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

唐、宋时期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与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早自7 世纪中叶起，唐代文献已将阿拉伯人称为“多食”、“多氏”、“大■”；

10 世纪中叶以后的宋代文献多作大食。汉籍中阿拉伯人被称为大食，显然是

受了伊朗语的影响。约在 1 世纪以后，阿拉伯部落之一塔伊部（Tayyi’， Tai）逐步迁徙到与伊朗最邻近的地区，因此在伊朗人心目中成为阿拉伯人的代表。塔伊部的名字 Tayyi’或 Tai 在中世纪伊朗语（婆罗钵语，即 Pahlavi语）中作 Tacik，在近世伊朗语中作 Tāzī。这样，由于语音学上的原因，作为阿拉伯人统称的塔伊一名，在伊朗地区被读做塔吉（Tāzīk，Tāzī）。关于汉籍中的大食来自伊朗塔吉一名这种语源学解释，目前在学界颇占优势。另有学者认为大食一名来自阿拉伯语商人 tājir 的对音，可备一说。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向东扩张，使伊朗、中亚地区讲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讲伊朗语的穆斯林也被视为阿拉伯人，并被某些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因而大食的涵义随之扩大。例如，8 世纪突厥文碑铭中的大食

（Tajik）一名，即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而言。11 世纪 70 年代中国新疆喀什的著名学者马合木（Mghmūd al-Kāshgharī）纂成《突厥语辞典》（D īwān lughāt al-Turk），其中明确注出 T■zīk 为波斯人。这种对大食一词应有广狭二义的不同理解，无疑有助于人们研究中亚地区的中世纪文献和唐宋时期汉籍中有关大食的记载。例如，《唐书》有关于大食发兵数万助平安史之乱，《辽史》有关于契丹遣嫁公主于大食王子等记载，其中大食显然不是指远在西方的阿拉伯人而言。

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大致建立于同时，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 7 世纪后半期起，交往日益频繁。在唐代西域，唐、吐蕃、突骑施与大食之间，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751 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用兵。石国乞援于大食，大食派吉雅德·本·萨利赫（Ziyād b.sālih）东来。高仙芝与萨利赫相遇于怛逻斯城（今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高因葛逻禄部众临阵倒戈而败绩。这次战役，大食兵掳走大量中国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等，中国多种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其中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发生深远影响的是中国造纸技术通过这些被俘工匠而广泛传播于西方。此外，俘虏中的杜环旅居西域十二年，亲历幼发拉底河畔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 Abbāsids，750～ 1258）的都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南的库法，杜环记作亚俱罗）等城，归国后写出《经行记》一书。唐德宗李适时宰相贾耽撰《皇华四达记》，所记中西交通路线与 9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Khurdādhbih）于 885～886 年完成二稿的《道里与诸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 ālik）中相应路线甚多一致之处，说明两者采择材料的来源相似，大多得自双方往来的商旅行人。这种商旅行人在唐末到宋初大量聚居于广州、泉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扬州等地，多者达数万人，均以大食之名见称于汉

籍。大食商人都是伊斯兰教徒，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伊斯兰教也从大食传到了唐朝。泉州有北宋时代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城外有宋元以来大食人的墓石群。南宋孝宗时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岭外代答》，收录有关波斯、阿拉伯等地记载多条，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大食情况的了解。理宗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诸蕃志》，增补了周去非书之不足。此外朱■的

《萍洲可谈》、岳珂的《■史》等也有记述。稍后编纂的正史、类书和方志类著作如明代何乔远《闽书》，正是根据上述文献对伊斯兰教、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和中国不断了解大食的情况一样，大食也对中国情况有着日益具体的了解。伊朗语称中国为■īn，阿拉伯语中转化为 Sīn。在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概念里，中国被置于最东面的气象带内，位于圈围 Yājūj 和 Mājūj（雅术只和马术只）两族人民的长墙的尽头，长墙当是中国万里长城在阿拉伯人知识中的不甚确切的反映。851 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ān）写下了东来中国的行记，此书被纳入失罗帏（Sīrāf）人阿卜·札伊德（AbūZaid al-Sīr ā-fī）撰写的《中国印度行记》（Akhbār al-Sīn wa’l-Hind）之中。苏莱曼和札伊德对中国典章制度、工艺制品有生动描述。中国的 Khānfū、Zaitū n 等城也因此而蜚声于阿拉伯世界。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 khānfū当是广府（广州）、zaitūn 当是刺桐（泉州）的对音。人们根据这两部记述得知，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以万计，由此可以推知大食东来的人数之众。此外，许多阿拉伯地理学家如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著述活动在 10 世纪上半期）、马思乌迪（Mas‘ūdi，?～956）等也留下了大食方面关于中国的珍贵记载。

1259 年奉蒙古宪宗蒙哥之命而西使的常德的行记，亦即元世祖中统四年

（1263）经刘郁记录而成的《西使记》提及“天房”，这是汉籍直接记载麦加城之始。此后汉籍更多使用“天方”一词指阿拉伯本部。随着人们认识到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三者的区别，大食的涵义开始受到限制，Tāzīk或 Tājīk 逐渐专指伊朗东北部的穆斯林居民，这大概就是今天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族名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