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

反喜克索斯人的斗争和再统一 据曼涅托残篇，喜克索斯人占领埃及后，烧毁城市，毁灭神庙，杀戮当地人民，变妇孺为奴隶，向上下埃及征收贡赋，派兵驻守各地。喜克索斯人的残暴统治遭到埃及人的普遍反对。

第 17 王朝的末代国王卡美斯及其兄弟雅赫摩斯一世领导了反抗喜克索

斯人的战争。据 1908 年发现的《卡尔纳尔书版》铭文记载，卡美斯曾向其大臣讲述了面临的形势，征询对同喜克索斯人开战的意见。大臣们倾向于同喜克索斯人和平相处，理由是他们的牲畜可在喜克索斯人统治的北方随意放牧。但卡美斯不能容忍喜克索斯人的侮辱，不愿同喜克索斯人分享对埃及的统治权。他决心进行反对喜克索斯人的战争，把埃及从他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928 年在卡尔纳克找到的卡美斯石碑片断的内容与《卡尔纳尔书版》的内容相同，从而证明它们是历史文献，而非文学作品。

在内容上与《卡尔纳尔书版》和卡美斯石碑相衔接的是 1954 年在卡尔纳克发现的涅西石碑铭文。该铭文记载了卡美斯同喜克索斯人进行战争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涅西石碑铭文叙述了喜克索斯国王曾派遣使者持其信前往努比亚的库什王国，企图联合库什南北夹击卡美斯。但使者半途被埃及人所截，致库什国王的信也被查获，喜克索斯人夹击底比斯的阴谋未能得逞。卡美斯领导的反喜克索斯人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他未能实现赶走喜克索斯人出埃及的夙愿，只是占领了从南方的库什到北方的涅菲努西斯地区，把喜克索斯人赶到了基诺波里，并夺取了阿勒格什。

卡美斯的兄弟雅赫摩斯继续了这场战争，终于将喜克索斯人逐出埃及。在他统治的第 17 年，即约公元前 1553 年，雅赫摩斯占领了喜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桡夫长雅赫摩斯传》叙述了这位战士追随国王雅赫摩斯参加反对喜克索斯人的战争（包括围攻阿瓦利斯，直至追赶喜克索斯人到达巴勒斯坦南部的沙鲁亨），以及由于作战勇敢而获赏土地和奴隶的情况。

外国入侵者被驱逐出境，埃及重获独立和统一，雅赫摩斯建立第 18 王

朝，从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包括第 18—20 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 1570

—1085 年），进入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繁荣时期。

帝国的形成和统治 埃及的统治阶级在赶走喜克索斯人后，立即将这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历时约百年之久的时间里，埃及第 18 王朝的国王们率领他们的军队南征北战，把埃及从包括尼罗河谷及其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地域王国，扩张为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奴隶制帝国。

对外侵略战争在雅赫摩斯一世时就已开始，其方向是南方的努比亚和东北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雅赫摩斯的继承者阿蒙霍特普一世执政时期，不仅继续南征努比亚到达第二瀑布附近，还对西方的利比亚用兵。

阿蒙霍特普一世的继承人，其女婿图特摩斯一世时期，埃及帝国初具规模，他可以说是埃及帝国的奠基者。他多年征战，不仅同叙利亚巴勒斯坦人， 而且同当时西亚强国，由胡里特人建立的米坦尼王国进行激烈的争夺，将埃及帝国的北部边疆推进到了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上游；在南方，他将埃及边境扩展到尼罗河第三瀑布以外。据在阿尔科岛上发现的一篇铭文，该国王曾到过第三瀑布以南约 40 多英里的地方。据图勒的传记铭文，他在图特摩斯一世执政时，担任了努比亚总督，说明当时埃及对努比亚的占领已经稳定

下来。

埃及帝国的完成者是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 1504—1450 年）。他一生征战，击溃了由米坦尼支持的、以卡迭什为首的叙利亚联军，进而打败了米坦尼王国，使其不再与埃及为敌，转而成为埃及的盟友，从而巩固了埃及在叙利亚的统治。图特摩斯三世在叙利亚的胜利震撼了整个西亚，使亚述和巴比伦尼亚也纷纷与埃及建立友好关系，巴比伦尼亚的国王还将自己的一位公主送给埃及法老为妃。《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对这位法老进行的一系列征战（前后 17 次），尤其是在美吉多与以卡迭什为首的叙利亚联军的会战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他的一个高级军官图梯的一份纸草，则报道了这位军官计取尤巴城的故事，颇类似希腊的特洛伊木马计。在南方，图特摩斯三世将埃及边境推进到了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外。

图特摩斯三世的后继者阿蒙霍特普二世也对西亚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 俘获达十万之众。不过他只是镇压了当地人民反对埃及的起义，巩固了图特摩斯三世远征的战果，而未能进一步扩大埃及帝国的地盘。

埃及从公元前 4000 年代后期进入阶级社会，直至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

的新王国时期，历时 2000 年，走完了从小国寡民的诺姆国家到地域王国、直至形成帝国的漫长道路。帝国的形成是埃及统治阶级通过野蛮的战争而实现的，它既在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更造成极大的破坏。长期的掠夺性战争给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在第 18 王朝时期国王和军官们的铭文中几乎随处可见。

征服战争给埃及本身带来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帝国的版图扩大了，大量财富和劳动力涌入埃及，极大地促进了埃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但战争也加速了国内的阶级分化，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并造成埃及和被征服地区尖锐的民族矛盾。

