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的发展经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向着科学与文明大步迈进，凯歌高奏；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频频地返顾旧乡，寻归自然。理性的高唱入云常伴随着自然的幽咽哭泣，因此人类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往古的家园之梦。《旧约·创世记》里那个流淌着清泉、生长着繁茂大树和结着鲜美果实的伊甸园，颇耐人寻味。如果我们不是以宗教眼光来看待它的话，那岂不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家园的亲切回忆吗？这样人类文化中失乐园的主题，岂不是对自然乐园的追寻？

乐园的丧失源于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疏离。泰戈尔在《生命之实现》一书中说：“西方人常以其征服自然的思想自傲，好像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在那里我们必须向外掠夺所需，才能生存。由于长期处在城墙内，过着一种拘牵束缚的生活，无形中便养成如此窘迫的思想习惯。因为生活在城墙内，很自然的，我们心灵的视界只限于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于是造成了人和孕育我们的宇宙之间的一种人为的分隔。”的确，我们在西方文化中看到了人与自然分离的事实，这是一种普遍的文明病。

“自然”在古希腊哲学中，是指一个没有价值意义的“物质的素材

（physics）”。它是中性的，不带生命、不带价值的对象。人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征服者的角色来面对自然的。《圣经·创世记》中便反复强调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多种行动的活物。”“遍地上一切结果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人类作食物”。虽然这样的观点张扬了人的精神，却孕育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情绪。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出来的近代西方科学，把自然看成是宇宙的机械秩序，而受着数学物理定律的支配，它没有价值没有生机，是个纯然的物质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对立、心物对立、神人对立。海德格尔描述这样的情形是头顶没有星空、脚下没有大地、心中没有神灵、他人与我对立。面对如此事实，近代西方哲人像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以及海德格尔，无不高扬自然的旗帜，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理性、对准文明。

回归自然成为 20 世纪的文化主题。

但这样的思潮也引起我们的思考。自然与文明究竟是矛盾，还是和谐？如果文明与自然是一对矛盾，我们可以放弃人类赖以发展的文明吗？我们能找到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吗？

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我们必须把目光带回到中国文化上来。中国人的自然观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方东美先生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一书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的自然观：

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谓。在观念上，自然是无限的，不为任何事物所拘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生机，它的真机充满一切，但亦不和上帝的神力冲突，因为在它之中，正含有神秘的创造力。再说，人和自然也没有任何间隔，因为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也是融为一体的。在中国文化中，自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充溢着发育创造的境域，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融贯的整体，人与我、天与地、我与物、交融交彻、一体俱化、布满大千，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这样的自然观极大地启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精神。

在文化观念上，中国哲学并不把文化看成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精神现象，而看成是由自然引发的、派生的自然现象，文化是从自然中走出的。《周易·贲·彖》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是“文化”一词的最早出处，但这里有一个顺序“天文—人文—文化”，文化是从自然现象中派生引申出来的， “天”不是绝对理性，不是绝对意志，而是自然精神，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富有诗意地描述文化的诞生：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尤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

这是一幅宏伟的文明创世图。最古老的文明不是人为而是自然。仰望苍穹，日月辉光；俯瞰大地，山川锦绣：天地之间，人类含英；人类受自然感动，楷模天地，师法自然，于是创立了文明。自然文明不仅融贯天地，而且傍及万物；龙凤文采，草木锦华，泉石激韵，天籁自鸣，构成了声色交织的图画。连无知无识的自然都锦绣含章，更何况心灵呢？“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大自然是文化的真正源泉，文化不是自然的对立物，而是自然的必然产物。

在人格精神上，中国文化标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在对自然的师法中戮力励行，提升品德。一方面是在热爱自然万物的胸怀里，普及仁爱的精神，以对万物的悲悯，发挥仁爱胸襟，实现同情体物、悲悯博爱、人我为一的境界。另一方面，古典文人也在自然中学到了率性任真、毫不雕琢的天然人格风范，“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一切都是任意的、天然的、与大自然同在的。

在审美境界上，中国文化追求”天然去雕饰”的美学理想。美是感悟的、体验的，不是分析的、证明的。古典哲人很早就认识到“原天地之美”，真正的美存在于自然混茫的宇宙造化中。美就是“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竭力表现的，就是博大雄浑与天地为一的高古境界。自然美的天籁自鸣是审美的最高目标。

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自然”一词最早见于《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具有两方面意义：其一是天地万物，其二是自然而然的人性。就第一个意义说它是人类生存的整个宇宙空间，它是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春夏秋冬、花鸟鱼虫等诸种现象。就第二个意义而言，它又是人们在大自然中获得的思想和艺术启示，是人在自然境界里的升华，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这样自然主义在中国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以山川日月为代表的大自然的亲近；一是对率真任性天然无我的人格与审美境界的追寻。其核心是充满生机与交通的融贯主义。

西方文化的困境，一方面源于文明发展的局限；另一方面是西方哲学的自然观，一直把自然作为一个人之外的对象，自然被当做与人的主观意志相对立的世界，人与自然已不是一个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寻求中西文化的对话，或许这是疗补文明通病的药方，重建我们与自然的世界。

中国文化高扬的“天人合一”的旗帜，是自然主义的旗帜，也许它能让我们重温自然家园的温馨与亲切。

毕竟中国古典文化是歌者的乐园，是自然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