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的演变和考试制度的加强

魏国除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外，仍沿用汉代郡国察举的办法，但与汉

① 《通典·选举》。

代相异的是孝廉须经考试。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曾令郡国“口满十万以上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①，黄初三年又诏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皆试列用”②。至太和二年（公元 228 年）又令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可见魏代地方察举，已不只重德行而是逐渐趋重考试了。可以说这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先声。

晋沿用魏的选士制度，凡吏部选官，必询问个人的籍贯和父祖官名，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士之法，选士为官之特权，完全为中正官所把持。

“九品中正”制愈来愈暴露出弊端，“中正任久，爱憎由己”。太康五年（公元 284 年），尚书仆射刘毅极论其失，力举此制有三难八损，三难是“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八损主要有四点：“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使是非之论，横于州里；嫌隙之仇，结于大臣”；“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听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结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他认为：“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③ 。因而他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度。但是在士族把持朝政大权的情况下，他的建议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晋代也承袭了汉魏察举选士的方法。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 283 年）诏

令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和七年又两次诏举贤良。晋对于察举的孝廉和秀才，都要进行考试。考试分两种：孝廉试经，限于“六经”；秀才试策，限于政论。东晋时，考试的作用加强了。元帝初年，由于天下动荡，州郡所举的孝廉和秀才暂不行考试。时局安定后，再行考试。凡是不合格的，即使是刺史、太守也要罢官。自晋武帝太康年间起至东晋元帝太兴年间止，都采用了选士考试制度，这对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代，政治局面极为动荡，选士制度大多承袭汉魏旧制，除察举孝廉、秀才之外，仍采用“九品中正”制度，但其腐败性更甚于前。

南朝寒门与士族由于士庶区别日益严格，因而双方斗争也更趋激烈。寒门想尽办法试图挤入士族行列，但遭到了士族的坚决反对。但刘宋王朝替寒门开了一条挤入士族之列的方便之路，规定只要在户籍上取得免除征役的资格，便可算作士族。以致“厚结姻缘，奔驰造请”的风气日趋严重。武帝还诏定州郡岁举孝廉、秀才，孝廉试经，秀才试策之制。但流弊太甚，滥竽充数，作伪入仕的现象时有发生。故孝建元年（公元 454 年）下诏限制四方孝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②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

③ 《晋书·刘毅传》。

廉，“非才勿举”，否则“遣还田里，加以禁锢”。

齐朝沿袭宋制，规定秀才被举后，要以五问策试。五问都佳者为上，四三佳者为中，二佳者为下，而只能回答一问的，则不予授官。但由于受“九品中正”制选官的影响，乡举里选，也不重人才，而注重胄籍，致使“奔竞之风盛行，察举徒成具文而已”①。

梁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年龄达到 25 岁才可做官，年至三十而

一经未通者不得为官。武帝天监七年（公元 508 年）诏令“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专典搜荐”。另外又制定“九流常选”的制度，设立许多文武官名，按门第高低和势力大小来分配官品。八年又规定，只要能通一经的，不论社会地位都可以参加考试，随才录用。这有利于寒门进入仕途。梁朝的选士，除秀才外，还有明经、高策，考试的趋向也更加显著。

陈朝依梁制，凡年未满三十，不得入仕，但经学生策试得第者，年龄不限。陈选士也有秀才、明经、高策等科。陈后主因喜欢文辞，所以策试中文辞好的则特别嘉奖，这对后代以文辞取士的风气有一定的影响。

北朝的北魏，仍沿用“九品中正”制取士，“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以后由于中正不能尽得其人，或有庸鄙者操铨核之权，而选叙从此紊乱。于是宣武帝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罢免中正，另外采取官员五人担保制，要是官员无人担保，则要被去职。

北朝的几代同样注重考试。但由于选士越多，弊端也就越多，导致官少人多。北魏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提出一种“停年格”的办法：不论贤愚，须轮流做官，以停的年月久者先做官。北齐的皇帝常常在朝堂策问孝廉和秀才。如果回答中字有脱误的，则要站在席后；要是书写太差的，则要罚饮墨水一升；倘若文不对题，则要夺去座位和脱下佩刀。北周武帝适应寒门势力上升的趋势，采取“不限荫资，唯在得人”的选举政策，取消门第的限制，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下诏山东各州，推荐明经干理者上县 6 人，中县 5

人，下县 4 人。宣帝大成元年（公元 579 年）下诏令各州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推举明经且道行高的做孝廉。科举的胚胎渐趋成熟。

魏晋南北朝的选士制度，不外由公府辟召，郡国察举，曹掾积升，世胄承袭以及学校出身等途径，但都要经过中正官品其等第才能授官。这样，取士大权就操纵在士族手中，引起皇帝与寒门的不满。一些皇帝曾下令停止这种办法，积极采用考试以扩大皇帝取士的权力，但由于中正取士制度是与士族制度相适应的，因而在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士族制度的崩溃，皇权的加强，中正取士制也随之衰落，考试制度逐渐取得了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