对于在历史上如此空前强大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埃及统治阶级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新王国时期，埃及仍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第 18 王朝初年的法老们在两种性质的战争中为自己树立了威信：赶走喜克索斯人，使他们成了民族英雄；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和掠夺大量财富、劳动力回国，使他们成了统治阶级崇拜的偶像。他们得到了几乎整个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拥护： 军队拥护他们，因为军队可以从每次胜利的战争中掠夺到许多战利品，并得到法老的慷慨赏赐；行政官吏们代表国王管理，控制这个版图空前的帝国， 他们可以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也可从胜利的战争中，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中、从国家的富强中获得一份丰厚的俸禄，因而对法老感激不尽；神庙祭司集团从对外战争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国王们把每一次战争的胜利都归之于神的保佑，因而总是把大量的财富（包括土地、战俘、城镇、牲畜以及其它财富）捐赠给神庙；帝国时代奴隶制经济和政治的繁荣，也为一般奴隶主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宽广的前景，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对外战争的胜利也给他们带来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好处：他们不仅可以在给国王、军队和行政机关提供服务时获得较多的报酬，而且还可以从政治的相对稳定、新土地的获得、劳动力的大量补充、资源的更加丰富等方面获得奴隶制经济发展的一些必备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以前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这个时期形成的一个新兴奴隶主阶层——涅木虎就与对王室的供应、对军队的供应有关，他们因而成了王权的重要阶级基础。

同古王国时期相比，新王国时期官吏队伍的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

王国时期，官吏已不仅仅或主要从王室家族、皇亲国戚中挑选，而更多地是从整个统治阶级中挑选。这反映了新王国时期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的扩大， 也表明了埃及奴隶主阶级构成的变化，反映了埃及奴隶主阶级的壮大和成熟。这时的君主专制已经建立在奴隶制长久而深入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整个奴隶主阶级基础之上了。新王国不再是王室家族的政权，也不只是贵族们的政权。

新王国时期，在国王之下的最高官吏仍是维西尔。可能是为了管理和统治这个空前庞大的帝国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不让维西尔的权力过分集中， 所以，这时维西尔的权力被一分为二，设置了两个维西尔：一个管理上埃及和努比亚；一个管理下埃及和西亚属地，分界线在埃及中部的赫尔摩波里。一般说来，管理上埃及的维西尔权力较大，国王出征时，由他代行朝政。维西尔的职责是管理行政、司法、经济和神庙事务。从第 18 王朝图特摩斯三世给维西尔列赫米留的训令以及其它一些资料可以看出，土地诉讼、分家析产、灌溉系统、遗嘱、农事、赋税等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从训令可知，维西尔基本上是执行法老意志的工具。

在维西尔之下，有管理各种具体事务的专门机构或官吏，如管理北方港口的官吏、管理“南方大门”（即要塞）的官吏、管理土地的官吏等等。但这些机构的层次及权力如何则不清楚。

地方上仍是以诺姆为主要单位，但有关资料甚少。诺马尔赫的权力显然已不如中王国以前，他们已不能独树一帜来反对王权。诺马尔赫的权力是来自中央还是世袭，或兼而有之也不甚清楚，很可能他们多半只是中央任命的地方官。

新王国时期的军队不仅由埃及本土人组成，而且有外国雇佣军。第 18 王朝中叶以后的“沙尔丹”雇佣军，不仅出现在埃赫那吞时代的浮雕中，而且出现在第 19 王朝时期拉美西斯二世同赫梯争霸的战场上。在第 20 王朝时期的《维勒布尔纸草》中，还有雇佣军士兵“沙尔丹”租佃神庙土地，以及“沙尔丹”的仆人租佃土地的记录。新王国时期埃及军队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即战车兵。一般认为，是喜克索斯人给埃及带来了战车和马。在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中，战车兵起了巨大的作用。战车兵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打仗还要奴隶侍候（包括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和饲养马匹、维护战车）， 马匹和战车可能都是他们自备的。

对被征服地区，埃及派总督治理，有精悍军队驻防；也利用当地土著王公贵族进行统治。埃及人每占领一地，总要把当地统治者的孩子带往埃及为人质，同时也让他们接受埃及教育，待其父辈死后，返回继位，充当埃及的忠实傀儡。《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对此有明确记载：“王公们及其兄弟的儿童被运走，以便送往埃及，作为人质。如果这些王公中有人死去，陛下就派他的儿子来接替他的位置。”以夷制夷的思想十分明确。在努比亚，由埃及法老的王子任总督，被称作“库什王子”，目的大概是让他们熟悉政事， 经受行政能力的锻炼。

维持这庞大帝国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是向国内人民征收赋税，在《列赫米留墓铭文》中，就有一份由各地缴纳赋税的清单；另一方面则是向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征收贡赋，其中包括金属、牲畜、奴隶及其它财富。

社会经济状况 新王国时期埃及的经济获得重大发展。这时冶炼金属已采用脚踏风箱，一人可踩两只风箱，从而大大提高了炉温，而提高炉温对冶

炼青铜和铁则是十分必要的。铜制品的制作方法也有改进：过去只会使用锻造法，新王国时期则使用了新的铸造法，大大提高了效率。不过铸造法要求较高的工艺水平，要求密封。《列赫米留墓铭文》讲到给卡尔纳克的阿蒙神庙铸造金属门的事。新王国时期铁制品偶有发现，但多半是陨铁，或由国外进口。专家们认为，在埃及本土冶炼铁可能要到公元前 1000 年代。

建筑业是埃及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卡尔纳克和卢克索尔两大神庙建筑的主要部分都是在新王国时期建成的；在埃赫那吞改革的短时期里，埃及的手工业者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埃赫塔吞（包括王宫、神庙、政府机关、贵族们的府第等等）；第 19 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在三角洲东部也营建了一座新都——培尔-拉美西斯，作为向西亚用兵的前沿基地。这些事实说明了当时埃及建筑业队伍之大，建筑技术之高。在底比斯西部发掘出一个手工业者住地，这个居住地曾有过多次变迁，人们认为很可能在营建两个新都时都利用过这些建筑工人。新王国时期的建筑材料多用石头（砂石和石灰石），也用砖（主要是生砖）作原料。

