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

－－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札记何新

一、国际战略斗争焦点的转移

２０世纪以来，由于国际间战略力量的消长变化，国际斗争的焦点区域相继发生了数次重大的转移：

１．本世纪的前６０年，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可以说一直集中在欧洲

（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战场都在欧洲）。当时大国间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国际工业霸权，所以世界斗争的直接战略目标，是攻击当时欧洲的工业中心区域（伦敦、巴黎、柏林）。

２．６０至８０年代的二十年间，世界战略斗争的重心，由欧洲向中东转移。发生这种转移的标志，是１９５６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与１９５８年的伊拉克革命。自此后二十多年内，中东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斗争的聚焦点。

１９６７年，中东爆发“６．５”战争。接着，１９７３年爆发“十月战争”，１９８２年发生黎巴嫩战争，１９８０年发生两伊战争，１９９０年发生海湾战争。此地区在二十年中，如此频繁激烈地爆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正反映了世界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中东的这种转移。其间的每一次战争，虽然在表面上，都是以在本区域内，围绕领土、民族或宗教问题发生的争端作为触发点，但其背后却映现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全球战略争夺和全球政治斗争的阴影，都有他们的插手。

３．１９５６－１９８９年的三十余年间，中东地区之所以成为世界斗争的聚焦区，其中心问题是为了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争夺的一方最美、英、法所体现的跨国资本力量，另一方是得到苏联支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

７０年代、８０年代，中东发生两次震憾世界经济的石油危机。这两次石油危机，实际就是石油提价运动。它一方面体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上升，另一方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当时在广泛经济领域中，为提高初级产品价值格和扩大出口，争取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而对发达国的抗争。

通过石油危机，伊拉克、伊朗发动了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并组织“欧佩克”，从而打破了西方石油跨国组织（所谓美、英“七姐妹公司”）对中东石油的垄断地位。石油危机导致了以后二十年中世界经济的一系列极其深刻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如：美国经济技术由对全球居支配地位急剧下落，发展中国家和部分东欧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欧洲、东欧和苏联经济由于技术落后、出口困难而停滞，日本和亚太经济在新技术革命推进下迅速上升等等。这些变化导致了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反映在国际政治上，

最终导致了近年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政治社会突变。

但是这一历史阶段，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苏联势力自中东全面撤出，以及目前中东和会的召开，可以说在美国于中东暂时地重新掌握了主动权的结局下，而告一段落。

二、中东今后不再是世界战争斗争的焦点地区

此次海湾战争结局，不仅是伊拉克的失败，而且也是整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在西方势力压制下遭受的一次整体性的失败。阿拉伯人－－不论科威科、沙特，还是伊拉克、埃及、叙利亚、伊朗，现在恐怕比任保人都能更痛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到头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分裂和敌对，都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成为贯彻美国战略目标的不自觉工具。

阿拉伯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是自５０年代借助于社会主义国际力量，同时由于掌握世界石油资源命脉而得以崛起的。纳赛尔、霍梅尼、萨达姆，正是阿拉伯（伊斯兰）民族主义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但这次海湾战争乃是时代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以萨达姆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民族主义力量，被美国及西方运用国际军事政治力量，以暴力手段无情地粉碎了。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地区已很难再结聚足以威胁美国－－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的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局面看，此地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也因此，此地区将不再是９０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海湾战后，美国积极组织中东和会。其战略目标之一，正是欲在美国

经济实力地位急剧衰落的当前情况下，抽身中东，以便集中其有限力量于其他更重要的世界战略区域。

三、９０年代全球战略斗争中心转向亚太地区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动乱，随之东欧集团解体；１９９０年中东爆发海湾

战争；１９９１年８．１９事件后苏联进一步陷入内乱和民族、国家分裂。这是一系列具有逻辑连带关系，同时也构成时代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世界历史事件。

（这种意义与所谓的世界“民主化”潮流毫无关系。毋宁说那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表象和工具）。

