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期的罗马教育

（1）帝政与教育的发展

共和末期，随罗马版图的扩张，旧有的国家机器逐渐显得不能适应新形势，罗马的共和制不得不改为帝制。为了统治幅员辽阔的帝国，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行政系统与官僚制度，在中央（罗马本土）与地方（罗马把被征服的地区改为行省）应运而生。学校教育负有供应各级各类官员的任务。在官员下面，担任簿记文牍工作的胥吏的数量也不断增长，其中有一类人专任速记工作，这就促进了帝国时期罗马教育的发展。

为了巩固罗马对各行省的统治，罗马皇帝在派出罗马军团驻防的同时，也派出学校教师。前者是为了武力镇压，后者是为了加强精神文化的奴役。罗马统治者在各地原有的土著统治阶层中间，大力推行物质生活方式与文化教育的“罗马化”（也就是“希腊化”），使他们忘记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死心塌地做罗马帝国的顺民。所以，罗马皇室不仅在罗马本土，而且在各行

① 西塞罗：《共和国》，第 1 章，第 22 页。

省奖励教育，兴办学校，在行省兴办学校的目的之一，还在于在当地青年中间选拔出一部分“人才”，以充实罗马帝国的官僚系统：他们或者作为忠顺的臣僚，在中央供职，或者充当罗马皇室的耳目与助手，统治本地的人民。

据权威的英国威廉·博伊德和埃德蒙·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记述，在罗马建立和保持它对所支配国家的统治的过程中，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马人仿效亚历山大大帝，从共和晚期起，制订出深思熟虑的政策，把教育和文化推行到臣属于罗马的民族中去。罗马军队所到之处，都出现了以帝国城市的模式而建立的城镇，它们成为管理和控制的中心。在所有较大市镇和许多较小市镇，都开办了教育儿童的文法学校。例如，在高卢，恺撒发现许多年轻人（有的到 20 岁）在那些古时克尔特巫师的学校学习，但这种

学校很快便由罗马学校所取代。在公元 1 世纪初期，这些罗马学校，在奥顿、里昂、图卢兹、尼姆、维也纳、纳尔榜、马赛和其他城镇都很繁荣兴旺。此外，在英国，根据塔西佗的著作我们了解到，阿格里科拉在平定了这个国家以后，首先关心的是以修辞学教育该国首领们的儿子，其中许多人到那时还对罗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受到新知识的吸引，他们被争取到罗马这方面来了。在帝国各地，同样的罗马化过程，通过学校稳步进行，到 2 世纪，罗马学校实际上已经很普遍了。即使在文学和学术逐渐退化的过程中出现知识衰落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影响到罗马学校的普及。所以，迟至 4 世纪末，当北方蛮族形成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严重的时候，修辞学校也“在学生们的鼓噪声中在全世界存在下来了”（奥古斯丁语），就这样，它们与帝国并存，直到帝国被蛮族反复入侵的浪潮所吞没为止。

如果说文法和修辞学作为教化力量是罗马教育的一个特点，那么，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育在经过漫长岁月和处于变化多端的条件下所保持的一致性。从公元 1 世纪至 4、5 世纪，从罗马世界的东端到西端，罗马教育保持了它的一致性而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因时间的消逝产生的差异如此微小，以至在 1 世纪结束时，昆体良笔下描写的罗马教育，对他的时代以前一

个多世纪的经验所作的总结，在 300 多年后对帝国的每一部分基本上都适用。几乎任何一位伟大人物早期生活的教育历史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教育家奥古斯丁所受教育的基础，就是对文学和修辞学的充分训练。（2）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

帝国领土的扩张，需要制订出不同的政策。恺撒对居住在罗马的所有担任文学科目的外国教师授予特权，这是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对学术也有兴趣，仿效他的前任的榜样鼓励学术。他在罗马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他驱逐了这个城里的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但允许教师留下。后来的皇帝们仍继续对学校给予赞助，但是，直到苇柏乡（公元 69—79 年）的朝代才采取措施，对学校明确地进行组织和支持。苇柏乡不但在和平神庙中建立了图书馆，而且从国库中每年以十万塞斯图斯（大约 800 英磅）的薪金授予希腊语和拉丁语修辞学的讲座，并免除文法家、修辞学家、医生

和哲学家某些普遍的公民义务，从而使教师为国家服务。到了纳瓦（公元 96

—98 年）和图拉真（公元 98—117 年）朝代，政府又借资助款支持教育。他们把大量的钱借给农民，并限定他们所付的利息必须作为一个计划的资金。根据这个计划，每年向男女儿童提供数目达到五千的津贴，直到他们分别达到 18 岁和 14 岁完成他们的教育时为止。这种津贴随后的朝代继续提供，并有增加。

公元前 2 世纪以前，奥古斯都之后的皇帝们的教育活动，主要是受他们个人对学术的兴趣或为博得声望所鼓舞，而不是出于对帝国需要的明确的认识或对政策广泛的考虑。在哈德连（公元 117—138 年）、安东尼（公元 138

