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 车）及其教育思想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

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塞罗的家庭属于骑士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噶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 64 年，在竞选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塞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塞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当希腊化教育在共和国后期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的时候，雄辩术也传入罗马。罗马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服务，这时，它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雄辩家就意味着一个有教养的人。

西塞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对于希腊化教育，罗马的教育家，有的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有的则绝对拜倒，全盘接受。西塞罗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因此，西塞罗的雄辩家的教育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及其“人道”的理论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①雄辩家的定义。西塞罗说：“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必须能够就眼前任何问题，任何需要运用语言艺术阐述的问题，进行演说，以规定的模式，脱离讲稿，伴以恰当的姿势，得体、审慎地进行演说。”能就任何问题进行得体的演说，是西塞罗所认为的雄辩家的最本质的特点。为了说明雄辩家的雄辩的特殊能力，西塞罗把雄辩家与一般会讲话的人作了区分。会讲话的人并不等于雄辩家。所谓善于讲话的人，指的是能在大庭广众之中“根据人类通常的判断力，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此而已。而雄辩家“则要具备令人钦慕的高贵风度，能就自己选择的任何论题，阐述、发挥，并使之生色；在思想中拥有并牢记雄辩术的一切淮则”。能清晰地表达思想与能就任何问题发表演说当然是不同的，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不一定能就任何遇到的问题作生动而影响听众的演说。要对任何遇到的问题作生动有力的演说，只有雄辩家才能办到。这就是西塞罗对雄辩家的品质所坚持的观点，这在当时以及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成了权威性的观点。

雄辩家与各种专门人才相比，雄辩这一方面，他较之任何领域的专门家都要出色。一个演说家在某一专业领域，当然不是专家，而一旦他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过有关该专业的某些基本知识后，他讲起来，比从师学过的行家

还要生动、精采。例如，他不懂民法，但在向民法专家请教了他所要讲的涉及民法方面的有关主题后，他讲演起来，比他所请教过的民法学者还要出色。同样，他在向军事专家请教之后，讲起军事论题来，他的讲演比之军事家还要令人信服。在有关哲学方面的知识，他学到一些哲学以后，他一定会比那些哲学家讲得更好。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雄辩家是可以就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发表演说的。

有些著名的专家曾发表过动人心弦的演说，其原因不在于专业知识，而在于雄辩知识，如人们传说的建筑军火库的著名建筑学家费罗，曾作过激动人心的演说，其演说之所以动人，并非由于他拥有建筑学方面的知识，而是由于他在雄辩术方面的造诣。又如物理学家阿克莱庇阿德，他之所以能出众地阐述有关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并非由于他在演说中运用了物理学知识，而是他运用了雄辩术。关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曾发表过看法：“人人都可以成为他所掌握的学科领域内的雄辩家。”西塞罗则认为：“较为正确的说法应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他所不懂的学科的雄辩家；如果他能够很好地掌握一门学科，但他不懂得如何组织并完善他的发言，他同样不可能雄辩地就他所熟悉的东西发表演说，”因此，各专业的人才，要想就他的专业发表有威力的演说，必须要有雄辩的知识和技能。

②雄辩家应具备的条件。西塞罗认为雄辩家应能就任何需要发表演说的题目进行有说服力的演说，这一要求是很高的。因此，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是要有广博的学识。这是由雄辩术这一门学问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雄辩术集众多科学与学问，其内容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因为作为一个雄辩家来讲，“掌握广博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不具备这个条件，要做到言辞流畅不仅不可能，而且荒谬可笑”，“依我所见，除非他拥有各种重要的知识和全部自由艺术，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雄辩家，因为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语言必然是矫揉造作的而且是冗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其演说也必然流于语言空洞而幼稚”。西塞罗所讲的要通晓全部自由艺术，所指的当然是指文法、修辞以及柏拉图所主张学习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所讲的各种重要知识，则是指政治、各国政治制度、法律、军事和哲学等等。除了文法、修辞是雄辩术的基础学科外，还有一门与雄辩家密切关系的学科，这就是伦理学。他说：“有关人生与人的行为的哲学，雄辩家必须了如指掌；至于其他学科，即使他以前从未学习过，只要有机会，一旦对它有所认识，他还是可以用他的口才使之生色。”所谓“有关人生与人的行为的哲学”，即伦理学。西塞罗与其他斯多噶派哲学家一样，认为哲学包括三部分：物理、逻辑、伦理。三者中伦理是哲学中心，是基础。

