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迈 耶

19 世纪结束时，这种自然主义的极端形式可以在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们，如 K，兰普雷喜特①、P.巴尔特②、E.伯伦汉③，一本著名的史学方法论手册的作者 K，布莱齐希④以及其他作家的身上看到；他们都把历史学的真正的或最高的任务设想为在于发现连结着历史现象的某些永恒类型的因果律。在

① EinfuhrungindasStadiumderGeschichte（杜平根，1921）。

① 兰普雷喜特（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巴尔特（1858—1922），德国哲学家。——译者

③ 伯伦汉（1850—1942），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④ 布莱齐希（1866—1940），德国历史哲学家。——译者

这些方面，历史学上的颠倒混乱都具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两种历史学的区别：经验的历史学和哲学的或科学的历史学，前者执行的仅只是要确定事实这一卑微的任务，而后者则负有要发现连结着各种事实的规律这一更崇高的事业。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发觉有这种区分，自然主义的马脚就会暴露出来。像经验的历史学这样的一种东西是没有的，因为各种事实并不是经验地呈现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的；它们是过去的事件，不能靠经验，而是要按照理性原则、靠通过一个推理的过程、根据所给定的资料（或者不如说是用这些原则所发现的资料）而加以领会。像是假设中的更进一步的哲学的或科学的历史学阶段这样一种东西，也是没有的，——这种历史学要发现它们的原因或规律或者一般地解释它们；——因为一桩历史事实一旦真正加以确定，被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行动者的思想而加以掌握之后，它就已经被解释了。对于历史学家，在发现发生了什么和发现它为什么会发生， 这二者之间是并没有不同的。

最好的历史学家们无论是哪个国度的，都在他们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德国则许多历史学家，部分地通过他们实际研究的经验，部分地通过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哲学家们的影响，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认识能够抵制实证主义的主张了，至少是它那更为极端的形式。但是他们对它的认识， 一般说来直到现在为止，充其量也只是片面的；因此就连实证主义最强的对手也都大受其影响，而且在理论和方法问题上都采取了有些混乱的立场。

这一点 E.迈耶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迈耶是近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论文《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1902 年在哈勒出版，后来修订再版②，表明了一位有着长期经验的第一流历史学家在本世纪初对他自己工作的原则是怎样在思想的。在这里，正像在伯里那里一样但却思想得更加清楚，我们发现有一种要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的影响所造成的错误和谬见之下清理出来的努力，但它那工作的反实证主义观点却终于未能决定性地超出实证主义的气氛。

迈耶从详尽而透彻地批评实证主义的倾向而开始，这一倾向流行于 90 年代，我刚刚已经谈到过了。如果历史学的任务被设想为在于确定支配着历史事件进程的一般规律，那么它就要删除三个实际上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素： 机遇或偶然，自由意志，以及对人的观念或要求和概念。于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东西就被等同于典型的或反复出现的东西；因而历史就变成了种群的或社会的历史，个体就从历史中消失了，除非是在普遍规律的一个单纯实例的借口之下。这样加以设想的历史学的任务，乃是要建立某些社会的和心理的生活类型，它们以固定的顺序一一相续。迈那引用兰普雷喜特①作为这种观念的领袖代言人。兰普雷喜特把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这种类型区别为六种形态②，并且把这一结果加以概括而应用到各个民族的历史。但是迈耶说，由于这样的分析，历史中活的形象就被破坏了，他们的地位就被一些模糊的概括性和不真实的幻影所代替。结果就成为一种空洞口号的统治。迈耶反对这一切并且争辩说，历史学思想的固有对象乃是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历史事

① 迈耶（1855—1930），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短篇著作集》（哈勒，1910 年）第 3—67 页。

① 载《未来》（Zukunft），1897 年 1 月 2 日。

② 《德意志史》柏林，1892 年。

实，机遇和自由意志都是决定性的原因，从历史中加以删除之后就不能不破坏历史的真正本质。不仅是历史学家本人对于这种伪科学所谓的规律不感兴趣，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规律。布莱齐希①曾试图陈述过二十四条规律，但是每一条不是错误的就是空洞的，以致于历史学在其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价值。它们可以充当研究历史事实的线索，但它们全部没有必然性。历史学家之未能建立规律，不是由于资料的贫乏和智力的弱点，而是由于历史知识本身的性质所造成的；历史知识的职责是在它们的个体性之中发现和解释各种事件。

当迈那脱离论战而进行阐明历史学思想的积极原则时，他首先提出的它的第一原则是，它的对象乃是过去的事件，或者不如说是过去的变化。所以在理论上它就要论述每一桩变化，但是在习惯上它却只论述人类事务中的变化。然而，他并没有说明或辩护这种局限性。但这一点却是极关重要的，他之未能解释它，成了他的理论中的一个严重弱点。它那真正的理由则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行动，亦即由意志所实现的、并表现着一个自由的和明智的行动者的思想的那些事件，而历史学家则由于在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而发现了这种思想；但是这一点迈那却未能看到，他从来也没有进一步去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历史事实？” 他的答案从来也没有超出过这种说法：“历史事实就是过去的事件。”

