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

《世说新语·任诞》中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是乱世里的逍遥，一个士人群体自觉地远离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因性聚类，集于竹下，放歌啸吟，饮酒自乐。这是魏晋名士的一次自我放逐。精神的放逐与精神的逍遥是一致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主动实践着庄子的艺术人生，形成了独具人格魅力的魏晋风韵。魏晋远承老庄“藐姑射之神人”的风采，是人性率真天然的流露。其外在风采是亲近自然逍遥山水， 而其内在神韵则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来的：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情物。物情通顺，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是故是非无措也。

“任自然”的自然是老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这里的自然是天的自然、物的自然而不是人的自然。人的自然品格是从天地造化中获得的。这种无追求而任自然也就成了庄子反复强调的“安时处顺”、听天由命了，是在大自然中的自弃状态，人自弃了，只剩下天地万物， 人听命于宇宙变化的运转，放弃任何主观意志的努力。但这种“任自然”是以“越名教”为前提的。名教就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价值系统，它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士大夫的心灵。“越名教”就是超越这套礼义思想，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之所以如此，就是冲破儒学的虚伪而走向飘逸自然的理想人格。在反礼教的呐喊中，在向大自然的回归中，一种新的风骨——清雅、性情率真、神韵飘逸的自然人格形成了。阮籍、嵇康等人不仅在理论上回应老庄，也以自己的率性任性去冲破礼教樊篱，完成了自然人格的塑造。《世说新语·任诞》记：

① 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 页。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 废顿良久。

人生以自然为第一要义，一切皆循于天性，可以悲痛得呕血，却不属于繁缛造作的礼仪，只要不殉葬，总得生存。因此酒肉依旧，隐痛于心，这是何等的纯白天真，何等的率性自然，自然是最高的人品、最高的道德：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嫂尝还家，籍与见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

按照儒家名教观“男女之防”“叔嫂不通问”的原则，阮籍是走得太远了。但他追寻的是唯美主义的人生，对美的欣赏是无须掩饰的。因此他可以醉眼朦胧中眠卧在美丽的少妇身旁，而绝无猎艳的贪婪，审美的自然人性充溢他真纯的世界，所以嫂子还家，他也不避嫌疑而与之话别，庄子那种”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气之辨”的至人境界转化成了他自然人生的实践。“礼岂为我辈设矣”是冲破礼教返归自然人生的真率的宣言。个人的性情是超越一切的最值得敬重的：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作一声送之。” 赴客皆一作驴鸣。

个人的爱好得到如此尊重，在肃穆的葬礼上，曹丕以帝王之尊，命人以驴鸣送亡友。这太特殊了，太不可思议了，只有在个人的性情受到尊重的时代才是可以想象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魏晋人品藻人物常以清为主，清峻的人格具有大自然浓郁的野气清香。《世说新语》品评人物的词汇多是清畅、清辣、清高、清蔚、清新、清识、清允等等。这样的品评让人联想到那原野上的芳草野花，树木间圆润晶莹的露珠，空气里纯净的长风，一切关于自然的纯白的、朴素的东西都是清的。清是相对于尘世的浊热而言的。这样的人格不拘形迹、不矜矫饰，他们“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一反两汉风习，佯狂酲裸，寄情高远，以一股清新的自然野气，给浊热的士林吹进了空灵鲜活的气息。

清又相对于人工雕琢而言，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铅华落尽便是平淡，雕饰皆去自是一派天然。这样的人格常常是以大自然为参照物的。因此魏晋人常以自然物象品评人物，请看他们是怎样描绘魏晋名士的容止神韵的：

魏明帝使后弟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海西时，请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这里的苍苍蒹葭、姣姣玉树、寂寞孤松、翩翩野鹤、飘逸游云、矫健惊龙、轩轩朝霞、濯濯春柳，组成了以自然物象编织成的壮丽景观，但它要表现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群俊逸出尘的魏晋士人。以自然物象言说哲学的中国古典哲学在魏晋士人品藻中又得到回应。自然美的极至只能使用自然物象征，不是自然符合人的精神，而是人必须有自然的风韵才是美的。这是以

《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士人美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魏晋新美学思潮的产生源于魏晋名士对大自然的敏锐感觉。无论是寻常的花草竹木，还是无尽的碧水青山，都强烈地刺激着魏晋士人的艺术感官， 令他们陶醉愉悦、欣然忘归。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曰：“暂住何烦尔？”玉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任诞》

竹子是魏晋士人高洁人格的象征，它挺拔虚白、俊逸潇洒的自然风韵， 成为士大夫理想人格的追求。王子猷对竹的挚爱体现着他对自然的热爱与真情，因此即便是短暂的寄居生活，他也要种竹——“何可一日无此君”。竹子的品格已融注为他的生命。苏东坡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正是从魏晋士人的竹下风流引发的。

大自然在魏晋士人那里已不是先秦哲人似的哲学思考，而是一种具体的实际的世俗人生了。自然的俊美感动着魏晋人的心灵：

顾长康人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 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世说新语·言语》

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魏晋人自然人格和自然美学的精神来源，对大自然生动的体验和审美愉悦并不出于文学作品，而出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动。正因为有了一颗永远对自然感动的心灵，才有了如此卓然不群的审美目光，大自然才与人类“自相映发”“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魏晋士人飘逸风范的背后有一种文化底蕴和精神操守，它形成了魏晋士人的人格风骨，人格的自然才不显得纤弱绵软，也不仅仅是一种无原则的随遇而安。嵇康的广陵绝唱是最有代表意义的了。公元 263 年，嵇康被司马氏斩于洛阳东市，而他临死前仍抚琴一曲，面对死亡显得那样冷静而从容、勇敢而美丽。《晋书·嵇康传》云：

（嵇）康将刑东市，大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 “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啸歌，不忘抚琴吟志，《广陵散》绝唱是歌者的绝唱，是自然人格的最后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