雄辩家之所以要有广博的知识，还为了要了解人类的“多种感情活动”，洞悉“人的禀性、情感以及情绪波动的原因”。没有广博的知识，没有有关

社会活动的各种知识，是很难理解人的情感的。而不了解人的情感活动，就很难作出打动人心的演讲。高明的演讲，能打动听众的心弦，使其或气愤、或憎恨、或悲哀、或同情怜悯、或从激动到心平气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懂得人生，具有广博的知识与阅历。

其次，雄辩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演说时，随机应变，使演说具有魅力。雄辩家光有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的知识还不行，还要在修辞学方面，具有特殊的修养。决定演讲水平之高低的重要方面是遣词造句以及整个演说词的文体结构。他说，根据什么来区分内容充实、语言丰富的讲演与内容枯燥、词汇贫乏的讲演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高超的演讲具备优美而雅致的文体，在修辞方面具有独特的技巧和光泽。”

在谈到言语修养所应具备的几个条件时，他说，首先是表达正确；其次，通俗易懂；再次，优美生动；最后，语言与主题相称。再次，优美的举止和文雅的风度也是雄辩家应有的品质。他说，演说是由身体、手势、眼神以及声音的调节及变化加以控制，它们对于演说本身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

③练习在雄辩教育中的地位。练习在雄辩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使有关雄辩各种知识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最常用的练习是模拟演说，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尽可能地逼真地发表演说。西塞罗认为，通常的弊病是学生只满足于练习自己的嗓子、肺活量、语言的流畅等等。但只有这些还很不够，要使学生明白，要尽量做到对讲题深思熟虑，作充分的准备，演讲时言辞精确。

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用写作来磨炼演说。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经过长期写作锻炼的人，可以得到敏锐的判断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这些能力也可以转移到人的演说能力之中。再者，演说辞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并富有韵律，这些也只有通过写作的练习才能达到。只有做到以上这些，一个演说家才能受到人们的普遍的赞扬。写作虽然对于培养雄辩能力如此之重要，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坚持下去。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持之以恒地练习下去，并且使它对演说起到明显的效果，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锲而不舍地写下去。对此，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雄辩家为数之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④“人道”的教育思想。西塞罗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总结为“人道”两字，这是后世“人道主义这一名词的语源。它是希腊的 Paideia 一字的拉丁译文，但西塞罗赋予这概念以更加明确的内涵。

所谓“人道”即指为人之道，而要尽为人之道：第一，必须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即那些区别于一般动物，也区别于原始社会中的野蛮人的特点。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要以“人道”相处，这是指同情、仁爱、礼让、谦和等品质。第三，只有有文化修养的人才能算作人，只有他们才能尽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才能以“人道”待人。所谓文化修养，西塞罗指的是文

法、修辞、逻辑、几何、天文、音乐这些普通文化学科以及文学、历史、哲学、法学这些高级文化学科的修养。因此他把这些学科，称为人道或人文之学。西塞罗的意思是说，只有受过雄辩家的教育的人才能配得上人的称号，因为只有他们具有人道之学的文化修养。

亚里士多德曾不把奴隶当作人。现在西塞罗则更进一步，把所谓野蛮人也不当作人；而且还含蓄地把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人也排斥在人的范畴之外。西塞罗的区别人道与非人道，与中国儒家之区别君子与小人是如出一辙。说到以人道待人，西塞罗对“饥饿的群氓”是从不掩饰自己的鄙视与厌恶的。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思想在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由昆体良继承并发展。12 世纪、14 世纪，一直有人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并把它传递下去。16 世纪则有伊拉斯谟对他的推崇。15、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界乃至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西塞罗主义，人们把西塞罗的文化神圣化，以致阻滞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但它在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中，积极的方面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