这种失败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在实际上所已经发生的各种事件无限繁多和历史学家所能够或渴望进行研究的事件为数甚少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上感到为难。迈耶把这种区别的基础放在这一事实上，即历史学家只能认识他所掌握有证据的那些事件；但是即使如此，可知事件的数目也远远超过了在历史学上有趣味的那些事件的数目。许多事件都是可知的而且是已知的，但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它们都是历史事件。那么构成为一个事件的历史性的又是什么呢？在迈耶看来，只有那些曾经是起作用的（wirksam）、即已经产生了后果的事件，才是历史性的。例如，斯宾诺莎的哲学很长。一个时期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后来人们对它变得有兴趣了，于是它就开始影响他们的思想。因此，它就从一桩非历史性的事实变成厂一桩历史性的事实；它对于 17 世纪

的历史学家是非历史性的，但对于 18 世纪的历史学家则变成了历史性的。这

当然是一种十分武断的而又反常的区别。对于 17 世纪的历史学家，斯宾诺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无论他是否作为一位思想的领袖而被人阅读和接受；因为斯宾诺莎哲学的形成其本身就是 17 世纪精神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成就。使得这种哲学成为我们历史研究的对象的，并不是诺瓦利斯①或黑格尔研究了它这一事实，而是我们能够研究它，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重建它， 因而能够欣赏它的哲学价值这一事实。

迈耶在这里的错误立场，乃是由于在他自己思想里有着他所一直在反对的实证主义精神的残余。他看出了，孤立地加以引用的单纯过去的事件是不可能成为历史知识的对象的，但是他认为它借助于它与其它事件的联系就成为了历史知识的对象，而这些联系则被他以实证主义的方式设想为是外部的因果联系。然而，这却是在以未经证明的假定进行辩论。如果一桩事件的历史重要性被规定为它产生的对其它事件的作用，那么构成为其它事件的历史

① 《世界历史的阶段和规律》柏林，1905 年。

①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作家。——译者

重要性的又是什么呢？因为他恐怕很难于主张，一个事件在历史上之变得重要，乃是由于它产生了那些其本身并没有历史重要性的结果。可是，如果斯宾诺莎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影响了德国的浪漫主义，那末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重要性又在哪里呢？追循着这条探讨线索，我们就终将到达今天并得出结论说，斯宾诺莎的历史重要性就是他对于我们此时此地的重要性。我们无法再进一步了；正如迈耶所指出的，要判断现在的任何事情的历史重要性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还不能说它将要得出什么结果。

这种思考就剥夺了迈耶的大量有关历史学方法的积极理论的价值。那种理论的根本之点就在于，把历史上的过去看作是在一个因果系列之中被联系在一起的事件这一整个概念。迈耶有关历史研究乃是对原因的探究这一概念就有赖于此；还有他那有关历史必然性乃是被这些原因所决定的事件这一概念；他那有关历史的偶然性或机遇作为两个或更多的因果系列的交叉点这一概念；他那有关历史重要性作为系列中的其它事件的成因这一概念，等等。所有这些概念都受到实证主义的感染，因而都是谬误的。

迈耶理论的有价值的方面在于他关于历史兴趣的学说。唯有在这里，他表明真正掌握了关于原则的真理。由于他已经认识到，即使我们把自己限于上述规定意义上的重要事件时，我们仍然要遇到今人为难的大量事件，于是他就以诉之于一种新的选择原则来减少这个数目；选择就建立在历史学家的兴趣以及以历史学家为其代表的当代生活的兴趣的基础之上。正是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活着的行动者，才由他自己提出了种种问题，他渴望找到它们的解答并从而构造出他用以处理他的材料的线索。这种主观的成分，乃是一切历史知识的一个根本性的因素。然而即使在这里，迈耶也没有掌握他自己学说的全部涵义。他仍然为这一事实所困惑，即我们关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无论取得多少情报，我们仍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而这种更多的部分就可以修改已经被认为是可靠的种种结果。因此，他论证说，一切历史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他没有能看出，历史学家的问题是一个现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 它是要解说现在可以获得的材料，而不是预期将来的发现。再引一次奥克肖特的话，“真理”这个词对于历史学家并没有意义，除非它意味着“证据迫使我们要相信的东西”。

迈耶伟大的功绩在于，他对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公开的伪历史进行了有效的批判。在细节上，他的文章也经常显示出对历史现实的生活感。但是他的理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未能把他对实证主义的攻击推向它的逻辑结论。他满足于默认一种天真的实在主义，把历史事实当作是一种东西而把历史学家对它的知识当作是另一种东西。于是归根到底，他就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从外部所看到的纯粹景象，而不是一种过程，——即，历史学家本人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对它的自我意识。历史学家与他的题材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全部关系就消失了，历史重要性的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迈耶的有赖于选择重要事件的历史学方法这一原则，也就消逝为一缕轻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