—161 年）和马可·奥勒略（公元 161—190 年）等朝代，偶然的干预的方法停止了，一种和帝国本身一样传播广泛和组织得当的伟大的教育制度产生了。对哈德连来说，其动力是对希腊一切事物的热情的赞美，这使他赢得了“希腊迷”的称号。他关怀各地希腊哲学家和教师。他批准和延长以前皇帝授予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对他们的工作表现了强烈的兴趣。他在罗马建立了雅典娜神庙，作为希腊和罗马文人聚合的地点和高级学术研究中心。在亚历山大里亚，他资助博物馆，并提名他的几个博学的朋友作博物馆的成员。但是最深得他的好感的是希腊，尤其是可爱的雅典。他除了为宗教和教育的目的在雅典建立起许多壮丽的建筑物之外，还给那里的教师们以鼓励，使雅典再一次成为杰出的自豪的学术中心。哈德连开创的事业，由安东尼以同样的慷慨大度的精神承继下去。安东尼可以被看作是帝国教育制度的真正奠基人。由于他对整个帝国的需要比他的任何前辈都具有更远大的眼光，所以，他把给专门教师支付薪金和授予特权的责任交给各省的政府。他命令，各首府必须保持 10 个医生、5 个智者和 5 个文法家；在法院开庭的大城市，保持

7 个医生、4 个智者和 4 个文法家；小城市保持 5 个医生、3 个智者和 3 个文法家。对这些人的任命，授权市议会去办，但是保留某些控制权。这些权力大抵是对那些无力承担费用而要接受国家帮助的城市来说的。继任者马可·奥勒略对教育发展的贡献是比较有限的，但仍是可观的。这个在位的哲学家，从幼年时代起，就与希腊学者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跟哈德连一样，他的主要兴趣在于雅典学校。他以一个地道的斯多噶派学者的宽宏大量，在那个城市的四所古代哲学学校中（不包括伊壁鸠鲁派哲学学校），分别设置了四个哲学讲座和一个演说术讲座，并由帝国国库提供教师们必要的薪金。由于哈德连的事业如此圆满的完成，使得雅典成了罗马世界的主要“大学”。由于这些贤明皇帝对教育的重视，在整个希腊语世界，很快就兴起了对

学术的强烈热忱。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学校，也充满了热切学习的学生，如 3 世纪初期的一位修辞学家说的那样，整个爱奥尼亚变成了“一所学者大学”。这种局面在各地的教育中都反映出来，并推动了学校工作。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罗马皇帝奖励教育的办法有：规定中等——高等学校教师（文法学教师与修辞学教师）的薪俸，由皇室直接支付；豁免教师

的兵役及其他形式的徭役；责成地方当局，在各城市维持一定数目的文法学教师与修辞学教师，支付他们的薪金，保证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利益等等。这种奖励教育是与控制教育齐头并进的：有的皇帝规定了教师任免办法，责成地方遵照施行；皇帝还保留教师任免上的最后决定权；还规定监督教师及教学内容的办法，并确定地方政府对私立学校或私人教师的教学活动的监督；这样，在罗马帝国，就形成了一套国家教育行政制度。在共和时期，罗马的学校完全是私立的，到了帝国时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公立学校，朱利安规定政府对学校的监督制，充任学校监督制度的教员是以帝国政府名义委任的。425 年的皇帝敕令，确定了学校的开办权完全操于政府手中，任何私人创办学校的企图都以叛国论罪。

①高等教育。教育任务的改变必然决定着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的改变。在共和时代，演说雄辩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在帝国时代，皇帝独裁，不允许臣民以雄辩的才能干预政治。所以，雄辩政治家的培养目标逐渐演变为官吏——文士的培养目标。意识落后于存在，在帝国时期，文法—— 修辞教育的传统仍然保留了下来，但这种教育的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变化。在共和时代，修辞学校的演辩（演说雄辩）题目往往取自重要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甚至取自当代人物与当前时事。在帝国时代，学生们只能在脱离现实的古怪离奇的题目上舞文弄墨。一个雄辩家的教育，固然以文学与修辞为主要内容，但对历史、哲学、法律，乃至音乐、数学等知识也有一定的要求。苏格拉底所规定的演说家的教育的内容是政治智慧与辩才，这种理想在共和时代的罗马教育中还被保持着，但这两样东西，对帝国的官吏与文士来说，都是不需要的。从此教育进一步地向形式主义方面退化：教师与学生致力于文字上的咬文嚼字，在词藻上的争奇斗巧。

帝国时期，尤其帝国后期的罗马学风的败坏，最突出地表现在罗马青年的精神面貌上。他们精神萎靡，意志消沉，生活腐化，道德败坏。这是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在学生身上的反映，也是罗马帝国正在面临总崩溃的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映。以言辞的雄辩作为罗马的最高理想的教育制度，由于它脱离生活现实和它本身思想的贫乏，必然会衰微和死亡。

希腊化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修辞学校与哲学学校两类。在罗马只有修辞学校而没有哲学学校。但在希腊本土，以至罗马帝国的东方地区，这两类学校始终并存着。法律学是罗马人特创的一门学问，所以在罗马帝国中，有法律学教授与法律学校。也出现了少数建筑学校与医学校，它们的水平在修辞学校与法律学校之下。