以亚麻和羊毛为原料的纺织业也很发达。从图特摩斯四世和图坦哈蒙墓中发现的一些亚麻织物残品看，纺织技术有很高的水平。新王国时期的纺织机械也有所改进，以垂式织布机取代了中王国时期的卧式织布机，用一人即可操作，而且可以织出较宽的布幅。

玻璃制造业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底比斯发掘出好几座属于第 18 王朝时期的玻璃制造厂。这时生产的玻璃品种很多，有紫水晶、黑色、蓝色、白色、红色、棕色、黄色，以及无色透明的玻璃等。

在运输方面，除沿尼罗河的水运外，山地可能还使用驴驮。在平地除用牲口驮运以外，开始只限于军用的轮车，逐渐用于民间运输，这比肩挑牲口驮要进步得多。

在农业中，新的提水装置——沙杜夫的发明和使用，为高地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新王国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对外战争中掠夺回来的大批财富、对外联系的加强和发展，大大促进了埃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金属作为流通手段的情况增多了（包括用铜、青铜、白银和黄金），但铸币仍未出现。用银

（按重量）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比较常见。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借贷关系的发展。资料表明，借债要立字据，保证偿还，还要有证人签字方为有效。商品货币关系深入农村，使农村的阶级分化加剧。所谓麦西档案中记载的王家牧人涅布麦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而出租奴隶和出卖土地的事实，以及雇佣关系和租佃关系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王国时期， 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或许是真正的商人的出现。第 11 号波拉克纸草记载了一个名叫明-纳克赫特和一个名叫舍利布恩的商人的经营情况，他们都是零售商，出卖肉、葡萄酒和糕点等。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也影响到奴隶制关系。奴隶常用于出租或被买卖，麦西档案中租用奴隶的契约比较典型。

但是，新王国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展仍然很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是， 物物交换的情况还很普遍，衣服、牛、谷物、各种器皿等都可作为交换物。租用和买卖奴隶、买卖土地等都以实物进行交易，只是要注明值多少银子。如麦西租用涅布麦希一个女奴的两个劳动日，租金是一束麻以及别的东西； 麦西购买涅布麦希的 3 斯塔特土地，给的是一头乳牛，值银 1/2 德本（约等

于 45.5 克）。商人虽已出现，但为数很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未必很大，在政治上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新王国时期埃及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大部分生产资料控制在王室、神庙和贵族奴隶主手中，而他们的经济也仍然是封闭型的，即自给自足的，与市场不发生什么关系；贵金属（金、银）大多控制在国家和各类奴隶主手中，并且主要不是用作货币，加入流通，而是用于制作各种装饰品；官吏、手工业者的报酬也都是实物，而不是货币；对外贸易仍控制在国家和王室手中等等。

新王国时期的奴隶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奴隶人数大大增加。由于没有关于这个时期奴隶人数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不知道奴隶的总数，也不知道各类奴隶主占有奴隶的数量。但奴隶人数比以往各时期要多得多，则是毫无疑问的。长期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提供了奴隶的主要来源。从第 18 王朝时期国王的远征记录和一些军官的传记铭文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多么狂热地去追捕、抓获俘虏以及平民百姓，其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奴隶，在这方面，

《桡夫长雅赫摩斯传》提供了一份典型的资料，证明当时战争目的之一就是掠夺劳动力；奴隶本身也是财富的表现形式之一，因而成为国王赏赐其有功人员的内容之一，《桡夫长雅赫摩斯传》末尾所附的一份奴隶名单可以为证， 奴隶制发展的第二个表现是，奴隶主阶级的构成的变化，拥有奴隶的人增多了，奴隶主的面扩大了。古王国时期及其以前，奴隶基本上控制在贵族手中

（王室、神庙、官僚贵族），一般人拥有奴隶的情况绝少。中王国时期出现了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杰斯，打破了贵族对奴隶的垄断，但涅杰斯本身占有奴隶的人数并不多；新王国时期，除了上层仍然拥有大量奴隶以外，不少中下层居民都可能拥有奴隶，看门人、牧人、商人、手工业者、雇佣兵、理发师、市民等。这时形成了一个名叫涅木虎的中小奴隶主阶层也可证明这一点。

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他们可被买卖、转让、继承、出租和雇佣，也可作为财产而被没收。属于等 19 王朝时期的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了一个女市民伊林涅菲尔从商人拉伊阿处购买了一个叙利亚籍女奴，并引起诉讼的情况。杜林博物馆藏第 2021 号纸草上记载了一个奴隶主在分家析产时将奴隶作为财

产分配的情况。第 20 王朝时期一个名叫霍尔的军队书吏的女奴被没收后转让给王陵机关。这些事实说明，奴隶的地位是很低的。

当然，在新王国时期，奴隶的状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奴隶可能被释放为自由民、或被收为养子，有的可能独立租种土地、有自己的家庭和经济， 甚至有的还占有土地。但即使这些奴隶，其真实境况也不一定好。如开罗一石碑所记的奴隶在出卖所占土地时就说是因为“度着穷困的生活”。《维勒布尔纸草》中租种神庙土地的奴隶，其所租土地也很少，还要交很重的租， 要养家活口大概也是很艰难的。因此，奴隶采用了各种办法进行反抗（逃亡、怠工、甚至起义），力图改善自己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地位。

新王国时期的土地关系，就总的格局而言，同古王国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国王、神庙和官僚贵族奴隶主仍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占有者。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在新王国时期，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也起了某些变化，这就是中下层居民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私有制， 其中也包括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逐渐普及到中下层居民之中：如有的牧人可以占有土地（在麦西档案和屏洛墓的铭文中都提到过），并可出卖，甚至奴隶也占有土地并可买卖（虽然他们占有的土地数量很少）。

