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国

一 文德尔班

在历史批判的故乡德国，到了 19 世纪末，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日益增长。“自然” 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各有其自己的特征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观念是属于德国从她伟大的哲学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继承下来的传家宝。 19 世纪的哲学家们常常重复这种区别作为是一种老生常谈，它从手到口流传得太多了，以至于它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之中竟致被磨平了。例如， 洛采①在他 1856 年出版的《微观世界》中论断，“自然”是必然的王国，而“历史”是自由的王国；这是后康德派唯心主义的回声，它在洛采那里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就像他那部书中关于历史学的含糊而空洞的章节所太清楚地证明了的那样。洛采从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特别是从康德那里， 继承了人具有两重性的观念；他的早期训练是一位生理学家，他坚持说人体只不过是一堆机械结构，但同时他又认为人的精神是自由的；因此，人作为一个躯体就栖居于自然世界，但作为精神就栖居于历史世界。然而洛采并没有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者所做过的那样，他留下了整个的问题悬而未决，而且他从来一点也没有试图去思考它。他的著作反映了模糊而感情含混的特征，这在德国是随着唯心主义学派的解体而来的。

其他德国作家们使用了其他的公式来表示这种同样为人熟知的对立项的特点。著名的历史学家德罗伊曾①在他的《史学大纲》

（ 1858 年，耶拿）中曾把自然定义为“有” （ being ）的共存

（DasNebeneinander des Seienden），把历史定义为“变”的相续（Das Nachelnanderdes Gewordenen）；这纯粹是修辞学上的对立，它所可能具有的任何可取之处都是由于忽视了如下的这一事实，即在自然世界中也有以确定的顺序——相续的事件和过程，而在历史世界中也有些事物，如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共存的，而它们的共存乃是历史学思想的问题。这些公式之浅薄，表明了人们只是预先假设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差别，而并不想要理解它。

第一次真正想要理解它的尝试，是随着 19 世纪末新康德学派的出现而到来的。它出自这一学派的普遍原则，即要理解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不同，人们就必须从主观方面探讨这种区别；那就是，我们必须区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思考的方式。有名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于 1894 年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校长就职演说②中，就是从这一观点来探讨这个课题的，因此它马上就出了名。

在这里，他提出历史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他解释说，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他夸张地为这种差别取了个名字，说是有两种科学（Wissenschaft）： 即规范（nornothetic）科学，那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这个名词，和描述

（idiographic）科学，那就是历史学。作为对一般事物的知识的科学和作为对个别事物的知识的历史学之间的这种差别，其本身并没有很大价值。它作

① 洛采（1817—1881），德国哲学家。——译者

① 德罗伊曾（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Praludien 重印本，第二卷（第五版，图宾根，1913 年）第 136—160 页。

为对表面不同的一种陈述，甚至于是不精确的；因为“这是一个伤寒病例” 这一判断并不是历史学而是科学，虽说它是对个别事实的描述，而“所有 3 世纪的罗马银币都贬了值”这一陈述却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虽说它是一种概括。当然，还有一种意义是可以辩护文德尔班的区分而反对这种批评的： 有关 3 世纪铸币的概括确实是关于一件个别事实的叙述，即罗马帝国后期的金融政策；而这种病是伤寒的诊断，倒不那么是一个个别判断，而更加是把某一事实归之于一个一般的公式之下。这样的科学家的职务并不是诊断一个特殊病案的伤寒，（虽然这种附带的方式也是他的业务），除非是以其一般性质在规定它；而这样的历史学家的职务则是要探索个别历史事件的个别特征，而不是要构造各种概括，虽然那也作为一种从属的特征而属于他的工作之内。但是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必须承认，总结规律和描述个体并不是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形式，在这二者之间整个实在的领域可以被一项友好的协定所瓜分，正像文德尔班所认为的那样。

文德尔班在他讨论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一种主张，要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受到干挠；这代表着历史学家们要脱离在自然科学束缚之下的文明总体的那种分裂主义运动。但是文德尔班却不能告诉我们，这种工作是什么， 能够或者应该做这种工作的方式又是什么。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当他谈到“描述科学”时，他就在蕴涵着有关个体的科学的（即理性的或非经验的）知识是可能存在的；尽管在如此一位博学的思想史家的身上看来似乎奇怪，但是他竟没有认识到欧洲哲学从早期希腊到他自己当时的整个传统都异口同声宣称这种知识是不可能的：个体，作为一种流驶的和转瞬即逝的存在，只能是在它出现时被知觉或被经验，而决不可能成为稳定的并按逻辑构造的那种叫做科学知识的东西的对象。这一点叔本华已经提得非常清楚了

①：

历史学缺少科学的基本特征，亦即对意识对象进行从属作用；它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对它所记录的事实进行简单的协调作用。因此，历史学中就没有像在其它科学中所有的那种体系。⋯⋯科学是认识作用的体系，所以总是谈论着种类；而历史学则总是谈论个体。因此，历史学就是一门关于个体的科学，这就蕴涵着一种自相矛盾。

对于这种自相矛盾，文德尔班表现得出奇地盲目，尤其是当他向他现代

的同胞们推荐用新的和更好的 Kulturwissenschaft 即文化科学一词来代替旧式的“历史”Geschichte 一词时。实际上，使用这个名词所带来的唯一变化就在于它与自然科学的名称在言语上是相似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采用它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使人们忘记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多么深的不同，并由于把历史学同化于科学的一般类型而以实证主义的态度忽略了其间的差别。

就文德尔班毕竟论述了如何可能有一种关于个体的科学这个问题而言， 他的回答是说，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知识是由价值判断——也就是，对它所研究的那些行动的精神价值的看法——组成的。因此，历史学家的思想乃是伦理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这却是以说它不是一门科学，来回答历史学如何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这个问题。在他的《哲学概论》

①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二卷，1859 年；第 3 版，第 499—509 页。《论历史》。

①一书中，文德尔班把全部的题材分成为两部分：知识理论和价值理论，而历

史学则归入第二部分。这样，历史学就以全盘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结束， 而留下给我们的结论便是，历史学家对个体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了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种方式来直观它的价值；这种活动大体上有似于一个艺术家的活动。但是，历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却又一次并没有被系统地加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