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学校

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与“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郡国学”，另外还有“校”、“庠”、“序”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义”①，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②。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①，于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① 《道基篇》。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在洛阳开阳门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公元 58—75 年），亦

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②，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 106—125 年），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

重修校舍，并扩建 240 栋，共 1850 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博士”。“博士”最早见于战国，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

《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五经”为“法定”的经典，儒家便垄断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作经师”，以传授经学为业。博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

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 23 年），定了选用标准：“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①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者必须写“保举状”，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 《汉书·成帝纪》。

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讲的经说，这便成了“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师法”的传授，难免拘于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家法”。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发展有“颜氏公羊”、“严氏公羊”，这便是家法。因此，“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但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奇炫博，大加解释，“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①，尤其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

古’三万言”②。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为“弟子”，东汉时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式招收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选送的，“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的儿童，虽未满 18 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50 人；昭帝时增至 100 人；宣帝末年增加到 200 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

到 1000 人；成帝末期为 3000 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

4 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艺文志》。

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 146 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

经，年 50 以上、70 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 600 石之官，统让子

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 3 万人。短短 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 50 人增至 3 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太学的教材都是明经。在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五经不仅是学习的材料，而且是策士铨材的标准，并立为学官。汉武帝时设置博士，共《诗》、

《书》、《礼》、《易》、《春秋》五家。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家。西汉末年将《易》分为四家，《书》分为三家，《仪礼》分二家，《春秋公羊传》分二家，共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汉代的太学很注重考试，董仲舒在对策之中就建议太学“数考问以尽其材”。《学记》中也说古代太学每两年考试一次，七年考试及格的叫“小成”，九年考试及格的叫“大成”。汉代实行考试主要是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不采取考试的办法，就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考试既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好坏，又能督促学生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尊重老师，严守师法和家法。

当时考试的办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具体方法是由主考官提出问题，“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办法与现在的抽签考试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重任。同时甲科的授官高于乙科，如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① 。要是考试“下材及不能一艺”者，则勒令退学。对策之法是主考官将问题写在策上，问题大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的策问，要应试者笔试回答，根据文辞来定成绩。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被荐举后，三问三对而被任命为江都相。

汉武帝时，即定“一岁辄课”的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将原来的甲、乙两科改为甲、乙、丙三科，增加录取人数。甲科 40 人为郎中，乙

科 20 人为太子舍人，丙科 40 人为文学掌故。光武帝时，又恢复甲、乙两科，

但废了射策制度。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 146 年）又废甲、乙两科，只依等

第的高下来补官。桓帝在位期间，由于太学生人数增至 3 万多人，每年要考

试已成困难。于是改变过去“岁试”的办法，在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实行每两年考一次，录取做官的人数不限制，以通经多寡为标准的办法。入太学二年后，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教，通三经的擢升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升为郎中，通五经的，可补高官，随才而用。倘若不及格的则可以每过两年再考，直至通五经为止。这样，太学生就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一直考到通五经为止。这对于鼓励学生不断学习，学成通材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这种考

① 《汉书·何武传》。

试制度可以使学生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对学术的自由发展是有利的。如马融博通《孝经》、《论语》、《周易》、《三礼》、《毛诗》、《尚书》，其弟子郑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创立了“郑学”，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

当时不仅太学生步入仕宦要考试，就是郡国推荐的孝廉、茂才，诏令特举的贤良文学，甚至尚书一类的高官，也要考试。可见，注重考试是汉代太学的一大特点。

但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由于人数太多，仍然有一些学生“结童入学，白首空归”①。献帝初平四年（公元 193 年）9 月，为照顾一些年逾六十而考试仍不合格的学生，全部给他们太子舍人的职位。《后汉书·献帝纪》记载一首民谣说：“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不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另一方面由于重视考试，也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如为了争等第的高下，往往发生纠纷，互相攻讦，甚至有贿赂主考官的事情。

通过太学培养出去的太学生，不少是博学通达之士，他们大多关心国家时政，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我国历史上太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是从此开始的。西汉哀帝时，司隶鲍宣因阻止丞相孔光属吏不得行于驰道，没收其车马，而被下狱。太学生王咸闻讯，高举大旗，振臂一呼：“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一时应者云集。因为太学生的干预，鲍宣才免于死罪，改为髡钳。这是我国历史上太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纪录，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太学生运动的第一页。

