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宋元美学

隋唐美学是从批判当时腐朽没落的门阀士族大地主的审美观念开始的。它重申了先秦儒家要求美必须与善相统一和重视文艺积极的社会作用的思想，它对矫正魏晋的颓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盛唐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先秦儒家美学中积极的东西，以“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为最高理想，占主导地位的见解是要提倡和确立一种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为正在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服务。

中唐开始，唐代统治阶级从繁荣的顶峰逐步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这时期产生了以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美学思想。韩愈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并力倡独创，表现了一种带有一定程度的反抗性和批判性的美学倾向。白居易对诗的社会作用的强调有其积极的一面，并提出“辞质而经、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等诗歌理论。

唐宋时期，美学的主要成就在书画、诗歌美学方面。五代时期，孙过庭等的书论，张彦远等人的画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在审美意象方面， 提出“同自然之妙有”、“度物象而取其真”的命题，在审美创造方面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删拨大要、凝想形物”的命题，在审美欣赏方面，提出“凝神通想、妙妙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的命题。

此期在诗歌理论方面，除孔颖达对“诗言志”从美学上给以新的解释以及白居易在“新乐府运动”中提出一系列命题之外，最引人注意的是以司空图为代表的“意境”说，这是与老子以来的“象”、“意象”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的。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中提出了“境”的范畴，诸如“物境”、“情境”、“意境”等等。刘禹锡“境生象外”的思想是具有代表性的。杜牧的“文以意为主”的说法，所强调的不是“道”而是“意”、并且认为“意”是主，这个说法的提出，突出了个体的“意”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司空图发展了上述美学的新趋向，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的说法，比过去更深刻地指出了审美感受不同于一般的认识特征，和诗歌艺术所能追攀的具有哲理高度的人生境界。“思与境偕”是司空图的重要美学原则，这种从主体心灵对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找美的思想，反映了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美不再被看作是超出个体之上的自在自为的善的实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区分了诗歌意境的不同类型，

而且揭示了诗歌意境的本质在于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本体和生命的道（气）。司空图的美学是我国前期封建社会美学向后期封建社会美学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艺及美学的主要特征，是追求一种平淡的天然的美。这种美的趣味和理想，同上层统治集团富丽堂皇、雕琢虚饰为美是相对立的。

宋元书画美学中，最引入注目的是郭熙和黄休复的思想。郭熙强调画家要“身即山川而取之”、“以林泉之心临之”，并用“远”这个概念概括山水画的意境（高远、平远、深远）。黄休复把画分逸、神、妙、能四格。他把观察精细、刻画生动者称为能格，列为四，而把“得之自然”、“笔简形具”的逸格列为首，表现超越浊俗，追求“清逸”、“超逸”、“高逸”、“飘逸”的风尚。在诗歌理论方面，宋元时期，十分重视“韵”这一概念， 主张书画以“韵”胜。作诗要“情景交融”，诗画要同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较系统的诗歌理论，标榜盛唐，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人诗”，强调“妙悟”和“兴趣”，并论及了“气象”，所谓“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 曰兴趣，曰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