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学校

东晋于公元 420 年亡国，接着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南朝从刘裕建宋，

历齐、梁、陈，共约 170 年，南朝由于战争纷起，政权更迭频繁，学校教育也因此而时兴时废，不很发达，只有宋梁两朝比较重视，并有创新的制度。刘裕建立宋朝后，为打击高门士族，多选用寒门担任辅佐。永初三年（公

元 422 年）为名儒开馆授业，如为周续之在建康东郊开馆授徒，讲授《礼记》。

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 438 年），让雷次宗在建康北郊鸡笼山开办儒学馆， 讲授儒经。次年又令何尚之开办玄学馆，研究佛老之学；令何承天开办史学馆，专研历史；令谢玄开办文学馆，研习词章。一共四个学馆，各招门徒讲学。元嘉十九年（公元 442 年）诏令设立国子学，次年开学，以何承天为国

子学博士。元嘉二十三年九月，文帝又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 59 人，奖励老师。故《南史·文帝纪》称赞云：“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教化，称元嘉焉。”到元嘉二十七年，由于战乱，国子学便废。明帝太始六年（公元470 年）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 1 人，学士 10 人，分设玄、儒、文、史四科。这是我国分科教授制度的开始，对于以后隋唐律学、书学、算学等专科学校的设立以及分科教学制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纵观刘宋王朝的发展过程，是由四馆到国子学，由国子学到“总明观”， 其间时兴时废，兴短废长。

公元 479 年，萧道成代宋建齐。高帝建元四年（公元 482 年）正月下诏

立国学，置学生 150 人，以张渚为祭酒，但不久因帝崩而废学，“春置学， 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①。后世学者对因“国哀”而废学颇有微词。武帝永明三年（公元 485 年），下诏废“总明观”，立国学，令公卿以下及员外

郎子弟 220 人入学，宰相王俭兼任国子祭酒。王俭将以前“总明观”的藏书都搬到其府上，在他家开办学士馆。他每十天去一次，监试学生。王俭崇尚儒术，精通《春秋》，一反刘宋王朝以来的好文章而不专经业的学风，对当时影响颇大，使得“衣冠翕然，更尚儒术”②。但由于战争的缘故，国学曾一度停办。明帝大杀高帝、武帝诸子，引起内乱，学校便无形之中停开。四年末又下诏立学，但不到一年，又因“国哀”而废学。有齐二十三年，由于战争与内乱很多，学校时兴时废，又因两次“国哀”而废学，更使教育事业处于极不景气的状态。

公元 502 年，梁朝建立，梁武帝萧衍在位 47 年，战争较少，文教事业

比较发达。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正月，武帝根据儒道佛“三教同源”的

精神开办五馆，置兼经博士各 1 人，打破了专经界限。有的精通佛典，有的兼通老庄之术。当时以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各主一馆，而以

① 《文献通考》卷四十一。

② 同上书。

严植之兼五经博士，设馆潮沟，讲学时，五馆学生都听。每馆都招收寒门子弟几百人，由朝廷负责膳食。其中通过射策考试而通明经的，即可做官。这样不到一年，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人数达到 1000 多人。同时又分派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创立地方官学。另外，朝廷又设置胄子律博士，开办律学专门学校，这是以前各朝所没有的。天监五年为远方学者开办“乐雅馆”。七年又下诏兴学，目的在于“大启庠教，博延胄子”，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 也就是为了熔范“胄子”而开办国子学。这是梁武帝为调和士族和寒门的矛盾而采取的措施。大同七年（公元 541 年），梁朝还在宫廷西面建立了一个“士林馆”，是一个延纳士人讲学和研究的机构。

陈朝只有 33 年的历史，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学校便废。武帝永定三年

（公元 559 年）诏置西省学士，兼收技术之士。文帝天嘉元年（公元 560 年）， 沈不害又上书请兴学校，被批准实行。那时张讥长于老庄之学，任国子助教， 后升为国子博士；周弘讲《周易》；沈德威专攻经业，“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尽管陈朝有一些学者名流，但办学的成绩仍然十分糟糕。《陈书·儒林传序》中说：“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斯所采掇， 盖亦梁之遗儒。”尽管宣帝太建三年（公元 571 年）皇太子释奠于太学；后

主至德三年（公元 585 年）皇太子出太学讲经，释奠于先师，但对于提倡教育，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