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 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汉书·董仲舒传》。

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疑经而不敢强通”。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 16 岁入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 举大义而已”①，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通五经，贯六艺”②，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和的好学风，都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