奴隶主的土地基本上是采用租佃形式经营，这从《维勒布尔纸草》及若干其它资料中可以看出。《维勒布尔纸草》本身就是一份神庙和王室土地的丈量和租佃清册（当然不是全部神庙和王室的土地，而只是埃及中部的一部分土地），它记载了每块土地的所有者，地块的位置、面积，以及租佃者的姓名、职业、应缴纳的租税额等。从该纸草的资料可以看出，租佃者的成份是很复杂的，有女市民、奴隶、农民、沙尔丹及其仆人、养蜂人、马厩长官、牧人、小祭司等。每人租佃的土地数量不等，多的可能有 200 多斯塔特，少

的只有 3—5 斯塔特，甚至更少。有的人租佃的土地显然不是自己耕种，而可

能是由奴隶或其他人耕种（如一个名曰农民的人租种了 17 块土地，总数达

222 斯塔特，他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种这么多土地的）。在克利盖等人所著《古代埃及社会史》一书中，对《维勒布尔纸草》中的租佃者的情况有如下一个统计表①：

有的学者据《维勒布尔纸草》的资料推测，新王国时期埃及农民交纳的租税约占收成的 1/2；但有的学者认为，租税最多不超过收成的 1/7。有的学者根据波隆纸草 1086 号的铭文指出，一个农民一年要交纳 200 袋谷物。从第

20 王朝时期的《兰辛克纸草》可知，农民交不起租税，其命运是很悲惨的， 他们会被捆绑、吊打，其家属，甚至邻居都会受到牵连。有的资料讲到，农民租佃的土地被收回。甚至一个给国王养马的马伕，他的服役份地也毫无理由地被强令收回。税收官吏还常常加倍征税，使农民苦不堪言。农民不仅租佃土地，甚至连农具、牲畜、种子都要租用，所以负担十分沉重。再加上兵役、劳役的负担，使多数农民的处境极为艰难。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是富了少数人，大多数劳动者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王权和神权的关系 古代埃及君主专制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王权同神权结成联盟。法老利用祭司贵族维护和神化自己的专制统治；祭司也利用王权来为自己谋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由于神庙势力对君主专制的巩固起过特殊的作用，因而历代国王都给予神庙慷慨的赠予。在新王国时期，阿蒙神是国家的主神，也是王权的主要保护神，因而阿蒙神庙（主要是在底比斯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尔神庙）获得的赠予最为丰厚。所以，在新王国时期， 阿蒙神庙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拥有了越来越雄厚的实力，成为仅次于国王的大土地占有者、大奴隶主、大富翁。

但是，神庙势力虽然是王权的重要阶级基础，同王权结成了同盟，却也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同王权发生矛盾，甚至激烈的对抗。

① 《古代埃及社会史》第 192 页。

可以说，神庙势力从来不是王权稳定的同盟者，他们常常同地方贵族联合， 成为王权的反对派，甚至靠削弱王权来加强自己。古王国末朝至中王国时期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可是，在古代埃及，神权势力是统治阶级唯一的精神支柱，因而王权还不得不依靠他们。当然，在王权强大之时，神庙势力就不敢为害。

第 18 王朝初年的法老们，一再把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归之于神的保佑，特别是归之于当时国家的主神阿蒙神的保佑。法老们不仅依靠军队和官吏这两支队伍来维持帝国的统治，还要依靠神庙这根精神支柱，依靠祭司这个阶层， 因而不惜给予神庙丰厚的捐赠。

随着祭司集团在经济领域中实力的增长，他们的政治野心也增长起来， 不再甘心作王权的附庸。在第 18 王朝中叶，王室内部发生了哈特舍普苏特同图特摩斯三世之间的争权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去寻求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的支持。这件事给了阿蒙神庙祭司集团扩大其政治实力，插手政治，尤其是插手王室内部斗争的机会。哈特舍普苏特女王的两个宠臣森穆特和哈普辛涅布都是阿蒙神庙祭司（前者是女王的总管，后者是女王之下的维西尔）。在女王晚年或女王死后，祭司们又拥戴了图特摩斯三世复位。对此，才 22 岁的图特摩斯感激不尽（很可能，他在被哈特舍普苏特女王贬到阿蒙神庙去当祭司时， 就同祭司结下了友谊）。所以，他在每次胜利的战争后，都要给神庙很多战利品。如有一次，他给了神庙 2800 斯塔特土地，还有 1078 个奴隶，以及其它财富。

神庙集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力的增长，不仅危及其它奴隶主的利益， 而且逐渐危及王权。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大概已使王权再也不能忍受了。因此，这位法老撤了祭司兼维西尔的普塔赫摩斯的职，而任命了一位非祭司集团的拉莫斯担任维西尔，以取代普塔赫摩斯。这使王权与神庙祭司的矛盾表面化了。

阿蒙神庙势力对王权的威胁，不仅使法老对阿蒙神庙祭司产生了疑虑， 而且也对阿蒙神的信仰本身产生了疑虑。因而，早在图特摩斯四世时代，一个古老的太阳圆盘神阿吞神便被抬了出来加以崇拜。在一次对西亚的纳哈林的远征胜利后留下的纪念性铭文中，图特摩斯四世把胜利归之于阿吞神的保佑，并把战利品赠送给了它，而不是象以前那样把胜利归之于阿蒙，并把战利品赠送给它。继图特摩斯四世为王的阿蒙霍特普三世，则不仅违背贵族（当然也包括神庙贵族）的意愿，娶了一位出身平民的女子提伊为王后，而且更加明显地表明了对阿吞神的崇拜：他在底比斯为阿吞神修建了一个神庙；他的一个卫队也以阿吞神的名字命名；他曾为提伊王后修建了一个供游乐的湖，并同王后一起乘坐“阿吞的闪光号”游艇泛舟湖上。

阿蒙神庙祭司集团也不甘示弱，他们企图插手王位继承，不让阿蒙霍特普四世继承王位，而要扶植一个自己的傀儡上台。这使终于成了国王的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 1379—1362 年）对阿蒙祭司忍无可忍，因而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同阿蒙神庙势力进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阿蒙霍特普四世先是重新推出对拉神的崇拜，以对抗对阿蒙神的崇拜。继之，他更提出废除对阿蒙神和其它一切神的崇拜，而只准崇拜阿吞神；没收阿蒙神庙和其它一切神庙的财产，将其转交给阿吞神庙；去掉一切建筑物上的阿蒙字样；为了摆脱阿蒙神庙祭司的控制和影响，他将首都从底比斯迁