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国际战略斗争焦点由西向东的转移。有理由可以认为，由于遭遇到“法－德轴心”的联合抵制，美国今后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插手日益困难。从中东脱身后，其主要注意力将集中于日本和亚太地区。一些西方大国对“台独”和“藏独”运动、对印度支那日益明显的插手染指，也预示了未来可能爆发的历史风暴中心之所在。

展望９０年代的世界形势，诸多迹象显示，国际斗争的焦点区域，可以说已经从中近东向远东－－亚太和太平洋盆地转移。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今后年代全球战略斗争的聚集点。在９０年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势将成为国际斗争复杂激烈的热点地区。

四、战略焦点区域东移的原因是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

广义的亚太地区可泛指整个太平洋盆地，包括了美国、苏联（东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中国、日本作为主要大国的西太平洋地区，则是近二十年来世界经济中最富有活力的地区。这一地区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与印欧大陆比邻衔接，背负资源富饶的苏联东部区域。从全球地理战略的角度看，极其重要，将是未来控制全球经济、政治的焦点咽喉区域。

在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的二十年中，世界经济发生了若干意义极为深远的结构性变化。世界战略斗争焦点向亚太地区东移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

从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世界经济一直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但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国际货币危机后，增长势头在全球范围内呈下降或停滞。唯独中国、日本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较有力的上升势头。增长率超过美国和欧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运动突飞猛进，出口激增，使发达国在本身市场和全球市场上感到初步压力和威胁。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对美国、西欧已取得金融和高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四小龙成为新兴工业地区，出口力量和技术提升咄咄逼人。这三大力量牵动着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区域，从而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结构和战略关系。

日本新首相宫泽在１９９０年我访日时与我交谈中曾说：“我认为，亚太地区经济将主导世界的未来。未来二十年，可以预期东亚经济将继续以年５

％的速度增长，北美的年增长速度为２．５％，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为３％。到２０１０年，日本和十个东亚主要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北美。到２０１５年，我们将超过欧共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总和。” 另一方面，是美国、欧洲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这与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率和技术竞争力的不断上升，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五、中国大陆及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

由于中国是亚太地区内举足轻重的最巨大经济政治板块，在苏联沦落之后，战略地位反而特别凸显。

９０年代世界斗争错综复杂，纵横扦阖。国际矛盾集中于亚太区域。而这里的中心争夺地带将是中国大陆。在最初年代内，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

－－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将是中国的边缘区域。即：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的南亚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都随时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实际上，中国周边与近邻的这几大块国际区域，目前均已暗云密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地区内日本、中国、“亚太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地区，均与美国、欧共体发生复杂、尖锐的贸易纠纷和市场冲突。在相当大的意义上，美－加－墨经济圈和欧共体的建立，是为了隔障阻滞西亚太区域经济力量对其市场的冲击和竞争力。但同时，美、日与欧共体又无不垂涎于控制西亚太区域这一新兴巨大市场。因之在这一区域内，各种不可测因素日益增多，大国势力正在争相挤入渗透，战略格局潜移暗变日新月异，趋势与前景殊难预测。（马来西亚总理最近指出：由于他提出成立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不利于西方富国，

而日益受到美国及富国的威胁和压力。包括指责马来西亚缺乏人权和民主。－

－《大参考》１９９１．６．２，Ｐ．５３）

问题在于，中国周边这些地域今后发生任何重大的形势和格局演变，都不是单一的区域性问题，都会影响中国自身的主权、安全和战略地位。而大国插手此区域的真正目标，最终注目点也都在分解、控制中国。

有鉴于此，中国对于朝鲜统一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缅甸问题，港台问题，尼泊尔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阿富汗局势的演变，均有必要给予最密切的关注。并且不应顺其自然。实际上，这些区域局势目前的一些演化方向，是相当不利于中国安全的。