东汉末年，太学生便大规模参与政治斗争。恒、灵二帝时，由于宦官、外戚把持朝政，垄断仕路，一些太学生或逃入深山，或躬耕陇亩，或苦身修节，或隐居讲学。其中不少庶族子弟，他们倍感家世的凋零和仕途的渺茫，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太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是在桓、灵时期，他们与正直的官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戚、宦官势力而被镇压的“党锢之祸”事件中。

桓帝后期，宦官独霸政权，气焰甚嚣尘上，激起了正直官僚、名士的愤怒，“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① 。从而涌现出一批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正直人物。如北海太守杜密剪除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济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道旁。在反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太学生郭泰、贾彪、太尉李膺、南阳太守陈藩等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他们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集团。在太学诸生中，流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暴陈仲举（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①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的说法。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李膺处决了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以及与宦官勾结的张成之子，宦官就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谤朝廷，疑乱风俗”①。桓帝则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百余人被收捕。当时，“朝廷寒心，莫敢复言”② 。然而，太学生贾彪不畏强暴，入洛阳求助于城门校尉窦武上书营救，另外尚书霍酺等亦为党人讼冤。次年，朝廷将“党人”赦归故里，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经过第一次党锢，太学生们虽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意志，反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如太学生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③。

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灵帝继位，外威窦武为大将军辅政。他与陈藩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他遇事迟疑不决，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

宦官侯览派人诬告太学生张俭与同乡 24 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又趁机上书，请求逮捕“党人”李膺等百余人。一时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尽死狱中。其他因仇恨陷害而相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在逮捕“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以“事不避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范滂的母亲还勉励范滂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熹平元年（公元 172 年）窦太后死后，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逮捕“党人”和太学生、郡国生徒千余人。熹平五年，朝廷又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以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才宣布赦免“党人”及其亲属，但东汉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汉代太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敢于怒斥妖言，表现出一种誓死不屈的斗争精神。那种关心国家政治，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在当时士人中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他们的浩然正气，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东汉末期，统治层内部斗争激烈，各个集团的地位日趋变化。士族势力日益上升，而太学又是其主要地盘，成为与宦官集团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宦官集团也欲增长力量，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在东汉就出现了两类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中央政府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于明帝永平九年（公元 66 年）创立。汉明帝一方面重视太学，另外也注重对宗族子弟的教育。除命皇太子、诸侯功臣子弟入学外，对外戚势力，也给予特殊待

② 同上书。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 《后汉书·贾彪传》。

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

遇。特为四姓小侯“别立学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置“五经”师。四姓为外戚樊氏（刘秀舅家）、郭氏（刘秀郭皇后家）、阴氏（刘秀阴皇后家）、马氏（明帝马皇后家）诸弟子，因非列侯，故称小侯。所以，学校又叫“四姓小侯学”。后来，“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凡贵族子弟不论姓氏都可入学受业。甚至“匈奴亦遣弟子入学”，可见影响很大。

宫邸学与太学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生员是贵族子弟，灌输的是一种治人者的特殊教育，而且在于它并非制度化，时兴时废。安帝时，邓太后临朝执政。邓太后师从班昭，是一个受儒教熏陶的皇后。她看到贵族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温衣饱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遂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 119 年）为和帝之弟济北河间王

的子女，年龄在 5 岁以上的 40 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 30 余人，设立学校，无论男女，都教授经书，并亲自监督。同时，她又提倡对宫人的教育，诏令中官近臣于洛阳东观殿，诵读经书。一时间“左右习习，朝夕济济”①，邓太后因此而成为汉代皇后中重视妇女教育的第一人。

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二月，因学校校址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的创立仍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是太学生政治运动的产物。经过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太学生仇恨宦官，宦官只好创办一所新学校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用来对抗士族的太学。于是鸿都门学应时而生。

鸿都门学无论是从招生对象和学习的内容上来看，都是与太学相对的。鸿都门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士君子耻于为伍的“斗筲小人”，他们大多来自下层社会，或没有名望的豪强子弟。另外鸿都门学学习的内容是通俗的辞赋、小说、尺牍、书法，以与太学学习的经学相对抗。学校将作赋和写“虫篆”作为取士的标准。凡考试合格者，即可居高官，拥厚禄，内可任尚书、侍中，外可任刺史、太守。优秀者可封侯拜爵。即使不合格的也可以得到一个小官做。