到埃及中部的阿马尔那，将其取名为“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视界”； 国王的名字也改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光辉”。他的这些改革措施表明，埃赫那吞同以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神权势力绝裂了。与此同时，他提拔了许多出身中下层奴隶主的人物担任了高级官吏。如一个名叫麻伊的涅木虎就担任了大臣的职务，他的铭文中说：“我——按父母双方来说都是涅木虎，君主玉成了我⋯⋯而（先前）我是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他使我得到（很多的）人。我提拔我的兄弟们，他使我的所有的人都关心我。当我成为一村之长时，他下命令，使我兼任大臣之（职）和“王友”，而（先前）我曾（要过）面包。”但即使是埃赫那吞，也不能完全摆脱神权，只不过是用一种神权代替了另一种神权而已。王权终归还必须同神权结合，以维护其统治。

埃赫那吞在其改革初期，曾得到军事行政奴隶主，以及当时的中小奴隶主阶层——涅木虎的支持。因为，这些集团或阶层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有着尖锐的矛盾；军队在战争中为帝国的建立有过汗马功劳；行政官吏们在管理帝国方面花费了心血，但他们得到的报赏却远不如神庙得到的多。更何况， 神庙祭司还不以此为满足，还要插手世俗政权，担任维西尔等高级职务，大有排斥世俗奴隶主之势，这不能不引起世俗奴隶主的嫉恨；而中小奴隶主涅木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发展都与王权的强盛息息相关。因此，这些奴隶主集团或阶层联合起来支持王权，支持埃赫那吞改革。他们同神庙势力的矛盾是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矛盾。但改革却是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行的。

埃赫那吞虽以法老的资格领导了这次改革，仍然遇到了神庙势力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一切旧贵族的激烈抵抗。他们向埃赫那吞的母亲提伊王后施加压力，让她到埃赫塔吞去（她一直住在底比斯）对埃赫那吞施加压力，要他放弃改革；他们还在西亚鼓动埃及的属地反叛埃及；他们甚至图谋刺杀埃赫那吞等等。斗争十分激烈。反对改革的势力极为强大而富有经验。

改革期间，埃及的对外战争停止了，军队得不到战利品，更得不到赏赐， 因而军队离开了改革，军队的总司令霍连姆赫布借口军务繁忙而一直未到新都埃赫塔吞去；改革时期，埃及放弃了对西亚属地的关注，使得在叙利亚的许多埃及属地离开了埃及，他们或者独立，或者被乘虚而入的小亚强国赫梯所吞并，这也使军队和统治阶级中的其他许多人很不满意，对改革丧失了先前的热情而不再支持改革。改革阵营内部分裂了。甚至连王室内部也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埃赫那吞顶不住压力而动摇了、妥协了。他派了他的女婿、共治者施门克赫卡勒去底比斯，可能是去讲和，而实际上当了人质，他在那里一直到死也未再回埃赫塔吞。王后涅菲尔提提从王宫中搬出，迁到城北的另一个王宫中去住，显然是与埃赫那吞发生了不和。

广大的劳动群众没有从改革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相反却因修建新的首都而加重了负担；再加上信仰的改变也不会很习惯。因此，他们对改革不可能十分热情。

这一切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埃赫那吞死后，他的继承者图坦哈蒙放弃了改革，恢复了对阿蒙神的信仰，发还了阿蒙神庙被没收的财产，首都也迁回到了底比斯。他以后的法老继续了这一政策，改革被彻底葬送。改革之都埃赫塔吞变成了一片废墟，被人遗忘。直到 1887 年，这里的一个农民在犁地时发现了大批泥版文书，它们被送往伦敦，引起专家们的极大重视，因为它们是与埃赫那吞同时代的一些西亚国王或王公给埃及法老的书信。于是开始了对埃赫塔吞的考古发掘，这个改革之都被重新发现，改革也才重新为世人所

知。

改革失败，阿蒙神庙及其它神庙势力复辟后，气焰十分嚣张。支持改革的涅木虎受到打击迫害，他们的财产也被抢夺。王权重又与阿蒙神庙势力结盟，对神庙势力更加依赖。

埃及与赫梯的争霸 埃及同赫梯的争霸于公元前14 世纪至13 世纪初发生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地区。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叙利

亚发掘出的埃勃拉国的情况表明，它曾存在于公元前 3000 年代中期。同时， 这里十分富庶，又处于重要的商业交通要道之上，是著名的商业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发祥地。因此，这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地区，但在埃勃拉国之后，这里却长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抵御来自南方的埃及、北方的米坦尼和赫梯，东方的巴比伦尼亚的侵略和威胁，而一直是它们侵略和掠夺的目标。

埃及第 18 王朝前期的法老们在侵占叙利亚巴勒斯坦时，曾同在这里有重大影响、并且觊觎这里的西亚大国米坦尼发生过严重的冲突。后来，米坦尼因要防范正在崛起的亚述而与埃及结盟。但与此同时，在小亚又兴起了赫梯王国，它打败了米坦尼王国，而与埃及直接对峙于叙利亚地区。

埃及第 18 王朝后期的埃赫那吞改革，因忙于内部斗争而无暇顾及其在西亚的属地，于是一些属地宣布独立，另一些则投到了赫梯的保护伞之下。仍然忠于埃及的一些属地的王公们曾多次求救于埃赫那吞，但毫无结果，甚至遭到他的训斥，说他们干扰了他的改革。于是埃及的西亚属地陷于一片混乱。

