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及其教育思想

傅玄（公元 217—273 年），魏晋间人，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西耀县泥阳）人。他“少孤贫，博学善属文”，曾于晋武帝时任散骑常侍、附马都尉、御史中丞、太仆等官职。著有《傅子》120 篇，今存 42 篇。其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可见他在当时儒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傅玄从儒学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佛学玄学都进行了批判，体现其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

①教育主张。魏国末期，时局动荡，战争频繁，经济凋敝，佛玄盛行，

① 以上引文均见嵇康《嵇中散集》。

及至晋初，傅玄趁经济复苏的时机，认为复兴儒家政治的机会到来，提出了“尊儒贵学”的口号，以图国家的振兴。他认为秦朝二世而亡，汉则二十余世而后亡，其原因在于是否能“通天下之志”，“尊儒贵学”。他把教育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说：“世尚宽简，尊儒贵学，政虽有失，能容直臣。简则不苟，宽则众归之，尊儒贵学则笃于义，能容直臣则上之失不害于下， 而民之所患上闻矣。”不但如此，他还把“尊儒贵学”放在国家大政的首位， “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因为“贵教之道行，士有仗节成义，死而不顾者矣。⋯⋯因善教义，故义成而教行；因义成礼，故礼设而义通”。这就是说，儒家教育能培养出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有节操、敢于负责的人才，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统治政权的稳固。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乎夷狄矣；失其所以教，则同乎禽兽，乱将甚焉”。这里说的是中国常被外族侵略，但不被外族所制，反而同化外族，这主要由于儒学教育的作用。所以，傅玄把“尊儒贵学”作为国家的根本教育政策。可见傅玄的“尊儒贵学”是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②论教育的作用和教育内容。傅玄认为世界是由“气”（物质）构成的， 自然界遵循“气”的“自然之理”而运行着。这体现了他承认自然的规律， 排斥神意或宿命论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下，他认为“人之性如水”，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说：“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因此，教育完全可能而且有必要按照儒家思想去改造和培养人性。这给当时佛教宣扬的善恶报应说以沉重打击。

傅玄主张“尊儒”以培养人才，坚持以儒家有仁、义、信、公道等作为教育内容。他在《傅子·仁论》中说：“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知所欲，以及天下”。又说：“古之仁人，推己好以训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恶以诫天下，而民莫不知耻。”通过仁的教育，可以使人们推己及人，有利于搞好人际关系，使邻里和睦，天下太平。对于“信” 与“义”，他说：“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诚，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礼教，而民笃于义矣。”这就是说，居官为上的，能做到款诚待人，对民起表率作用，然后再对人民进行礼教教育，那样人们就不会欺上。如此则“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谈到“公道”，他认为“公道”与“私道”是对立的，“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而私曲之情塞矣”，如果社会都讲公道， 则可以使天下之志通，则可以达到天下大治。因此，傅玄主张以儒家的仁、义、信、公道等内容教育学生，培养人才。

③论教育原则和方法。傅玄认为教育要以“知人”为前提。“知人”就是要了解教育对象；只有了解了教育对象，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他认为，做到“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知人之难，莫难于辨真伪”，因为有的学生表里不一，“辱而言高；贪而言廉；

贼而言仁；诈而言信；淫而言贞”。由于“知人”很难，傅玄提出“参三法”， 用以“知人”。首先“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即对人的言、行，不要轻信，要认真思考，察其根由；其次是观察人做事，要讲究实际效益；第三是观察人的行动，要看他的一贯表现。傅玄认为：“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傅玄目睹了统治阶级内部“纵欲”、“不知足” 的现象，以及所造成的严重成果，小者使个人身败名裂，大者使社会动乱不堪。所以他主张对青年子弟进行“无欲”、“知足”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无欲”和“知足”，那么一方面可以完善他自己的道德修养， 趋福避祸；另一方面又能搞好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他说：“无欲则无求，无求者所以成其俭也。不知足则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则虽有天下，所求无己，听欲无极矣，海内之物不益，万民之力有尽，纵无己之求，以灭不益之物；逞无极之欲，而役有尽之力，此殷士之所以倒戈于牧野，秦民之所以不期而周叛”，因此，“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 莫大于不知足”。

傅玄重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他认为经济是教育的基础，民富才能“从教”，民贫“而不行非者寡矣”，就会“相聚而犯上”。因此，必须注意发展经济。另外他又提出，发展教育要精选学生，数量上也要限制，不能影响农业生产。具体的办法是“计天下文武之官足以副贰者使学，其余皆归之于农”。傅玄这种有计划的实施教学的思想，在一千七百年前就能提出，是很可贵的。

傅玄说“五经则四海”，认为儒学经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可见他的教育主张仍是“儒学”教育。在当时玄学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其思想并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全部采纳。随着晋初短暂的繁荣消逝后，他的主张也随之消逝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