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及其教育思想

嵇康（公元 223—262 年），字叔夜，铚县（今亳州）人，玄学思想的著名代表。他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合称为“竹林七贤”， 极力倡导老庄的虚无之学。嵇康年轻时，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老庄之学。他读书不从师受，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平时，他放浪形骸，不堪拘束， “不涉经学，性复疏懒，⋯⋯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为表明他自己好老庄之学，他说：“託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而拒绝山涛对他的引荐。

嵇康在政治上反对司马氏用礼教作为统治工具。在曹爽与司马氏的争权斗争中，他党附曹氏。曹氏失败后，嵇康对司马氏诛除异己，杀害“名士”， 弑君篡权，标榜名教，非常蔑视。他联络一批清谈家，不去为司马政权服务。当司马昭派钟会去寻找嵇康时，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不理钟会。钟会嫉恨在心，便诋毁嵇康，说他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应加诛戮。嵇康因此而下狱。当他受刑时，有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可见他的威望很高。嵇康的主要著作有《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家诫》等篇，记载了他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

嵇康的世界观是形神并存的二元论。他说：“精神之于形体，犹国之有君”，这是承认精神是支配的力量，但“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说明神不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对于心声关系问题，也表现出“心声二物”的二元论思想。他认为声心二物“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音是自然的，不能“因声以知心”，这反映出玄学家们徘徊于超时空的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心情。他们面对现实世界，恐惧失望，就不能不在精神领域中寻找寄托，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嵇康接受了道家关于自然的观点，注重自然任性，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公开宣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而

治”。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指出：“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 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他认为洪荒社会没有什么名教礼律，人们照样“怡然鼓腹”，而后世造出的名教都是用来束缚人的，“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因此，他极力否定六经。他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 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 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他又把六经中的仁义当作腐臭污秽之物，要全部抛弃。他说：“今若以讲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 谭礼典则齿龋。”因此必须“兼而弃之”。嵇康反对儒家的礼教束缚，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目的则是为了便于纵欲。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 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惰之礼律。”这种“人性以纵欲为欢”的论调使得当时的清谈之士更加肆情放纵，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嵇康对于音乐教育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著有《声无哀乐论》，认为声音本于自然，而哀乐则本于感情，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他驳斥了儒家“移风易俗，莫养于乐”的思想，认为“乐之为伴，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不在此也”， 风俗的好坏，决定于政治，而非礼乐所决定的。

尽管嵇康以他自己的行动和言论反对儒学，但他仍无法摆脱儒学对他的影响。他在《家诫》篇中，告诫儿子的言论仍含有儒学思想。他告诫其子首先要立志，并且要“守之无贰”；要慎言语，讲忠心；不要打听别人的私事， 多接济别人等。这些实质上仍是儒学思想的东西①。

嵇康对文化和教育采取消极态度，但反对儒家的六经名教，清谈放任， 不拘礼法，则具有一定的反抗现实的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玄学的特点， 即既厌弃礼法，但事实上又不能完全抛弃；既要求自然，但事实上又不能抛弃教育，同时也体现出士族阶层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