图坦哈蒙执政时期，情况可能有所好转，但他统治的时间很短。他的寡后曾向赫梯国王提出，要他送一位王子到埃及去与她结婚，并让该王子作埃及法老。赫梯国王苏庇鲁里乌马什几经犹豫后，终于将一个王子送到了埃及。但该王子到埃及后即被埃及人所杀（很可能是反对此婚事的埃及贵族所为）。于是爆发了埃及同赫梯之间的公开战争。战争对埃及十分不利，它遭到重大失败。只是因为被俘的埃及士兵的传染病也传给了赫梯士兵，战争才暂告停止。

在第 19 王朝初年的霍连姆赫布、拉美西斯一世，谢提一世等几位法老统治时期，埃及曾多次用兵西亚，与赫梯人进行争夺，取得了不少胜利，基本上稳定了埃及在这一地区的形势，但却未能完全恢复埃及在西亚的全部属地，尤其未能消除埃及在西亚的主要威胁。赫梯的气势仍咄咄逼人。

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 1304—1237 年）埃及同赫梯的争霸战争达到了高潮。当时统治赫梯的是国王穆瓦塔鲁。

为了同赫梯进行战争，拉美西斯二世进行了很多准备：他在三角洲东部营建了新都培尔-拉美西斯；他还组建了四个军团，招募了不少雇佣军，兵力合计 3 万多人。穆瓦塔鲁也为同埃及争霸而将赫梯首都从哈图斯城迁到了靠近叙利亚的小亚南部城市达塔什。

当时站在赫梯一边的还有叙利亚地区的若干公国，如纳哈林、阿尔瓦德、卡赫美什、科迪、卡迭什、努格什、乌伽里特和阿勒坡等。形势对埃及十分严峻。

拉美西斯二世计划先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沿海地区，以取得立脚点和打通海上交通线，便于从海上与埃及本部取得联系。为此，在其执政的第 4

年，进行了一次预备性远征。这次远征的结果是占领了腓尼基沿岸，到达了今之贝鲁特。

拉美西斯统治第 5 年，当叙利亚的雨季过后，拉美西斯二世率领他的四个军团和雇佣军，从三角洲东部的要塞城市沙苏出发，进军叙利亚。赫梯国王穆瓦塔鲁也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他集中了 2 万战车兵于叙利亚的卡迭什城，准备同埃及军队决战。他将军队埋伏于卡迭什城东部，准备将埃及军队诱至该城后围而歼之。

埃及军队抓获两个充当赫梯细作的贝督英人，据他们说，赫梯军队还在离卡迭什很远的地方。拉美西斯二世听信了这个假情报，亲率一个军团，孤军深入，进到卡迭什城西北扎营，而其他三个军团则落在后边。直至此时， 拉美西斯二世还不知道赫梯大军近在咫尺，正以逸待劳，准备围歼他们。当拉美西斯二世再度审问两个贝督英人时，才知自己已陷于危急境地，于是赶快派人去通知援军。但赫梯军已行动起来，包围了拉美西斯二世的这一个军团，并几乎歼灭了它。只是因为赫梯军不知拉美西斯二世也在军内，忙于抢夺埃及军队的财物，才使他幸免于难。不久埃及援军赶到，打败了赫梯军， 才解了拉美西斯二世之危。

卡迭什战役中双方损失惨重，无力再战。而且，双方都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问题：亚述对赫梯和埃及的威胁，以及两国内部的困难等。所以，卡迭什战役实际上也标志了埃及同赫梯之间争霸战争的基本结束。

公元前 1283 年，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第 21 年，赫梯新王哈吐什尔向埃及提出了缔结和约的要求，并派人给埃及送去了和约草案。拉美西斯二世同意缔结和约，从而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近一个世纪的争霸战争。

和约除了说明性的内容外，包括一个序言和 9 个条文，即：（1）永久和平的确立；（2）互不侵犯的条约；（3）赫梯国王执行先前条约的义务；（4）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执行现今条约的义务；（5）军事互助的相互义务；（6）赫梯国家不接纳埃及亡命者的义务；（7）埃及不接纳赫梯亡命者的义务；（8）神对违约者的威胁和对守约者的加恩诺言；（9）亡命者的引渡等。

和约是两个奴隶制大国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的本质的反映。埃及和赫梯不仅凭藉这一纸和约瓜分了他们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势力范围，使他们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和约本身又变成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双方保证在面临第三国威胁时，在军事上互相支援；双方还保证互相支援以对付本国内部的危险。

埃及与赫梯的战争及最后和约的签订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两个不同地区的强国（埃及在北非，赫梯在小亚细亚，双方相隔千里之遥）为了争夺彼此国境外的一个重要地区的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长期进行的战争与交涉。同时，周围其他大国如米坦尼、亚述、巴比伦尼亚也在不同程度上先后卷入这场复杂的军事外交斗争之中。这也标志着在公元前 2000 年代后半期，东地中海一带的各文明古国之间关系已经日益密切，开始打破孤立、闭塞、隔绝的状态，逐渐有机地联结起来。

埃及和赫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争霸战争，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而遭到该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争霸战争也给争霸国国内的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灾难，严重削弱了两国的实力，加剧了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给两国带来严重后果。不久之后来临的所谓“海上民族”入侵，横扫了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灭掉了赫梯。埃及虽然顶住了“海上民族”的入侵，

但也遭到沉重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

新王国的衰落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在经历了第 18 王朝后期的埃赫那吞改革、同赫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争霸战争，而尤其是“海上民族”的入侵之后，已被严重削弱。埃及国内外矛盾十分尖锐。

“海上民族”对埃及的入侵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第 19 王朝末叶的法老麦尔涅普塔赫统治时期。据麦尔涅普塔赫的铭文，他打败了这次“海上民族”的入侵，俘获甚多：杀死敌人 8500 多人，俘 1 万多人；第二次入侵发生

