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不只是政教宣传的工具，而日益成为封建贵族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自然美的追求和独立的描绘也空前发展起来。美和文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不再只被看作是善的附庸。对审美和文艺的特征的考察成了中心问题。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考察，一方面同玄学、佛学对人生哲理的探讨相联系，深入接触了人的本质问题，具有比前代、特别是汉代更为深刻的思辨的性质。除玄学、佛学之外，这时期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的考察还同当时兴起的各门文艺理论批评分不开，其主要倾向是着重考察美与艺术的规律，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美学范畴和命题。曹丕的《典论·论文》注意到了审美和文学创作同主体的个性、气质、天赋的密切关系。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反映了魏晋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风尚，重人物的风姿、风韵，而不是看重其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质；注重艺术的审美功能，而不是教化作用；注重审美心胸和追求一种玄妙的境界。陆机的《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过程中

的审美心理特征。钟嵘的《诗品》讲了感染作用和欣赏心理。王弼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有意，得意而忘象”的命题；宗炳提出“澄怀味象”、“澄怀观道”的命题。顾恺之注重“传神”。嵇康反对对音乐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作简单化理解，认为音乐欣赏中哀乐的情感是自身生活体验经音乐触发而产生的共鸣。谢赫在绘画“六法”中提出“气韵生动”的著名命题。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我们民族的审美理想的“风骨”概念，以及“隐秀”、“神思”等，并由艺术作品“知音” 难遇出发强调提高欣赏者的鉴赏力，讲究鉴赏方法。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美学思想扩展了先秦以来美学思想所涉及的领域， 使美学真正开始取得了自己的性格、身份和价值，对后世美学思想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