②中等教育。罗马的中等教育，仍是指文法学校。帝国时期与共和时期的中等教育相比较，发生了一种重要变化，即拉丁文与罗马文学的地位逐渐压倒了希腊文与希腊文学。后来在西罗马帝国，希腊文和希腊文学的学习几乎绝迹；只是东罗马帝国，希腊文与希腊文学在文法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始终占统治地位。

高等教育方面的形式主义倾向在文法学校中同样有所反映。教学工作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文法与文学方面，其他学科的地位越来越被削弱。即使在文学方面的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形式而忽略内容。在罗马的学校中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文学的分析教学法，一般包括下列一些步骤：教师朗读课文，学生随读，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教师逐段讲解课文，注意文字——文法分析，并解释文中的史实掌故以及有关的哲学科学知识（学生边听边记笔记，以备日后背诵）；就课文作版本注疏的讲解。最后，对高年级学生就作家与作品进行文学分析与评论。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教学法，支配了欧美的中学语文教学近两千年。直到 19 世纪初期，欧美中等学校的拉丁文或希腊文就是依照这种程序来进行教学的。

③小学教育。由于罗马帝国时期所提倡的是中等——高等教育，小学教育在帝国时期没有发展，似乎反而有些萎缩。因为，小学以平民子女为主要对象，而在这时期，平民的低下层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罗马的各级学校，包括小学在内，始终是收费的。

在历代皇帝颁布的教育法令中，很少提到小学教育，显然是因为统治者并不关心平民子弟的学校。并且还出现了这种现象，即由文法学校的助教兼教中学年龄以下的学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育史上的双轨制的萌芽：一方面是小学，专以平民子女为对象；一方面是文法学校，专以贵族及富裕人家的子女为服务对象，是中学而兼小学。

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仍是读、写、算。读的内容包括字母、单词、句子到整篇课文的学习。教材是文学作品，以诗歌为主，但教学重点在于文法分析。已经出现了专供小学教学之用的文法书，文学的学习逐渐退处无足轻重的地位。教师要求学生把文法的定义和规则抄录下来，并加以记诵。书写方面，教师要求学生抄写一些选自伦理课本的古今名人的道德格言。算术的练习则是以手指、石子或算盘进行的。

④奴隶的教育。不论是斯巴达的国家奴隶，还是雅典与罗马的私人奴隶，一般都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奴隶主不需要使他的奴隶获得文化与知识。同时，奴隶主也害怕奴隶有了知识，会起来反抗的。

在罗马，奴隶受学校的教育是极个别的情况：

第一是角力学校，这是为了培养勇猛的士兵；更多的是为了培养一批在角力场自相残杀、以供观众（奴隶主及平民）取乐、并满足他们的嗜血癖好的斗士。身强力壮的青年奴隶或者逃亡不遂的奴隶，往往被送进这类学校，受极严格的锻炼。他们的生活是受到极严密的监视的。有时这些奴隶在学校中掌握了武艺后，也会爆发一些反抗事件。

第二，少数罗马的统治者曾经开办过一些职业学校，训练奴隶成为演员、海员、速记员、理发匠等等。在这类学校里，学员集中居住在一起，受到严格的监视。受过这类训练的奴隶是主人的一笔财富，他们可以被高价出

租或高价拍卖。

第三，有些奴隶主看到，用自己家中的奴隶繁殖的后一代奴隶，比买来的奴隶更有利更可靠。他们在个别情况下，会让自己的青年奴隶受教育，使他们学会精巧的手艺，甚至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因为这样的奴隶是市场上不易买到的，必须“培养”出来。另一方面，这也是奴隶主对奴隶所施的一种收买政策，受到这种“培养”的奴隶往往对主人感恩图报，这对于主人的安宁与利益是一种更可靠的保障。

在以上三种形式下受过教育的奴隶，在数目上是微不足道的。对于广大的奴隶，如果说奴隶主给予任何教育的话，那就是施以精神麻醉，使奴隶安于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公元 326 年，在康斯坦丁的一项法令中说：“如果奴隶偶然被奴隶主打死，奴隶主没有罪，因为他是想为他的奴隶好，但作了最坏的事”。显然，奴隶主会经常对自己的奴隶进行这样的道德说教：一切对他们的奴役与虐待，只是为了他们好！

奴隶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组织自己的教育。奴隶主对奴隶的防范是十分森严的，决不让奴隶有机会相聚在一起，进行自我教育。在罗马的元老院中，曾有人提议，让奴隶穿着特殊的衣服，以示与罗马公民的区别。这个提案没有被通过，因为多数的人害怕，这样做会使奴隶看到自己的数目大大超过自己的主人。在罗马帝国末期，奴隶们参加基督教的团体生活，也是秘密的。

但罗马的奴隶主阶级没有能够在精神上完全征服奴隶。奴隶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使他们还是保存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意识，即使这些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在罗马帝国这段历史时期，奴隶的大小规模的暴动，持续不断，直至最后把罗马帝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