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诗歌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向被人们称为瑰宝，特别是古代诗歌，从《诗经》直到晚清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其间有着极光辉的时代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峰，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诗人之众多，作品之丰富，内容之广泛，形式之多样，风格之鲜明，如星辰灿烂，繁花似锦，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真可谓是一个泱泱诗国。

诗歌是从劳动中直接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在我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①就此，鲁迅先

① 《淮南子·道应则》

生在《门外文谈》中也有过生动而正确的说明：“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以上只能说明诗歌起源于劳动，还不能说人类能够从事生产劳动时就产生了诗歌，那么，中国诗歌究竟起于何时？我们认为，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及《周易》当是源头。在一些甲骨卜辞和《周易》某些卦爻辞中，从内容到形式就比较接近于民歌的特点，但跟后来的《诗经》相比，离严格意义上的诗的要求毕竟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说中国诗歌是以周代的《诗经》为其开端，尽管我们用这种保守的观点推算中国诗歌史，也不晚于古希腊的

《荷马史诗》。这确实是在世界文化史上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一项。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公元前 11 世纪西

周初年到春秋中叶 500 多年间的诗歌作品共 305 篇，约在公元前 6 世纪前后编订成书。当时，人们称它为《诗》或《诗三百》，汉代统治者把它奉为经典，故称《诗经》。《诗经》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风即“国风”，大都是从 15 个诸侯国采集来的民歌；雅，是宴礼乐歌，大多是周王室及贵族作品；颂，是统治阶级祭祀祖先、天地的宗庙祭祀乐歌。在表现手法上，《诗经》全面运用了“赋、比、兴” 的创作手段。所谓赋，是用铺叙其事或用直接抒写的手法进行创作；比是用比喻或比拟的手法进行创作；兴是用托物起兴的手法进行创作。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诗经》对中国诗歌艺术宝库的杰出贡献之一。不仅如此，

《诗经》的艺术技巧一直是中国古代诗人的学习典范，比如其常用的比拟、夸张、烘托、对比等修辞手法；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前句入韵后再隔句押韵的句尾韵等主要押韵格式。《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崇高、影响巨大，而且在中世纪就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广受传颂。

继《诗经》之后，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另一个新的高峰是战国时代屈原的《楚辞》。事实上屈原当时对他的诗并非这样命名，西汉时才有了这个称谓。《楚辞》和《诗经》在艺术上截然不同，它是在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作《离骚》共计 373 句、2470 字，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它以浪漫主义的色彩和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驾龙使凤，上天入地，驰骋想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爱国思想，以及他为实现理想进行斗争九死不悔、矢志不移的精神。屈原不仅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在诗歌形式上创立了骚体，而且还开创了我国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不仅如此，他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1953 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屈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离骚》有俄、德、法、英、日、意等译本，流传于世界各国。中国诗歌的发展到了汉代，诗坛显得十分寂寞，文人大都热衷于辞赋，

很少写诗。然而，乐府民歌，却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五言诗的格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孔雀东南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叙事诗的高峰。东汉末年出现的文人之作《古诗十九首》，不仅奠定了五言的稳固基础，而且由于它的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抒情诗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上各种文体并行，被称为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成就最高的就是诗歌。这一时期，诗坛上“俊才云蒸”，他们在前人成就的

基础上继续探讨，创造出许多完美的艺术形式和精巧的艺术手法，使诗歌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曹植和陶渊明。曹植的诗工于起调，注意辞藻和对仗，常以警句振起全篇，骨气奇言而辞彩华美。钟嵘的《诗品》称他为人伦中的“周、孔”、鳞羽中的“龙、凤”，“五言冠冕”，“建安之杰”，可见曹植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陶渊明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品气节，和他所开拓的清新朴素、自然优美的田园诗风格，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诗歌的发展，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为是“黄金时代”，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不过份的。在唐王朝不到 300 年中，诗人就有 2300 多名。其中，各具

