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

①确立“独尊儒术”政策的经过。汉朝在建国几十年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以后各代王朝教育发展的初步基础。儒家思想亦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的思想支柱。

两汉“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在汉初的六七十年内，采取“以道为本，以法为符”的“杂霸政策”。到了文景时期，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更被推崇，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刘邦抱守着“偶语诗书者弃市”的律条，轻视儒家，曾骂郦食其为“竖儒”，见到戴儒冠而来的客人，竟取下其儒冠，“以儒冠为溺器”。孝惠吕后之时，当政的公卿大官皆“武力有功之臣”，大多为黄老之徒。文帝“好道学之家，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而景帝则“不任儒者”。及至窦太后，她更“好黄老之术”①。

然而，汉初的儒学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位也慢慢得到提高。汉高祖一统天下后，陆贾首先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提出夺天下与守天下的方式是不同的。陆贾又向汉高祖剖析秦亡的原因是“任刑法不变”，不能“行仁义，法先圣”，因此要“文武并用”，才能做到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叔孙通更明确地向汉高祖指出：“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②他援用儒家礼仪，为汉高祖建立了正规的朝会制度。在行朝仪时，百官“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使高祖大为赞赏：“吾乃今日知皇帝之为贵也。”陆贾、叔孙通等人的主张为儒

② 《韩非子·五蠹》。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① 《汉书·儒林传》。

② 《史记·叔孙通列传》。

家登上政治舞台初步奠定了基础。惠帝时，“除挟书之律”，吕后除“妖言令”，在法律上又为儒家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③。

文景之世，以黄老思想为基础，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日渐恢复，同时，文化教育也提上了日程。文帝时，贾山首先提出“定明堂，造太学”建议。尽管未被采纳，但文帝征集诸子传说，设置了《诗》、

《书》博士。博士开始授徒讲学，儒家学说以此为契机开始复兴。同时，文帝下诏举士，亲自策问，授予官职，开汉代选士之源。在当时，诸侯王中也兴起尊儒的倾向。如楚元王刘交好《诗》，令弟子皆读诗，并拜穆生、白生、申公三位名儒为中大夫。河间献王刘德则兴修礼乐，收集先秦旧书，为《毛氏传》、《左传》立博士。与朝廷的推崇黄老，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汉武帝时，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上出现平息七国之乱后的统一局面，天下太平。汉王朝面临的迫切问题则是如何巩固政权，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为统治政权服务。汉武帝总结前朝以及汉初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倾向于儒学。于是，任儒士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在建元元年（公元前 104 年）又下令三公、诸侯王等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网罗人才。在廷试中儒士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于是举起了表彰儒术，兴办太学的大旗。蛰伏了数百年的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终于破土而出，应运复苏。

正当汉武帝踌躇满志，想大干一番时，却遭到了黄老之徒、其祖母窦太皇太后（文帝的皇后）的强烈反对。她借赵绾的过失，迫使武帝将其下狱，将窦婴、田■罢官。武帝迫于无奈，只得忍痛割爱。但过了四年，窦太皇太后寿终正寝。建元五年，田■复相，至此，儒学稳坐了正统思想的宝座，成为东方世界的统治思想。

②“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实施。设置五经博士，重定选士标准，尊孔读经，这是两汉“独尊儒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举措。

汉武帝在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之后，把原有的诸子传记的几十个博士都罢免，对凡在对策中讲黄老、刑名、纵横的人一概罢黜。此时，“所举贤良，或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①。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 年）令置“五经博士”，这是“独尊儒术” 的最突出的措施。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著作被推为“经”，自此开始。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个政策，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得到武帝批准。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于长安城南为博士弟子员筑校舍，官办太学诞生，经学被钦定为政府的官学。从此，攻读儒术成为为官取禄的必由之路。“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

③ 《隋书·经籍志》。

① 《汉书·武帝纪》。

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五千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①在朝廷的劝导下，经学繁荣起来。

除在学校对经学进行学习研究之外，两汉一些皇帝为表示提倡儒学并藉以统一对经学的注释，也往往召集一些经学家进行讨论，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最重要的两次经学会议，第一次是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 53 年）

召集诸儒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第二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 79 年）的白虎观讨论。在白虎观会议上，经学家们制定了有关经学的标准答案，将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法典化，最后编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或《白虎通德论》）。这两次都是今文经学的讨论，后来今文经学朝着烦琐和迷信的方向发展。西汉末年，谶讳之学盛行，到东汉尤加提倡，使之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更利于统治思想。

所谓今文经，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而由教师口授的儒家经典。而古文经则是用先秦的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汉时籀文已废，故称之为古文。在汉初，古文经已陆续发现，虽有传本，但藏于秘府，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哀帝时，刘歆在校阅群书时，发现了用古文写的《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是欣然上书，要求朝廷在太学中设置古文经学官。这样在学术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第一次今古文之争。当刘歆与博士们讨论时，遭到博士们一致反对，刘歆就指责博士们“专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致博士们的反对浪潮更加汹涌。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刘歆只好离开京师，古文经没有被立为官学。到平帝时，王莽辅政，刘歆回到京师，任京兆尹，封红休侯。此后他再次提倡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遂被立为官学。古文经学才得以广泛传播。

其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文字上的差异，而是它们对于五经的解说不同。今文经学以五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崇奉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而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皆史，崇奉的是周公，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另外今文经学的迷信色彩较重，在释经上常常穿凿附会，曲意奉承，随意解说。而古文经学则迷信少，更注重于名物训诂和考证，比较朴实。光武中兴，复废古文，但古文经已步入学者的书案，在学术界极为流行。汉末，郑玄等人又提倡古文经，势力很盛。从魏晋至隋唐的儒家都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经过宋元明的理学时代，直至清代复兴的汉学，都属于古文经学，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衰落以后，传之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训诂》，其他的均已失传。清道光帝之后，今文经学曾一度死灰复燃，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康有为。两位大师死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就划上了句

① 《汉书·儒林传赞》。

号。

“独尊儒术”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是重定选士标准，选举中考试经术的成分逐渐加强，走为官之道必须学经术。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要亲自策问。其间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西汉的孝廉不必考试，而到东汉实行“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笺奏”的考试制度，孝廉便要考经术了。西汉已有明经一科，但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令郡国岁贡明经之后，明经始盛，这更明显表现了以经术取士的倾向。但总的说来，汉代实行的仍是一种察举制度。

另外，“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尊孔。汉高祖十二年到山东，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两汉皇帝常常亲自至山东祭祀孔子。自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

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 1 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

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公元 59 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