在第 20 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

在埃及遭到“海上民族”入侵之时，埃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又再度尖锐化，王权同阿蒙神庙势力之间的斗争又起。国王麦尔涅普塔赫不信奉阿蒙神， 而崇拜孟斐斯的普塔赫神，国王的名字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把埃及从“海上民族”入侵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功劳归之于普塔赫神，而不是归之于阿蒙神。他的这些举动必然会遭到阿蒙神庙势力的反击。可能王权再度遭到失败。因此，第 20 王朝时期国王对阿蒙神庙祭司的依赖（或者说阿蒙神庙势力对王权的控制）明显加强。拉美西斯三世在自己的一份遗嘱中给予阿蒙神庙和其它神庙的捐赠（即著名的《哈里斯大纸草》）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有的学者据这份纸草推测，各类神庙所占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 15％，全国劳动力的 2％。而别的学者则认为，纸草仅存 1/3，因此，神庙所占土地和劳动力的比重应当更大。

在新王国晚期，劳动人民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在《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了一次发生于第 19 王朝末期的奴隶大起义的事件：“埃及国家曾被弃置不顾，每人各自树立［自己的］正义［标准］。直到某一时期之前，有许多年，他们没有首领，埃及的土地属于大家和地方首领，人们互相残杀，无论高贵者或卑贱者都如此。随后到来的某一时期是一些空虚的年代，这时⋯⋯一个叙利亚人在他们之中自立为王。他把整个大地变成他的附属物。人们参加他的队伍为的是抢掠别人的财产。他们对待神象对待普通人一样，对神庙不作任何供奉。”这段话说明，起义发生在一个政治上混乱的年代；起义规模很大，起义不仅反对世俗权力，而且反对神权。第 19 王朝就是在这次起义的打击下垮掉的。

在第 20 王朝时期，在首都底比斯西部，多次发生造墓手工业者因不满经常中断口粮供应而发生的罢工，等等。

到第 20 王朝时，埃及的亚洲属地也已大部丧失。《乌奴阿蒙游记》中记述的被派往黎巴嫩运取木材的埃及使者乌奴阿蒙，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冷落反映了这种现实。接待乌奴阿蒙的当地官员说，要是在以前他会给他木材，但现在，埃及已不是这里的主人，因此他可以不给他木材。

埃及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导致了埃及的再度衰落。公元前 1085 年，阿蒙

神庙祭司赫利霍尔篡夺了王位，这标志了第 20 王朝的终结，也标志了新王国时期的结束。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

埃及文化 古代埃及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古代埃及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起源于公元前 4000 年代末。蝎王权标头上的蝎子可能是蝎王名字的象形文字写法，也是

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象形文字。现在知道的最晚的象形文字铭文是公元 394

年罗马皇帝提奥多西时期的一个铭文。象形文字有 24 个字母符号，但未发展

成字母文字。象形文字一般都由三部分组成，即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部首符号（或叫限定符号）。象形文字是从图画文字发展而成的，它的表意符号反映了这种情况，如太阳写成⊙、山写成凹等。一些具体的动作如“打”、“走”等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表音符号包含了几种情况：一音一符、二音一符、三音一符、四音一符；还有组合字等。埃及的象形文字只有辅音，没有元音。鉴于两个或三个辅音符号之间的元音可能是不同的，从而可能组成不同的词，古代埃及人发明了限定词符号（相当于汉字的部首符号），以确定该词所要表达的是那一类事物。古代埃及人书写时一般是从右向左，从上往下写，但也有从左往右写的，确定其书写方向的方法是看象形文字中的人和动物面向那一方。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在几千年的使用过程中也几经变化。在第一中间期里演化出一种祭司体；后期埃及时（公元前 1000 年代前期）又演化出一种世俗体，到希腊罗马人统治时发展为科普特文字等。象形文字的体系过于复杂，不易为一般人所掌握和使用，所以，在希腊罗马人统治埃及的时期，象形文字便逐渐被人遗忘，并终于成为一种死文字。但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对西亚腓尼基字母的产生发生过重大影响。直到 1822 年法国学者商波良重新释读成功象形文字，把阅读象形文字的能力还给人类。

古代埃及人没有创作出大部头的文学著作，但他们也创作了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神话、格言、祈祷文、教训、传记、战记，等等。这些文学作品反映了古代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关于奥西里斯、奥西里斯同其弟塞特的斗争、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同塞特之间的斗争的神话、大臣乌尼传等传记铭文、占领尤巴城等战记、两兄弟的故事等小说都给人以深刻印象。

古代埃及人在应用科学（如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天文观察是祭司的职责，目的是要找出吉凶祸福的征兆。现在所知道的古埃及最早的星座图是在第 12 王朝时的墓中发现的。在哈特舍普苏

特女王的总管森穆特墓的天花板上也有一个天文图。还发现有 19 和 20 王朝

时的星座图和星位表。到新王国时，埃及人已知道 43 个星座，在天文观察的基础上，产生了古代埃及人的历法。他们最初用的是阴历，后来改用阳历。古埃及人发现，每年阳历的 6 月 15 日（古埃及历的 7 月 19 日），在三角洲地区尼罗河涨水与太阳、天狼星在地平线上升起同时发生。他们把这样的现象两次发生之间的时间定为一年，共 365 天（比现在的一年少 1/4 天）。古埃及人把一年分为三季，每季 4 个月，共 12 个月，每月 30 天，共 360 天，

余 5 天为节日之用。在一份纸草的背面，人们发现了一些有关历法的记录， 其中记有人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古埃及人的星期原则，而不是古埃及人通常使用的旬（10 天）。埃及年比太阳年（地球绕太阳转一周）实际上少 1/4 天， 因此，这个误差要过 1460 多年才能重合并纠正过来。古代埃及的太阳历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凯撒制定的朱里亚历有很大影响。

古代埃及的若干医学文献被现代人发现。其中最古老的大概要数《史密特医学纸草》，其内容是有关外科方面的医术。1872 年，在埃及古都底比斯， 发现了长约 20.5 米的《艾贝尔斯纸草》（因买得此纸草的德国人而得名），

