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学校

公元 265 年，晋朝建立。公元 280 年灭吴，一统中原。西晋王朝，比较

重视文化教育。晋初承魏制，中央设立太学，有博士 19 人，由太常博士领导。这时期盛行王肃的经学，他所注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易传》等都立为官学。太学中人数到太始八年（公元272 年）已达到 7000 余人。学生有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住、散生等称呼。散生是凉州所辖的四郡和西域人，可见当时招生范围之广。咸宁二年（公元 276 年），设立国子学，取法《周礼》，“国之贵族子弟，国子受教于师”。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门为士族子弟另立学校的开始。当时国子助教曹思文说，“太学之与国子学，斯时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①，是为了“辨其泾渭”，才于太学外另立国子学。惠帝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入太学。“两学齐列，双宇为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②，“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由此可知， 国子学是士族享受政治、经济特权在教育上的具体体现。咸宁四年，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博士各 1 人，助教 15 人。选择国子博士的标准是“履行清淳， 通明典义”，并且必须是高级贵族才有资格。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并存， 是实行“九品中正制”选士制度，重视门第阀阅的必然结果，使汉代单轨制的太学，至此成为太学与国子学并存的双轨制。后来八王之乱，学业渐衰。

② 《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① 《南齐书·礼志》。

② 潘岳：《闲居赋》。

到国子监中骑攻下洛阳后，一时间太学与国子学都被毁，成为灰烬。

东晋偏安江左，依靠士族势力得以维持。士族自魏开始谈“玄”，而东晋比西晋尤加厉害，“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晋书·儒林列传序》中指出：“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都主张复兴学校，戴邈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未进后生， 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指出了当时礼乐废弛的情况和后果。他用“文武迭用，久长之道”的思想，驳斥了一些人“以天下未一， 非兴礼学之时”的片面思想；为了“荡近世之流弊”，他主张“笃道崇儒”。另外，主张兴学的还有荀菘、袁环、冯■、谢石、殷茂等人。玄学的风行以及其与儒学的矛盾，已不单单是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也认识到要维持统治必须要复兴儒学。元帝、明帝、成帝、孝武帝等都为此作过一些努力，但由于战乱四起，终无大的成就。

元帝建武元年（公元 317 年）废国子学，专设太学，博士为 9 人。末年

又增设《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 1 人，合计博士为 11 人，以后再增

至 16 人。自永嘉之乱后，汉时的今文经学多已丧失，太学的博士都讲授郑玄、王肃、杜预、服虔等人所注的古文经学。这时，王肃所注的经学也失去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王弼注的《周易》、何晏注的《论语》、杜预注的

《左传》等郑玄学派的“郑学”。此时尽管有兴学之名，但“东序西胶，未闻于弦诵”。至淝水之战后，孝武帝采纳谢石的建议，于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重开国子学。国子学与太学才又开始并存，但两学的学生都不多，总共也只不过 200 多人。

两晋的地方官学，主要是由各地的长官开办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如凉州长官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置崇文祭酒。预章太守范宁，设立学校，学生达一千多人。地方官学中办得最好的是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办的学校。他“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选置学官，修建校舍，凡是大将的子弟都令其入学，他自家的子弟也令其受业。他规定，“凡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①。

东晋时期的北方十六国，也崇儒立学，目的是取得汉人尤其是中小地主的拥护以维持统治。赵国的石勒，出身于农民，自己不识字，却大力提倡经学，用经学来取士。他于公元 313 年在襄国立太学，同时设小学十多所，各

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又诏令各郡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 1 人，大力提倡儒学。前秦的苻坚，大兴学校，独尊儒学，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此外， 如前凉、西凉、北凉、前燕诸小国，儒学都相当兴盛。儒学对促进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取得了一定作用，但当时佛学盛行，儒学只是在政治上保持崇高

① 《文献通考》卷四十一。

的名义，儒生只能传授经学，却不敢反对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