心治理人民， 人民安定了，天命也就保住了。保（安）民就是敬天，敬天要做到保民。相对于商朝统治者重神轻人的情况来看，周人的敬天保民思想当然是进了一大步。他们能从人事的角度来考虑所谓天意或天命，这在古代世界也不失为一种出色的思想。

商周时期的中国和当时的世界 商和西周历时共约 700 年。在这个时期里，世界诸文明古国的情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与商代大体相当的时期

（公元前 17—11 世纪）里，在南亚，印度河文明已经消亡，正处于雅利安人氏族部落解体时期的早期吠陀时代；在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解体，两河南部未再出现强大国家，北部则有米坦尼和亚述（中期）的先后代兴；在埃及，则经历了新王国的兴起和衰落；在小亚和地中海东岸，有赫梯的兴起， 以及赫梯与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争霸；在爱琴海区域，克里特文明经过盛世而衰亡，迈锡尼文明在南希腊兴起；公元前 13 至 12 世纪间（约与武丁同时），多利亚人在希腊的南下与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诸族”活动的浪潮，摧毁了迈锡尼文明，瓦解了赫梯帝国，埃及在入侵者打击下勉强得以保存，亚述受到了这种来自北面的抑制，随后又受到来自南面的阿拉美亚人的打击，而一度分崩离析。总之，约与商代末叶同时的其他文明地区，普遍地呈现了一种危机的现象；危机直接发生的原因是民族的迁徙，而其深层实质则是那些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的没落。

在与西周大体相当的时期（公元前 11 世纪中至 8 世纪早期）里，在北印度是雅利安人部落逐渐解体时期；在埃及，正是衰落时期；在地中海东岸， 腓尼基诸小邦曾一度繁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开始建立国家；在两河流域再次崛起的亚述，在周围遇不到强有力的敌手，逐渐形成一个收拾上古近东诸文明的帝国。在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基本是处于文明中断阶段的“黑暗时代”， 这个时代至公元前 8 世纪才开始结束。在印度、西亚和希腊的广大地区中， 这一时期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亚述帝国是铁器时代的第一个帝国。

中国商周之间的交替，与当时世界其他古文明地区的变化有相似之处， 也有不同之点。相似之处是，原来在经济、文化上先进的大国为较落后的对手所取代；而不同之点是，周取代商并非以早期铁器文化代替青铜文化，而是在商代基础上的青铜文化的继续发展。周取代商，对商代文化有所变革， 也有所继承，在其间没有发生在他处曾出现的文明中断的现象。

① 见《尚书·康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