该纸草包含有 900 个医治各种疾病的处方，可以说是古代埃及人的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它不仅记载了各种病症及感觉，还有治疗方法，甚至有美容的内容（如弄平皱纹、除痣、改变肤色、头发和眉毛的染色、矫正视力等等）。古埃及人用以治病的药物十分广泛，他们利用了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有关成

分来制作药剂。古埃及人注意探索人的疾病的起因，在中王国时期，埃及人便提出各种疾病的基础是心脏和血管的变化的理论。古代埃及人在外科医术方面特别发达，这可能与他们解剖尸体、制作木乃伊有关。

古代埃及人对数学知识的兴趣也发生得很早。考古学家发现了若干古埃及人的有关数学的纸草文献，如《莫斯科数学纸草》、《林德纸草》（又称

《阿赫摩斯纸草》）、《阿那斯塔西纸草》等。《林德纸草》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说明古代埃及人对数学十分重视。从这些数学文献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算术、代数和几何三大类。代数已能解一次方程。古代埃及人创造了自己的十进位的计数制度， 并创造了表示一些数的象形文字符号，包括分数的符号。但由于他们没有位值制，因此，要写某些数字，就必需用很多个符号。如 986 这个数，它要用

9 个表示 100 的符号、8 个表示 10 的符号和 6 个表示 1 的符号等。他们的算术主要是用迭加法，乘除法也是化做迭加步骤来做的。加法和减法是用一个人走近或走开（来和去）的腿形 和 来表示的。在几何学方面，他们已经会计算矩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他们求圆的面积的公式大体是A=(8d/9)2，d 是直径，这就等于取π（圆周率）为 3.1605。埃及人也会求柱体等的体积。古埃及人的数学产生于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例如重新划定因尼罗河泛滥而弄得模糊的田界、修建金字塔、确定给劳动者的报酬，按土地面积征税、计量粮食等。他们将数学与天文观察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的历法； 他们运用数学知识测量埃及国家的面积和埃及境内尼罗河的长度；他们在建筑方面运用数学知识的成就也十分显著。

古代埃及的建筑以其雄伟浑厚而为世人所瞩目。除大金字塔外，在底比斯修建的卡尔纳克神庙和卢克索尔神庙，也是古代埃及人的杰作。这两个大神庙都始建于中王国时期，但大规模的建筑却是在新王国时期（这时的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图特摩斯三世、阿蒙霍特普三世、拉美西斯二世诸王都对此神庙的建筑作出了贡献），直到希腊人占领时期才告结束。这两个大神庙都以其众多巨大的圆柱著称于世，其中卡尔纳克神庙有 12 根大圆柱，每根高

70 英尺，柱子上有 70 吨重的横梁，作开花状的柱顶可站立 100 人；此外，

还有 122 根圆柱高 45 英尺，圆周长 28 英尺。这两大神庙的圆柱和墙壁上满是雕刻和象形文字铭文，著名的《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拉美西斯二世有关卡迭什战役的情景和铭文就刻在这些柱子和墙壁上。除神庙和金字塔外， 还有要塞建筑，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王国时期在尼罗河第二瀑布地方修建的要塞。

古代埃及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包括雕刻和绘画）。雕刻有浮雕和圆雕。浮雕多在坟墓和神庙的墙上，也刻在其它物品上（如权标头、调色板等）， 反映了古埃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战争等），为研究古代埃及的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圆雕的数量也很多，大者如哈佛拉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阿布-辛贝尔庙前的巨大雕像、门隆巨像等，小者如著名的埃赫那吞的王后涅菲尔提提像等。这些雕刻起自前王朝时期，历时几千年。现代欧美各国的各大博物馆中都收藏了古代埃及的大量作品。古代埃及的绘画作品，如中王国时期的《纸草丛中的猫》，新王国时期的《三个女音乐家》等都是杰作。古埃及的艺术作品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埃及宗教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其崇拜的对象既有动物，

也有植物，还有各种自然现象。这种崇拜起自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不过， 进入文明时代，它们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 在刚形成的各小国内，都有自己崇拜的主神；到古王国时期，埃及统一了， 出现了全国统一崇拜的主神。（起初是鹰神荷鲁斯，后来是太阳神拉，中王国以后是阿蒙神），原有各小国的主神则降为地方诺姆的神，但也有一些神在全国受到崇拜，如农业神和冥世神奥西里斯，起自孟斐斯的普塔赫神（又是各种技艺和工匠之神、类似于希腊的赫菲斯托斯神）等。统一国家各个时期的主神，也是国王的保护神，在统治阶级的不同集团发生争权夺利斗争时， 他们往往推出不同的神作为他们的工具，如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改革时推出阿吞神作为全国唯一崇拜的神，而废除对其它一切神的崇拜；麦尔涅普塔赫时又推出普塔赫神以取代对阿蒙神的崇拜等等。总的来说，古代埃及的宗教还未走出自然崇拜的阶段，即他们或者是对自然力量给予的恩赐表示感激， 或对自然力量的威力感到恐惧与困惑。埃赫那吞改革时推出的阿吞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阿吞颂诗中，歌颂的只是阿吞带来的恩惠和阿吞作为太阳神带来的威力；另外，对尼罗河的崇拜也带有这种性质，这在尼罗河颂中也可看出来。由于古代埃及哲学的不发达，使得古代埃及的神也还未抽象出来， 使得埃及的宗教总是处在较为原始的水平之上。对农业神奥西里斯的崇拜， 关于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 反映了各种农作物一岁一枯荣的过程。古代埃及人对来世（实际是死后的世界）的存在特别重视，他们认为此世是暂时的，来世才是永恒的；他们认为奥西里斯是冥世的王，每个人死后都要受到他的审判。古代埃及的宗教既为现世的统治阶级服务，也为来世的统治阶级服务。古代埃及的富有者为来世作了许多安排：修造好的坟墓、留下祭祀基金、创作祈祷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