１９９７年香港主权回归，将是又一个根本改变亚太政治经济格局的

事件。

实际上，西方大国都寄希望于在１９９７年前，中国将发生全面政治

经济失控，爆发无法控制的内乱，而导致国家自我解体。这个内乱进程发生的时间表，似乎已被定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间。

六、新殖民化的危险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日本有战略家明白无误地在对发达国所构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作了如下表述： “世界新秩序包括各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国内秩序的政治原则是维护人权和根据法制来实现民主，经济原则是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国际秩序的政治原则是根据国际法律来诉诸武力，以及对违法的武力采取集体的措施，国际经济是实行自由贸易。”（《大参考》１９９１．１０．２９）由此可见，在国际上居支配地位的美、日、欧在联合国名义下对他国使用“集体武力”，已被作为确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则之一。这正是由海湾战争提供的模式。

实际上，中国现在已成为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贯彻全球统一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目标－－即所谓“世界新秩序”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现在已成为要主导全球未来秩序的发达国所必欲摧毁的主要战略对手。

社会主义中国未来所面对的可能是国际资本的整体对华压力联盟。无论发达国三大势力（美、日、欧）彼此间利益关系如何，在对华利益上则具有某种一致性－－即都试图抑制这个成长中的新兴工业大国。

所谓人权，所谓民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问题，都是实施这一目标所需要的道义借口和理由。但即使没有这些理由，其目标也照旧会毫无犹豫地继续贯彻下去。

分析西方对华的最终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若干点：

（１）以意识形态和挑动高层政治纷争，使中国陷入长期内乱。

（２）在民族和领土上分裂肢解中国。

（３）在经济上摧毁中国国有制下的整体民族工业，通过向私有化的过渡，把中国的部分“中产阶级”买办化、国际代理人化，实现面向美国及西主的“市场自由化”。

（４）民族工业、农业瓦解后的中国，将成为西方倾销剩余产品的巨大市场，购买力可通过给予苛刻贷款和榨取资源（包括提供最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债务压力和期待乞求援助的梦想，将成为捆缚中国人的有效锁链。

（５）分解后的中国产业部门，实现了非国有化的中国资源，以及通

过大动乱而陷入饥饿状态的众多劳力，都将成为只能根据西方条件而出卖的经济要素。

中国将成为２１世纪未来世界新秩序下远东的最大新殖民地。

（６）在社会持久动乱和日益贫困化的情势下，发达国对中国将像对非洲落后民族一样，提出淘汰人口（即灭绝种族）的要求。

以上不是危言耸听的神话。一方面这一进程在东欧和苏联已经发生。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正是意识到，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世界经济中一个危险的新趋势，就是可能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重新殖民化的全球跨国一体化进程。人们不应忘记，１９世纪的全球殖民地经济，也是一种在发达国主导下的统一经济政治秩序和国际分工关系。

如果中国试图维持本身民族独立和坚持社会主义，今后十年中国很可能面临一个被西方集体孤立和抑制的严峻时期。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最近发表于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中国现政权是一个过时的政权。”所谓过时就是指中国对民族独立原则和社会主义国有化原则的坚持。就是指中国不愿在从属西方利益特别是美国利益的前提下，被纳入－“整合”于美国独霸下的全球新秩序。事实上，苏联今天面临的全部困境和问题，也就是中国在明天可能面对的严峻选择－－只有两条道路：要么向西方全面投降而国家陷于崩溃，要么就必须准备克服空前的困难而谋求共和国的持久生存。

冷观美国近年来的通盘布局和对华方针政策：打打拉拉，分化瓦解，笑里藏刀，边诱边打。风刀霜剑，步步紧逼，几乎一着不让，可以说始终不给中国片刻从容喘息机会。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调整方针，努力巩固国家政权，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实施摆脱孤立的国际战略。同时，中国必须解决内部面临的存在巨大过剩人口、工业结构失调、国家财政危机三大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