特色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名，留传下来的诗约有 48900 余首，比自《诗经》至南北朝以来的一千六七百年的诗还要多两三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李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诗圣”杜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白居易；而王维及晚唐诗人李商隐也不能不提，这是因为，王维精通音乐，擅长绘画，工于草隶，究心禅理，它的诗沟通了不同门类的艺术审美领域，成为描写山水自然景物方面的杰出大师，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因而被誉为“诗佛”；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不仅是一位风格特征十分鲜明的诗人，而且在形式声律（五、七言律诗）上作出了努力，使中国古代格律诗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宋代，词是文学发展的主流，而诗歌也并未衰竭枯萎。据《宋诗纪事》载，诗人有 3800 多名，从中也就可见诗作之多了。不然也不会有明以后诗坛的宗唐宗宋之争。从总体上看，宋诗没有唐诗的辉煌成就，但它却有自己的特色。从内容上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从艺术上看，它在唐诗格律完备，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却能另辟蹊径。艺术构思、表现技巧、遣词造句等方面都有创新，即结构和语言的散文化、议论化，在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流派众多，各家荟萃。其中，以苏拭、黄庭坚、陆游为最。苏拭具有诗、词、文、赋、书、画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仅保存下来的诗就有 4000 多首，他的诗题材广泛，诗风雄劲恣肆，自由奔放，蕴含机锋理趣，别开生面，奠定了与唐人迥然不同的宋诗风格而成为诗坛领袖。黄庭坚自幼纵览六艺、老、庄、佛学、小说等典籍，诗、词、文、书法无所不能，可以称得上博学广闻，多才多艺。他的诗风格十分鲜明，是开创宋诗流派（江西诗派）的大师，在反对晚唐和西昆诗派柔弱、华靡的诗风中成绩卓著。陆游自称是“六十年间万首诗”，现存 9000 多首，在这些诗篇中大多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藐视，对胜利的希望和杀敌报国的雄心。在体裁上他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均有佳作，广为流传，其诗风雄浑奔放、明丽晓畅。

元代的诗歌创作，虽诗人不少，但成就不大，也役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它以散曲为著。散曲是继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但由于内容、形式等种种原因，在文学史上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明代诗坛，作家众多，作品也不少，特别中后期出现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台阁体”的反对与打击，也确使明代诗坛热闹起来。然而，终因缺乏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诗人们要么歌功歌德、粉饰太平；要么效法古人、一味摹拟，而缺少独创，不能自成一格使古典诗歌衰退下来。

清、近代诗坛，作家云集，作品丰富。虽也效古，但并不为其所囿，却能另辟蹊径，出现了神韵说、声调说、肌理说、性灵说、同光体等文学主张，使古典诗歌又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其中，龚自珍、黄遵宪影响最大。由于龚自珍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他以诗为战斗武器。他的诗中，不仅闪烁着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光芒，其诗风也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词，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是一个“稀有品种”。因此，我们说它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一个方面。

词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词是有了乐谱以后，按谱而填的。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或叫词牌，如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念奴娇》等。由于配乐的不同，每首词的句数、字数、平仄、押韵等都有一定的格式。词和诗分章、文分段的叫法不一样，每段叫一“片”即音乐奏过了一遍，就像我们现在歌曲，一首曲子、歌词分几段一样。最常见的词分为两段，上片、下片又叫上阕、下阕。

词兴起于唐中、晚期，盛行于宋代，以后便逐渐衰败。词最早起源于民间的俚曲小调，后传入城市，许多靠演唱为生的歌妓、乐工，吸取了这一富有生气、为人们所喜爱的俚曲小调来歌唱。他们为了博得主顾的欢颜，配合了音乐的节拍，改编或创作了一些长短参差的句子入词，便使词这一文学新式样流行发展起来。晚唐时期一些封建文人为了粉饰太平，为了适应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需要，以此作为向上爬的阶梯，致力于词的文人也逐渐加多。因而，也使词成了专写女人的衣着服饰、娇眉笑眼、脉脉柔情的“专利”，风格浓艳香软，语言隐晦绮丽。代表词人是温庭筠以及韦庄等 18 人的“花间派”。不过，他们对词在音乐及句型的长短方面的一套格律定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词在宋代的繁荣是空前绝后的。仅从现存的词集来看，词人有 200 多名，

词牌就达 870 多个，词作就可想而知了。宋初词坛基本上沿袭了晚唐、五代花间派的词风，只有范仲庵和张先的词透露了词风转变的消息。到了柳永词风一变，他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善于吸取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而真正使词风转变的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的北宋中叶的苏轼。苏轼“以诗为词”，并把词看作同诗一样具有言志咏怀的作用，解放了词的内容和形式，创立了豪放词派。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后期以周邦彦等人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又使词风走上了“婉约派”的回头路。然而由于他们精通音律，对词的音律的创造和发展确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果说宋朝是词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真正标志宋词发展最高峰的则是

南来辛弃疾的词。他和陆游并肩站在南宋文坛，高唱爱国主义的战歌，成为光照千古的“双子星座”。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现存的《稼轩词》有词作 620 余首，居两宋词人之冠。他的词有慨慷激昂的爱国精神的抒发，有淳朴、宁静的农村生活的吟咏，也有湖光山色的描绘，而爱国思想则如一根红线贯串于他的全部作品中。在词的艺术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轼豪放词的词风，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运用范围（诗、散文、骚文、民间口语尽可入词中），在唐宋词中达到了最高的艺术成就。南宋中叶以后兴起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或风雅词派），对后世词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词格律精严，琢句精工，音调谐婉，但却是沿着婉约派词人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而越走越远。至此，词逐渐走向了衰落，尽管元、明、清代也出现过一些较有名气的词人，但终于因摹拟前人之词风，

而未使词坛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