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及其教育思想

范缜（约公元 450—515 年），字子真，南朝齐梁间南乡舞阴（今河南省浙川县）人。他家境贫困，生活朴素，十八岁到沛国（今安徽省宿迁县境内）名儒刘瓛处求学。他勤奋学习，博通古书，尤精三礼。“性直质，好危言高论”，卓尔不群，为师所倚重。范缜曾做过几任地方官，都很清约。梁武帝时，官至中书郎，天监七年（公元 508 年）又任国子博士。范缜著有文集十卷，现多已失传，留存的只有《神灭论》和《答曹思文难神灭论》。

当时佛教盛行，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范缜目睹“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匿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至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他感叹“其流莫己，其病无垠”，于是展开坚决的

① 以上引文均见《晋书·傅玄传》、《傅子》。

反佛斗争。38 岁时，范缜投奔到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做门客。范缜“盛称无佛”，多次和笃信佛教的萧子良作辩论。萧子良问他，如果他不信因果，为什么会有富贵贫贱？范缜说这就像树开花一样，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之上，有的落在溷厕之中，落的地方好坏虽不一样，但因果究竟又在哪里呢？萧子良辩不过他，就召集僧人、学士来和他辩，但谁都驳不倒他。萧子良见驳不倒范缜，就派王融对他威逼利诱，范缜对此嗤之以鼻，表现出他坚持真理的精神。

梁武帝天监三年（公元 504 年），定佛教为国教。不久武帝萧衍对范缜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说神灭论是“违经、背亲、言语可息”①，企图迫使范缜放弃真理。然而范缜坚持真理，用自问自答的形式，于公元 507 年发

表了著名的《神灭论》，全文共 30 余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在《神灭论》中，范缜将佛教“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的基础“灵

魂不灭”论彻底驳倒。范缜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质”与“用”的统一体；“用”由“质”而生，离开“质”，就无所谓“用”。他提出“形神相即”的观点，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这就是说，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他进一步指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以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这就是说，人的肉体是产生精神的实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形体具有的一种功能，是第二性的。作用和实体有着从属的关系，作用是实体的表现，是依附实体而存在的；实体是表现作用的。他又用一个比喻说明形体和精神的关系。他说：“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即精神对实体，犹利和刃的关系，形体对于作用，犹刃和利一样，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形体死了，精神作用也就不存在了。范缜的“形质神用”的学说，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形神之间依存和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他的一大贡献。

另外，范缜认为万物虽各有形质，但并非所有物质都有精神活动，只有活人的形体才有精神作用。范缜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分为“知”（知觉、感觉）和“虑”（思维、判断）两个部分，它们虽不同，但同是人的精神活动，因此可以说“知即是虑”。它们都是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的。“知”是以体、目、耳为基础，“虑”则以心（那时还不知思考是用脑）为基础的。他说：“心病则思乖”，可见人的精神活动是建立在人体器官这种物质之上的。要是人死了，没有了“知”和“觉”，那精神活动就不存在了。这样，就淋漓尽致地驳倒了佛教的“灵魂不灭”的思想，推翻了精神离开肉体而独存的唯心主义哲学。

《神灭论》揭穿了佛学的欺骗，发表后，统治阶级大为震动。梁武帝发动王公大臣、学士僧人六十多人写了七十五篇文章妄图驳倒范缜，但范缜始终没有退却。

① 《敕答臣下神灭论》。

针对有神论者提出的“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地”，如果形神俱灭，那么谁去配天，谁去配地的问题，范缜回答说：如果人皆圣贤，就不再需要教育了。他认为，“教之所设，实在黔首”，一般人“常贵生而贱死”。如果对他们的教育“死而有灵”，那他们就会长“畏敬之心”，如果对他们的教育“死而无知”，则他们会生“慢易之意”。因此，圣贤便要使“声教昭于上，风俗淳于下”。所以他说：“宇宙郊社，皆圣人之教迹，彝伦之道，不可得而废耳。”有神论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欺妄为教”，不能够“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范缜针锋相对地说，“伤风败俗，导人非道”才算是欺，如果可以“安民治土，移风易俗”，又怎么算作欺呢？所以范缜在教育问题上是完全拥护儒家理论的，肯定“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渊府”。范缜的维护真理的精神，打击了佛教和统治阶级的崇佛政策。

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超过了前人的所有成就，但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他认为人的贵贱贫富是由偶然因素所决定的，人的聪明才智差异是由天赋形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在教育问题上，范缜认为民众“贵生而贱死”，需要圣人用“神道设教”来施教。他假借神道这一点，则是和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相矛盾的。这些都是其思想不彻底的一面。但他在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史和文化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则是无可非议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