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事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的探索及其教训

笔者与多数见过毛泽东的同龄人一样，是在那个令人慨叹万千的 1966 年看到了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这一着装当时虽使许多人感到新颖、振奋和盲目的狂热追逐，以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青少年也要踏上新的征战之途。可历史后来证明，以风行全国的“军装热”所伴随的以军事色彩进行的斗争，倒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斗争。

领袖的穿着本身即有深刻的代表意义，在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外的领导人尽管本人并非军人，战时也往往以穿上军装的形象来影响军民。毛泽东虽然不太注重个人仪表修饰，但是其穿着也与他的奋斗和追求紧密相连。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不穿戴国民党军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和青天白日帽徽，出席党的会议还常戴原来红军的八角帽，这正是提醒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共产党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传统和今后的国内革命任务。1953 年朝鲜停战的消息

传来后，毛泽东曾同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此后十几年，全国人民再不曾看见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脱去军装，标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历史需要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其着装向全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面对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新形势，毛泽东也曾要求有长期光荣传统的军队重新开始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随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80 页）在五十年代国家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规律，并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籍，对过去战争时期的总结和思考则并不多见。一位建立过举世敬仰的业绩的领袖和统帅，勇于与自己熟悉的光荣的过去告别，并积极着眼于当前任务，这种求新精神，是何等的可贵！

不过，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惯性作用，却不会像脱掉一件军装那么容易。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及其身边的一代领导人留下的烙印，长久地体现在观察视野、思想方式、工作作风及斗争策略等方方面面形成的定势。公正地讲，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在建国初期对待阶级斗争遗留问题，扫除反动统治残迹及旧社会的种种污泥浊水时，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例如：以战争年代那种出动兵力和动员群众的方式，能迅速捕尽社会上的娼妓和贩毒吸毒者，现代发达国家长期一直难以消除的这类社会丑恶现象，在新中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得到解决。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时，采取战争年代那种大兵团作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也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果。

然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国家建设转入正常轨道后，不改变以往的许多工作和思维方式，就日益显得难于适合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自建国时起，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有过宝贵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 1957

年至 1958 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在新的探索途中开始走上了误区。他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试图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道路，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极为可贵的尝试，可是进行这一探索的思想武器，却在很大程度是向过去战争年代成功的具体经验和思维方式回归。

在以“破除迷信”为号召的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曾一再对工资制、军衔制等表示不满，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让步，而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供给制生活则大力颂扬，并一度试图将其推广到全民生活之中。在“大跃进”兴起的 1958 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就非常赞赏那里的军事化。同时，毛泽东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结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为口号的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的热潮，一时风靡全国，某些地区还进行过让全体人民都过兵营式集体生活的试验。这种无视和平时期社会运行的规律，以战时军队的要求标准对待全民的作法，很快以招致群众严重反感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至于以军事化组织代替生产组织，以战斗行动的方式组织“大兵团作战”搞生产，也造成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后果。凡此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唯意志论的作为，成为随后出现三年严重困

难、非正常人口死亡成千万的重要原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试验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毛泽东本人

曾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准备认真探索经济规律。可是，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使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又转到思考如何进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反修防修”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怀着“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雄图伟志，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失误虽然有所认识，却不能从思想方法的深层次正确地吸取教训，于是难免地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执意于行不通的主观愿望之中，革命战争中那种“不二过” 的出色表现就未能再现。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有其多方面的深刻用意，其中重要一点，也包含着用以往战争年代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的意图。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干 1966 年 5 月 7 日曾就林彪所送的一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有感而发写成一信，这封致林彪的信后来即被人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的寓义远远不限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本身，是毛泽东对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所构想的一个蓝图，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甚至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以“抗日根据地”时代的情景为理想境界，要求军队应成为一个大学校，“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将军队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有条件应开展些农副业生产，这些并不错。问题在于，将这些扩大为军队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准则，并以此提出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大体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的憧憬，则是用以往战争中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推广于全体军民。其实，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办法，对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根据地来说虽是必需的，却也只能实施于占人口极少数的军队和党政干部，同时只能在对敌斗争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采用。这种在无数革命回忆录和文化作品中沤歌的生活方式，虽然是战争年代开出的绚丽之花，却不是绝大多数人所能享受及应该得到的果实。迷恋这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凋谢的花朵，势必陷入落后于时代，又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空想之中。

毛泽东在晚年的讲话中，曾一再以延安时期那种不要工资，大家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为例，指责工资制的弊病并反对“物质刺激”。其实，当年在陕甘宁边区，对于黄河之滨集合起的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即投身革命的干部和军队指战员，确实可以不要工资，大家过一天三钱油、三钱盐，上下大体平均的生活。对陕北老乡们，党和边区政府却并未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供给制，将他们的生活“包”下来，还是要奖励其“耕三余一”，多劳多得。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把只能在战争年代实施于少数先进分子的生活准则推广于全社会，如同“大跃进”中所试验过，以及“五七指示” 中所设想过的方式，在现实之中必然会碰壁。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军队也同样如此。重复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农村根据地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建国后的广大群众和部队都是不适用的。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础上要求消灭专业分工，实行“小而全”的模式，也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五、七道路”虽经一再提倡却从一开始就无法走通，这正

