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文字学繁荣期和历史典籍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繁荣时期特别是清代，由于各种社会、政治原因的相互激荡，使得清代学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3 世纪中叶到 14 世纪末，以杂曲、散曲为代表的北曲，以及南曲文学的飞跃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戏曲文学的“黄金时代”。随着北曲文学的高度发展，在元代出现了周德清的曲韵和曲论专著《中原音韵》。这部著作对研究汉语发展史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反映了当时活生生的共同语音，成为我们研究和构拟近代语音系统的主要依据，同时这部书所体现出来的根据实际语音审音定韵的革新精神，也给了以后的韵书编制以很好的影响，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给汉语语音史建立了近代语音的一个平面。以它为起点，可以跟 7 世纪时《切韵》所代表的中古语音系统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中古到近代的语音发展情况；又以它为起点，可以跟现代普通话语言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比较，可以考察由近代到现代普通话的语音发展情况，也可以据此考察现代北方话各个次方言的语音发展情况；随着南曲的发展，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来濂又奉命编纂《洪武正韵》，系统地总结了南方语音的发展概况。在元、明汉语语音发展的基础上，清代语音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语音学家。如陈第、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江蕃、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钱大昕、严可均和黄侃，他们均在广泛地吸收前代音韵学成果的基础上，对韵学的研究和整理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并写出了与此有关的大量著作，尤其是在上古音系的构造上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陈第首创古韵分部之研究、顾炎武分古韵十部并以入声配属于阴声、江永的分古韵十三部、段玉裁的分古韵十七部和古无去声说、戴震的阴阳入相配的二十五部说、孔广森的阴声和阳声各九部说、章炳麟的古韵二十三部、黄侃古韵二十八部和古韵通转之说、孔广森的古无入声说以及严可均所立的通转诸例不仅对古韵学进行了总结性研究，而且还大概构造出了我国的上古音系的体系，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字学方面，清代学者也获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出现了像段玉裁、王筠、朱骏声、桂馥、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字学家，他们对《说文解字》及其它有关文字之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并出现了一大批有关这些方面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明清时期语言、文字之学的繁荣，为历史典籍的研究和整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在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求实、考证为主要特点的乾嘉考据学派。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清代在历史典籍的注疏解释及订误纠谬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明清时期由于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为历史典籍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一时期进入了对中国古典文化成就的总结时期，出现了许多丛书、类书、学术思想专史。

明末清初时期，随外国传教士入境带来了西方的语言文字学体系，一些中国的语言、文字学家也开始用西方的语言文字学知识来研究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清朝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一书分正名、实字、虚实、句读四部分，方法是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求其所同、所不同者。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的语法学著作，奠定了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基础。在清代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基础上，清代也进入了对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改良阶段。清代语言、文字学的改良，表现为对中国传统的反切注音的改良，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语言学中的罗马拼音字母，逐步形成了汉语罗马字母拼音注音方法。1925 年刘復、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林语堂、汪怡等人组织数人会议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 年由国语院统一筹备会公布 1928 年 9 月正式公布于世，于是汉语罗马字拼音方法正式完成，这就使得汉语语音体系更加完备，更加合理，合乎科学，从而为汉语语言文字学的世界化打下了基础。同时，随着西方语言、文字学而来的西方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并译介到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中国人民获得了救国救民的强大武器， 大量有关宣传马列主义的文学及其它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