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请愿运动

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发起的政治运动。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后，一味敷衍拖延，毫无立宪诚意（见预备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外感于列强亡我的威胁日益紧迫，内鉴于反清革命的风潮不断增长，更加急切地希望加快改制，以挽救危亡、消弭革命。他们认为，实行宪政的关键在于召开能够限制和削弱君主专制权力的国会。为了统一舆论、造成声势、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1907 年秋，著名立宪派首领之一杨度与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宪政讲习会的会长熊范舆等，率先上书都察院，请开民选议院。接着，湖南绅民代表、部分京官或上书都察院，或专折上奏，力陈召开国会的必要。1908 年夏，河南、江苏、安徽、广东代表先后入京；康有为领导的中华帝国宪政会以海外二百余埠华侨名义上书，请开国会；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具体要求；张謇等领导的预备立宪公会则主张“以两年为期”，并致电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河南、安徽、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首领，约以各派代表齐集北京要求“决开国会”；直隶、京师、八旗、吉林、山东、山西、浙江等绅民代表纷纷向都察院投递了请愿书。各省请愿书都征集了许多人签名。据当时报刊的报道，请愿书签名的，八旗有一千多人，山东两千多人，吉林四千多人，广东一万一千多人，江苏一万三千多人，浙江一万八千多人，山西达两万人。此外，部分督抚和驻外使节也曾上奏“请速定年限” 召开国会。

清政府对请愿运动十分疑忌，一面查封政闻社以示惩戒，一面宣布定九年为预备立宪年限以事敷衍。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即清德宗载■）不久相继死去，载沣任监国摄政王。载沣采取了表面上决心实行宪政而实际上厉行集权于满族贵族的方针，从而使清政府与立宪派、中央与地方、满与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立宪派对九年预备立宪本不满意，1909 年（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后，遂以咨议局议员的合法地位，再度发起国会请愿运动。

同年冬，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公开发表意见书，主张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于 1911 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并通电各省咨议局派代表组织联合请愿。于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直隶、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五十多人齐集上海，经过讨论，完全赞同张謇的倡议，决定分道出发，诣阙上书。1910 年 1 月（宣统元年十二月），各省咨议局代表三十三人组成的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清政府以“国民知识程度不齐”为理由加以拒绝，请愿失败。孙洪伊等立即部署再次请愿，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设总部于北京，通告各省设立分会；商定由江苏、直隶、广东三省咨议局派人到邻近各省及海外华侨中进行鼓动，一面向各省督抚请愿，一面派

代表进京请愿；并决定在京召开咨议局联合会，创设报馆刊行日报。同时，民政部警官黎宗岳等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也号召各省设立分会，派代表入京请愿。各省在成立请愿同志会分会时，即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入京代表。1910 年 6 月，以直隶咨议局议员代表、商会代表、教育会代表、政治团体代表、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东三省绅民代表、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江苏教育会代表、南洋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澳洲华侨代表等十个团体的名义，一百五十余名代表持号称二十余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一齐向都察院呈递。清政府又以“财政困难”为由加以拒绝，请愿再次失败。立宪派决定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三次请愿，把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去。1910 年 9 月资政院开议前后，请愿运动进入最高潮。直隶、山西、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后举行数千人集会游行，要求督抚代奏请愿呈稿。湖北数百人集会，倡议“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税”。奉天各城镇曾酝酿每城派一万人入省城请愿。北京方面，国会请愿代表团迭向资政院和摄政王上书，资政院除代奏外并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专折。在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压力下，十八个督抚、将军、都统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联名奏请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设国会。清政府震惊之余，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宣统三年四月组成以奕■为首的“皇族内阁”）。第三次请愿后，立宪派内部出现分裂。江浙立宪派遵旨停止请愿活动，直隶、湖北、湖南、四川、东三省等其他省份的大多数立宪派坚持一年内召开国会原议，继续在省内发动大规模请愿游行。年底，奉天在万余人游行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赴京，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倡议全国学生罢课响应。清政府下令将第四次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温世霖发配新疆。第四次请愿流产。

国会请愿运动是立宪派发动的争取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群众运动。运动以承认清朝为前提，具有抵制革命、削弱革命势力及其影响的性质。但运动的主要锋芒是指向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在运动中，立宪派不断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虚伪和朝政的腐败，客观上有助于人民的革命觉醒。由于争了几年的结果只是缩短预备年限的空文搪塞和“皇族内阁”的成立，大多数立宪派从绝望而倾向革命，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从而使少数满族贵族彻底孤立，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李时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