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困惑：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在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都被一扫而光，保存下来的就只有基督教。情感取代了理性，信仰取代了思索。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淹没在宗教的洪涛之中，神道取代了人道，神性代替了人性。

在漫长的黑暗的西欧封建社会中，人再次被吞没。人是什么？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在上帝的统治、压抑和惩罚下渡过了苦刑般的一千多年时间。当人从自然中清醒过来之后，成为自然的人；现在人却滑入了宗教的幻境中，

成为上帝的奴隶，而人还沾沾自喜，愿为神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西欧封建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基督教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在政

治上，教皇是最大的统治者，经济上，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思想上，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51 页）

毫无疑问，为基督教服务的哲学是经院哲学。它竭尽全力贬低甚至否定人类理性和知识，以抬高信仰，提倡盲从，“要先信仰后理解”。它贬低甚至否定现实人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把人们引向“天国”，听命于“上帝”，寄托于“来世的幸福”。人们虔诚地跪拜在上帝的脚下，企求他的宽恕；人们聆听着上帝天国的驼铃，企求他的垂爱。那时，宗教裁判所成了最高权威。谁想在这封闭的昏暗大屋子里开启一个透光的窗户，就是对上帝的背叛。禁欲主义成了基督教徒生活的最高准则。谁想在这情感的荒漠中注入一滴水，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人的尊严在神的圣洁的光环下，遭受了极度的扭曲；斯芬克斯之谜被神的圣洁的光环彻底遮没了。人们所能做的就是热情地投入上帝的怀抱，做上帝乖巧的子女。人们所能做的只是摆脱世俗情感的诱惑，一心面向上帝，在辛勤的劳作中，为自己赎罪。总之，人的这辈子注定是要受苦受难，此时此地吃得“苦中苦”，方能求得来生来世的“福中福”。正如海涅所言，甚至连一只夜莺也会遭受诬陷，当它唱歌时，人们便在身上画“十”字，人只能是作为上帝的抽象阴魂，漫游于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人性的失落，困惑着每一个“自我”，人们向上帝追问，我究竟是什么？我的本性是怎样的？上帝对此是置之不理或是难以回答。那么，人就只有靠自己去寻找。这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那时，人文主义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打击天主教会，并为人性的复苏大喊大叫。人们再次高举起写着“人”字的理性旗帜，突破了中世纪的宗教桎梏，终于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人，从宗教的天国回到世俗的人间。先进的思想家们借用古人的语言、服装和口号，演出了一幕市民资产阶级的新戏剧。

人文主义者掀起了一场颂扬人性、提倡人道的世俗文化运动。他们反对盲目崇拜，倡导思想自由，提出了“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口号。

第一，他们用人性否定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整个世界是一个戏剧的舞台。最伟大的角色不是神而是人。莎士比亚曾经用赞美的诗句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不应被当作工具受上帝的奴役，应该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从而在实现自我中拥有真实的人生。

第二，他们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中世纪教会宣扬人生来是有“原罪”的，人们必须绝情除欲，去追求死后的“天国幸福”。人文主义者揭露

了禁欲主义的伪善面目。荷兰的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在《愚人颂》中讽刺道： “某些教阶的僧侣们，见金钱便被吓退，好像见了毒药一样，但是他们在酒色面前却毫不退缩。”还说，“有些僧侣们夸耀，60 年来他们从未碰过钱财，那么，除非他们的手指为双重手套所保护。”当时的情况确实如他揭露的一样，神职人员要求别人过苦行僧般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是骄奢淫逸。

人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具有七情六欲，就应当去充分享受现实的幸福。对快乐的追求是人最自然的追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大声疾呼： “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大有一番宁肯舍弃来生来世的幸福，只求今生今世的快乐的气概。人文主义者把爱情作为现实生活的重要部分，大胆地描写爱情生活，歌颂爱情的力量。他们对爱情的歌颂是射向封建宗教的重磅炸弹。封建的卫道士们在其面前颤抖不已。

第三，他们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中世纪的天主教迫使人们盲目信仰宗教信条，以繁琐的宗教仪式来抬高宗教的地位。结果是，人的理性被泯灭，思想被束缚了，甚至连“活”与“死”都分不清，在宗教的癫狂中丧失了自我意识。爱斯拉谟揭露说：“他们不识字，因为他们把不读书看做是最大的虔诚。”人文主义者主张，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运用自己的理性，积极思考，大胆探索，认识自然，造福人生。他们充分肯定，追求知识是人类天生的欲望，人要超越自身，并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追求，但这必须以知识为后盾。显然，每个人都无法依靠抓住自己的头发来自我拔高，但人们可以依靠对知识的获得，依靠实在的努力，做到超越自身。这样，在人生的追求中，人们就会不断惊喜地发现，他们有着一个比一个更美好的“自我”。

第四，他们用个性自由的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在中世纪，封建统治者和天主教会融为一体，人是生活在一种精神和肉体都被奴役的状态中。针对这种双重受奴役状态，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口号。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在其宏著《巨人传》中给人们描述了人文主义所鼓吹的理想的人和理想生活。

小说中的巨人高康大生下来就会说话，能够喝一万七千多头母牛的奶，穿的衣服是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的。他先在经院哲学训导下进行研读，结果越读越蠢。后来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用泻药泻掉了其大脑中的渣滓，注重生活实践，成为一个新人，修建了德廉美修道院，从而实现了其“自由”理想。

德廉美修道院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社会。整个修道院只有一条规则：“随心所欲，各行其是。”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束缚人的清规戒律。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自在地生活。

第五，他们用平等观念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等级制在教会内部表现为教阶制，在世俗地主内部，也是层层统治。人文主义者要求砸碎封建等级的锁链，实现人的平等。他们认为人类的骨肉都是由同样物质构成的，人类

的灵魂都是天主赐与的，人类天生一律平等。他们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痛恨。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嘲讽道：“某人与某人之间比某人和某兽之间的距离还要远。”他们认为，对人的评价，不应该根据门第之别，而应该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以本身的品质为标准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必然是对宗教神学的亵渎，表现为对封建习俗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人文主义者不满足于现状，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最后找到了真理的“神瓶”。这个神瓶给他们的答复就是要人们解放思想，敢作敢为，努力征服自然界，努力超越自我，实现人性的回归。

震惊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无情地冲决了封建专制的罗网和神学的樊篱，使人开始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斯芬克斯之谜”仿佛再次被破译。然而，人类的理性马上便又意识到，“斯芬克斯之谜”并未被真正破译，而是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了谜中之谜。“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人们开始追踪“我是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人奴坠云雾，难识庐山真面目。也有人断然否认，导致了实践上人性的沉沦。

因此，人文主义思潮，把人们的眼光从虚幻的天国拉回到现实的人间，改变了中世纪“万马齐暗”的局面，启发了人们的理性，使人们对人性复归有了一种焦虑不安的呼唤。但“人性究竟是什么”却依然困惑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