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文字学发展时期和历史典籍

魏晋至唐宋期间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继续得到了发展，南朝梁陈之间的顾野王仿《说文解字》编纂了一部字典——《玉篇》，这部字典不同于

《说文》重古籀之原，而是对字形注重篆隶的变迁，收字已达 16917 字，每字之下先注反切音，再引群书训诂。这时的汉字已比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 9353 字多出 7500 余字。由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手写的盛行，专门抄书队伍的扩大，逐步地总结出了抄书的标准字体，如“颜氏字样”、“干禄字样”、“五经字样”等。在书体上这一时期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像王羲之父子、颜真卿、柳公权、欧阳洵等一批著名的书法家，为以后书法事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并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金石学。虽然这一时期仅仅注意了金石铭文的文字形体方面的价值，还没有全面挖掘它的文字学价值，但却为以后金石文字的研究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随着民族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异质文化的印度佛教文化已经逐步地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文化当中。这不仅为中国历史典籍增添了一个大内容——佛教哲学典籍，而且由于随之而来的印度语言文字学，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印度梵文语系的影响下，周秦汉以来兴起的声训、反切、注音和四声分类法进一步发展，从而进入了构造汉语古音系统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作，有李登的《声类》、吕静的《韵集》、陆法言的《切韵》、孙偭的《唐韵》、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神琪的《反纽图》、沈约的《纽字图》、空海的《调四声谱》等著，在古代音系的构造上出现了守温的 36 字母。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对历史典籍的注释、订

补和更误，使得历史典籍的修订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仅二十四史中就有 14 种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它的如史乘、地志、文集、文选等典籍也大量出

现。基于语言、文字学发展基础之上的对古书的注疏、解释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出现了如集解、义疏、集注、章句等新的注疏形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出现了历史典籍的新的编纂体例：纪事本末体。总之，这一时期由于汉语言文字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历史典籍编纂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