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史学思想或对历史的观念，严格地说，虽然和历史学本身同样地古老， 但近代史学思想之成为历史哲学，则始自 18 世纪的维科而大盛于 18 世纪末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大陆上的德、法两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中间。维柯② 已经提出史家必须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重视古人的精神，而不应把今人的思想认识强加于古人。

这一重现或再现的观念，衍为柯林武德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另一方面，18 世纪末赫德尔和康德③的富有积极意义的思辨历史哲学观念却在稍晚的德国哲学中变了质。如谢林之以历史为“绝对”的自我实现的历程， 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了的由天意所实现的神功；因而未免中世纪神学残余之讥，缺乏近代式的分析和洗炼。自布莱德雷《批判历史的前提》（1874 年）问世之后，西方史学思想逐步从探讨历史本身的规律转移到探讨历史知识的本性上来。柯林武德史学的两个根本观点，即（1）史学是过去思想的重演，（2）史学的目的就在于把过去的思想组织为一套发展体系；都由布莱德雷发其微。

在历史观点上影响柯林武德的另一个人是克罗齐。克罗齐强调离开思想便没有实在，因而也就没有历史的实在。通常意义上的史学家们，在克罗齐看来，都只能算是史料编纂者，不能算是史学家（即对历史有真正理解的人）； 因为史实只有通过史学家本人心灵或思想的冶炼才能成为史学。古奇评克罗齐时曾说：“克罗齐看不起通常的编年史方法。过去之对于我们，仅仅在于它作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主观观念而存在。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柯林武德由此再加引申， 于是就达到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基本命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柯林武德即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一种人文（human affairs）科学的问题。1928 年，他在度假时，酝酿出本然的历史与伪历史之别这一论点。真史和伪史都是由某些叙述构成的，但区别在于真史必须说明支配历史事件的有目的的活动；历史文献或遗物仅仅是证件，而其所以能成为证件，则只在于史家能就其目的加以理解，也就是说能理解其目的何在。伪史或假历史学则不考虑目的，从而仅只成为把史料分门别类归入各个不同时期的一篇流水帐。 1930 年左右，他总结出比较明确的论点如下：

① 《艺术原理》，第 43 页。

② 维柯在一般书籍中曾有近代历史哲学开山祖之称（如巴恩斯《史学史》，1963 年英文版，第 192 页）。

③ 赫德尔和康德虽相凿枘，但两人的一系列基本论点又复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如两人均以为历史的目标在于人道的充分发展，而这一目标是终将实现的；一切反面的历史势力最后终将成就为全体的美好，理性与正义是人类进步的保证，它们必然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等等。

①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952 年英文版，第 XXXⅥ页。

考古学上的各种遗物都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但它们都必须向考古学家表明它们本身的目的何在。考古学家把它们当作是历史的证件，仅仅是在如下的意义上，即他能理解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也就是他必须把它们看作是表现一种目的的。这一“目的”才是史家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离开了它就谈不到对历史的理解，也就无所谓史料或历史的证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那意思是说：人们必须历史地去思想，也就是必须思想古人做某一件事时是在怎么思想的。由此而推导出的系论便是：可能成其为历史知识的对象的，就只有思想，而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例如，政治史就是、而且只能是政治思想史。当然，这并不是指政治史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史，即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的历史，而是指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头脑中所进行的思想， 或他们是在怎么想的。这里也许可以用一个流行的比喻说法，即：思想是灵魂，抽掉了思想，历史或史学就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柯林武德自认为上述的这一论点（或者说发现），在 19 世纪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当时的史学尚未经历过一次培根式的革命而成为科学。19 世纪的史学还笼罩在 18 世纪的观点之下；18 世纪的理论家们在看到有必要建立人文科学时，并不是把它当作历史学而是把它当作一种“人性的科学”，从而错误地以随时随地莫不皆然的普遍人性为其对象，如像休谟和亚当·斯密的例子。19 世纪的学者又往往求之于心理学，把人类的思想错误地归结为心理的事实。人性论或心理学都不是、也不能代替历史学，——因为历史乃是思想史，而人性论或心理学却不是。如果说 17 世纪的哲学是清理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 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清理 20 世纪的史学”。①他认为直迄 19 世纪末以前，史学研究始终处于类似前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所处的那

种状态。但从这时起，史学却经历着一场革命，足以媲美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革命，而其规模之巨大则远甚于哥白尼的革命②国前人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史学在其中要起一个相当于 17 世纪的自然科学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