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象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9 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 2 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

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著有《历史》40 卷，现存前 5 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 212—前 146 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 1 卷第 3 节中说，他以第 140 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 220—前 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4 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都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12 世纪德意志历史家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 1114—1158）所作

《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著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 17、18 世纪。法国人 J.B 博叙埃（1627—1704）所著《世界历史通义》以及 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著《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塔巴里（838—923）所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1332—1405）所著《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著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本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著述的范围固然详于本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著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 15、16 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 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作包括全部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即使已有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

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以及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 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 A.萨贝利科（1436—1506）著《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 16 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著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

《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著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著述，如 J.C 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 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 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 朗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朗克晚年编著、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 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朗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 18 世纪中叶。1736—1765 年，英国 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 38

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 30 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

《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文献和历史遗迹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著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 30 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

外著述，写成《海国图志》50 卷，于 1842 年出版，1847 年增为 60 卷，1852 年又扩充到 100 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历史与地理巨著。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 19 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是说明变法和革命乃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出于西方学者的著述。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 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朗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 A.J 汤因比（1889—1975）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 的突破。20 世纪 40 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著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著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著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以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 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 1949 年出版了

《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 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 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