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

道家在思想上是师法自然的，而其艺术主张也以自然为最高审美原则：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从“道法自然”推及到艺术的师法自然。自然的美学标准就是不矫情、不伪饰、不雕琢，因此自然美第一要素便是真。庄子谓：“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渔父》）。真是从自然中得来的，因而它成为不可转移的审美标准。艺术是表现人生、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道家强调的自然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也是人性情表现的普遍法则，这一点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艺术家之所以要表白要言说，乃是顺乎自然本性，是对大自然的回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文学被看成是生命的自然流淌：“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言语的表达、语言的风格都是源于自然，自然是美的最高境界。一切文学都遵循随物赋形、率性任真的天然风格。

中国文学一直反对堆砌的形式主义文风，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曾出现过六朝绮靡雕琢的形式主义文风，但文学的主流一直是标举古朴自然的文学风格。王国维先生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自然的旋律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最强音。

中国古典诗论正是以自然为中心构造其理论体系的。

《文镜秘府·论文意》说：“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自然是文学家们对艺术的普遍见解。

杨万里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

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也哉？天也，斯谓之兴”（《诚斋集》卷六七）。这里存在一个时间过程，有一种因果关系： “触先焉，感随焉。”不是诗人唤出了自然，而是自然唤起了诗人。天人之间、物我之间就不再是因果关系，而是同步关系。“我亦物也，物亦物也， 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这里道出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诗不过是诗与自然相逢，是诗人情感与自然精神的交流贯通，用司空图的话说是“薄言情语，悠悠天钧。”

当然中国艺术对自然的追求不仅仅是描摩，是写实，而是寻求象外之象、境外之境、韵外之韵。《庄子·外物》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的论点与

《周易》的“在象以尽意”论不同，他认为只有超越“言”跳出“言外”才能把握无穷无尽的神秘而深刻的意。人不仅是观物天地，取象天地，更重要的是体味天地、感悟天地。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论山水画云：“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阴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繄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烟云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生此心，如将即处，此画之意外妙也”（《林泉高致·山水训》）。描摹自然而又超越自然，感动自然而又领悟自然，尺幅之间，寄寓无限的心灵感动，这就是艺术家要展现的世界。由此艺术有了一重又一重的象外之意， 正如王夫之所谓：“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而这样的艺术境界是与道家的美学境界有感斯应秘响旁通的。道家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文人的艺术修养，古典文人们习惯于流连山水，寄心自然， 歌天上之明月，啸林间之长风，飘飘欲仙，遗世独立，形成了特有的亲近自然的人格风范，士大夫们在历经人生悲凉之后，从社会功利中超拔出来，由功利化、目的化的人生转向艺术化、过程化的人生，一任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而陶醉于自然永恒的领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