鸿都门学自创立后，打破了士族对教育文化的垄断，也冲击了他们入仕的特权，所以一直遭到士族的猛烈攻击。光禄大夫杨赐指责说：“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② 尚书令阳球也上书灵帝，请求“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③。甚至当时工于书法、长于辞赋的士族名士蔡邕也上书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理国政，未有其能”，要求皇帝“忍而绝之”。

尽管汉灵帝面对士族的压力，但他并没有改变初衷，这在客观上冲破了以“五经”为太学唯一教育内容的传统观念，解除了烦琐、迂腐的谶纬的束

① 《后汉书·邓太后传》。

② 《后汉书·杨赐传》。

③ 《后汉书·阳球传》。

缚，为汉代的官学体系中注入了新鲜血液。鸿都门学的创立，不仅培养了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提高了文艺和文学艺术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从教育史来看，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为唐代创立各种专门学校开拓了道路。

汉代的文学很发达，但社会地位极低，“为赋乃俳，见视如倡”①，文人被排在俳优侍弄之列。其时，大文学家扬雄称文学创作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②，道出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感叹。一些有识之士，不满现状，要求提高文人的地位。如王充曾说：“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③ 自鸿都门学创立后，文人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与茂才、孝廉、名流、高士同等看待，可以说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改革。汉末，曹氏父子将一批文人加以网罗，委以重任。到唐代，以诗赋取士，遂成定制。

鸿都门生的辞赋所使用的语言，大多是由民间口语加以提炼而成，通俗自然，摆脱了汉末文风中的“经训讽喻言”的陈辞滥调，开创六朝志怪小说之先河。也为以后建安文学的质朴清新的文风开其滥觞。

③郡国学校。汉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以郡和国为单位。地方官办学校制度最早创始于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守文翁。蜀郡太守文翁爱好教化，他选送郡县小吏开敏有才的张叔等十余人到京师做博士弟子，学成后回到蜀郡的学校任教。学校招收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依其学习成绩，委派官职，成绩优秀的补郡县吏，合格的补孝悌力田。文翁出行巡视各县时，常带着高材生同行，于是“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①。这是我国地方公立学校的创始。汉景帝十分欣赏文翁这种兴办地方官学的办法，遂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②，但还不十分普遍。到宣帝时，地方学校开始增加。

郡国普遍设立官学，是在汉平帝之时。平帝元始三年（公元 3 年），采纳王莽请求立官学的意见，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官学分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郡县二级的学校设置经师一人，乡聚二级的序、庠设置《孝经》师一人。同时，在郡国还设立宗师，用来教育皇室子弟。另外，地方官学还设有郡文学、郡文学史、郡文学卒史、五经百石卒史及乡三老等官职。汉平帝时制定的地方官学制，初步奠定了后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东汉光武中兴之时，兴办学校成为衡量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学校十分发达。如建武六年，丹阳太

① 《汉书·枚乘传》。

② 《法言·吾子篇》。

③ 《论衡·佚文篇》。

① 《汉书·循吏传》。

② 《汉书·文翁传》。

守李忠“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③。建武四年，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④ ，甚至在边远地区也兴办了学校，如建武二年，桂阳太守卫飒“修庠序之教”。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时，就建立学校，教之礼仪；后他任甘肃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椽子孙，皆令诣学受业⋯⋯悉选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班固在《东都赋》中赞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上歌下舞，蹈德咏仁”。

东汉以“孝经”治天下，反映在学校上就是尊师重道。汉明帝在学校祭祀周公、孔子，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章帝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章帝以一帝之尊，先向太守张酺尽弟子之仪，请他讲授《尚书》，然后再行君臣之礼。在尊师重道的同时，地方学校的社会地位得到日益的提高。

自郡国学校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在东汉桓、灵二帝的社会动荡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如桓帝时，南阳太守刘宽出巡时，常与百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又如许慎弟子尹珍学成后回牂柯郡创立学校，教授学生。

汉代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它与太学相比，地方官学没有正规的课程设置，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如文翁既重经学，又重法令，寇恂在汝南比较重视《左氏春秋》；而卫飒则重视儒家的礼仪。学生上学的时间也没有固定的规定，有的只是在某个时节招集一些人讲学。地方官学的师资力量远差于太学，它与太学也没有什么从属关系。所以说，汉代的地方官学还处于一个草创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但是，它却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