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助、彻

春秋时期以前的租税制度。《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历代经学家和现代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肯定中国古代实行过贡、助、彻法。孟子所说的“夏后氏”、“殷人”、“周人”，有人认为是纵的朝代排列，指夏、商、西周三朝，夏朝行贡法，商朝行助法，西周行彻法；也有人说是夏、殷遗民和周人的横的排列，贡、助、彻均为西周时期施行的赋税制度。孟子原意， 当指前者，但西周除行彻法外，确也有助有贡。夏朝是否仅行贡法，商朝是否仅行助法，则缺乏可靠的记载。

对所谓“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亩”之异，后人也说法不一。顾炎武认为是“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俞樾认为系“莱田多寡之不同”，“夏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五十亩为莱田，则民所耕者止五十亩，故日‘夏后氏五十’。殷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三十亩为莱田，民所耕者七十亩，故曰‘殷人七十’。周制，民受田百亩，而莱田在其外，⋯⋯ 故曰‘周人百亩’”。崔述则说“其授田有多寡之殊者，盖夏居安邑，地狭人众，殷在大河南北，稍平广，周起西陲，近戎狄，多旷土，此因乎地者也； 古者风气初开，制作未备，力不能以多及，故授田少，后世器日利，人日巧， 故授田亦渐多，此因乎时间也”。究竟哪一说较近事实，尚难断定。

贡的起源较早，在原始公社末期，公社首领已部分地靠公社成员缴纳的贡物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贡税更成为居民的一种固定和强制性的负担。《考工记·匠人》郑玄注：“贡法”，“税夫无公田”。“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谷”。相传“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贡献，足以充宫室，供人生之欲”。这种根据土地状况不同或随乡土所宜的贡纳制度，在夏代已经存在当是可能的，但是否“五十而贡”，是否皆为“五十而贡”，尚难断定。

“助者藉也”，助法即籍法，是驱使“农夫”耕种“公田”的一种剥削制度。一般认为助法以井田下“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前提。农夫自耕其“私田”，以维持自己及一家的生活；共耕“公田”，为公社共同体或压迫者、剥削者提供剩余产品。殷代和西周都实行过与井田制相联系的助法， 但不一定就是孟子所谓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关于“彻”的含义和彻法的内容，学界争论很大。《诗》毛传训“彻” 为“治”。赵岐《孟子注》：“彻，犹人彻取物也。”许慎《说文·攴部》： “彻，通也。”因“彻”有“通”义，故对于彻法有“为天下通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而分”、“彻与助无别，皆什一法，改名彻者，以其通贡、助而言也”、“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彻无常额， 惟视年之凶丰，⋯⋯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等不同说法。

《诗经·大雅·公刘》说：“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一般认为是周行彻法的开始。周宣王征服南方谢人后，仍实行此法。《论语·颜渊》中还有鲁亦采用彻法的记载，但至哀公时已废。可见彻法是在王畿和各诸侯国内行之甚久的一种赋税制度，孟子强调周行彻法是有根据的。

西周时期有国、野的划分和对立，作为征服者的周人主要居于国中，被征服者则主要聚居于野鄙。《孟子·滕文公上》云：“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一般认为当时彻法和助法并行，国中用彻法，野鄙行助法。助法和彻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助有公田、私田，由民共耕公田、服劳役；彻则无公田、私田之分，由民自耕其田，交纳部分实物。因此，“彻通贡助” 说和“彻为贡助兼用”说似不能成立。

不少人肯定孟子贡助彻“其实皆什一也”的说法，认为当时普遍实行什一之税。但也有人说什一之税可能是指劳动者在兵役、徭役以外应缴纳所种田亩的税率；还有人认为，无论就奴隶制或农奴制来说，什一之税都未免太低，因而可能不是指奴隶或农奴的负担，而是指受有土地的下级领主和自由民向上级领主或公室缴纳的赋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剩余产品不会太多，税率是否为“什一”，由于史料缺乏，尚难定论。《汉书·食货志》云： “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刑法志》也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孟子》所谓“国中什一使自赋”的“赋”，似为兵赋，不是田税。

由于学术界对夏、商、西周的社会性质、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有不同看法，因而对贡、助、彻的性质也有争论。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者，认为“助” 是劳役地租，“彻”是实物地租；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者，认为“助”是一种奴隶制的剥削形式；而有些认为殷周实行土地国有制的人，则说“助”、“彻”是地租和赋税的合一，既是地租，又是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