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禁

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

亦称“洋禁”。始于明初，在明一代虽时张时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销。

海禁的实施 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间（1368～1398）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峻法。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永乐以后，明廷仍屡申“严私通番国之禁”。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 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永乐年间（1403～1424）对朝贡贸易的违禁事件， 成化年间（1465～1487）对官吏私通番国的贸易事件，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西方殖民主义者渐次到东方寻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晒水渍货物为由，强借澳门

（见壕镜澳）。他们盘踞澳门，不服“抽分”，贩卖奴隶，危害明朝主权， 并转向福建、浙江沿海从事违法的贸易活动。当时从事海上贸易者获利甚巨，故官僚地主多与商人相勾结，凭恃权势和厚资，串通官府，逃避禁令， 招诱破产贫民出海。或违禁“私造双桅大舡下海”，有的则“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有的舶主更“名为商贩，时出剽劫”，既是走私商， 又是海盗。有些豪门世家、奸商舶主，利欲熏心，不仅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而且勾结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掳掠杀害中国人民，构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嘉靖元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即贡舶）， 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 禁止下海捕鱼捞虾，断绝海上交通。凡违禁者，必依法处以极刑。

危害 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相反， 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朝廷无法禁绝。正如徐光启所说：“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同时，正德、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而正德、嘉靖年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隆庆初，旧日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朝廷在舆论影响下，才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 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

开洋禁 开放海禁，即等于明政府允许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存在，这使参加海外贸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们凑集资金，建造海船，装载土产， 径往东、西洋，与海外诸国贸易。明朝政府的商税也因此不断增长。漳州府在万历三年（1575）征收税银六千两；万历二十二年则征收银约三万两，增加五倍。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繁

荣，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海禁的开放也是有限制的， 弛禁初期颁发“引票”五十张，万历中增至八十张，东、西洋各四十张。出海贸易者，均须经海防同知批准，领取“引票”，到指定地区贸易，并在规定的期限回港。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这类规定依然严重地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李龙潜）Hailanpao yu jiangdong Liushisi Tun Can’ an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夏，俄国阿穆尔省当局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大血案。海兰泡原为中国居民村，位于黑龙江左岸与精奇里江汇合处附近。1858 年（咸丰八年）被沙俄根据《瑷珲条约》侵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后成为阿穆尔省首府，惨案前有华侨一万余人，从事农工商业。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口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长约一百五十里，宽约八十里，因历史上曾出现六十四个村屯而得名，惨案前有中国居民两万余人。中俄《瑷珲条约》明文规定，原住该处的中国居民照旧准其“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大臣官员受理”，俄国人“不得侵犯”，确定了中国居民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的永久管辖权。1900 年中国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外贝加尔军队不断经海兰泡乘轮船下驶。7 月 15 日，中国瑷珲（今黑龙江爱辉）驻军阻止俄轮前进，阿穆尔省当局以此为借口，下令搜捕海兰泡华侨，于 17 日至 21 日将被捕者分四批屠杀和淹死在黑龙江中，殉难者五千余人。同时，俄兵侵入江东六十四屯， 恣意烧杀，将中国居民赶出家园，凡未及过江者被“一同逼入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六十四屯的土地被沙俄霸占，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达三百余万两白银。

（薛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