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部队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一行动确是在全国除军队外都已大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从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的思维发展轨迹探寻，也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1964 年以后，毛泽东曾一再称文教战线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对党政机关日益不信任，只有对军队较为放心。因此，他强调全国学习解放军，推广实际上由林彪所倡导的那种“突出政治”的方式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直至将军队作为主要依靠力量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本人还穿上多年未穿的军装。这些举动，都反映了毛泽东以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方式改造社会的愿望。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全军在几年时间里以主要精力投入了“三支两军”。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乃至农村许多生产队，都改用军队的班、排、连、营的番号，由军代表、军宣队员们率领进行训练和政治学习。在派性严重、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不能否认参加三支两军人员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所作出的努力，包括所付出的许多血的代价。可是，由于整体上“左”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三支两军过程中也伤害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同时，将军队凌驾于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之上，使少数军队干部获得不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的权力，这必然对一些人产生严重的腐蚀作用。“走后门”及以权谋私的种种腐败现象，正是在三支两军过程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并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林彪一伙也正是利用这一不正常的状态纠合成自己的集团，并对毛泽东本人构成了威胁。

长期极为艰苦的革命战争，还会给许多参加者留下一种终生难以消除的烙印，即习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上的人际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曾大力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扩大”的内涵所指，正是把在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作为军事家、策略家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潜心于谋略的研究，对敌斗争中种种策略手法的应用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全国解放以后，时过境迁，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决定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应加以改变，更不能将其扩大到人民内部。建国之初，毛泽东确实注意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激烈的斗争方式。毛泽东还强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毛泽东也没有沿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杀人的办法，而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俄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全家倒在布尔什维克的行刑队枪下，中国的末代皇帝傅仪和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些不称“仁政”之名却有其实的措施，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反倒起到了单纯的“镇压之权”所起不到的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变化，刚刚宣布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未能实行，而以往一些对敌斗争的方式却被重新启用，并错误地加以扩大化。进入六十年代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日益升级，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也都错误地应用于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 1965 年 1 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一节中就明确写着：“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方法上使用对敌斗争策略，一些野心家、阴谋

家又乘此机会打击无辜，自然为祸甚烈。

仔细回顾“文化大革命”史，人们确实不难看到这样一幅类似《红楼梦》中所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文革”初期，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和“战斗队”，即一批狂热的小知识分子整了教授等大知识分子。可是为时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又无情地将这些小知识分子全部打入了“臭老九”的“另册”之中。在党政机关中，在造反派内部，在某些军队干部中，甚至在领导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中，也一再出现今天自己整别人，明天很快又被别人整的可悲现象。“文革”的积极分子，大多数人在运动未结束时就沦为“政治贱民”；最早设立“牛棚”者，自己后来也多数成为“牛鬼蛇神”而尝到入“棚”滋味。这些被“各个击破”的一批批人，不论开始如何狂热，最后都从不同角度上成为“文革”的反对者。毛泽东临终前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究其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颂。相比之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受到全国多数人的怀疑、反感，这场运动刚刚结束就被“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长期遗憾和叹息的悲剧。

凡事过犹不及。公正地讲，我国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应该打击的丑恶现象，被毛泽东所深恶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虽不存在，却也有一批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党内斗争时，也历来强调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矛头只对准“一小撮”。当“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到顶点，“走资派”帽子满天飞时，毛泽东也认为“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不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四人帮”之类魔鬼一经放出，事态就不会依照毛泽东的初衷那样发展。尤其是错误地打击了一批人后，必然引起另外一批人的怀疑和反对；扩大化的惯性制导，又会使这批政治运动的反对者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如此辗转发展，必然使扩大化愈演愈烈。这样的“天下大乱”，始终也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只会发展到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程度。而且如此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不能消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反而会助长其发展。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暴烈的行动和“天下大乱”来医治社会弊病，只能给多数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治疗方式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造成人们长期对社会弊病讳疾忌医，正常的批评和反对不良倾向的适当斗争反而不能进行，社会风气比“文革”前要坏得多。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以辩证的态度极为深刻地阐述过以往的成绩很可能

会成为未来的“包袱”，指出：“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47 页）毛泽东将战争时期的某些方式用于解决建国后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建设，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包袱过重。当年在战争中，对于抛家舍业、投身革命队伍并参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们，可以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来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可是到了和平建设环境之中，再试图单纯地靠政治运动来重塑人的灵魂，结果就越来越不如意。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凭着他的威望来动员群众，再依靠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面貌的理想。事实上，他个人的愿望一旦违反了客观现实，同样不能为多数人民在长时间里接受。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动摇，以及随后的抵制反对“批邓”，就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晚年在征途上的探索失误，是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憾事。不过，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毕生不息的探索精神，仍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深为敬佩。青年毛泽东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起，就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当他领导全国人民打碎了腐朽的旧中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出现了直至今日仍为顽症的腐败现象。为此，毛泽东不满足现状，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重新改造中国，为此不惜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那种方式，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将自己所费无数心血建立起的机构推倒重建，并最终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此诚此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感动了全国亿万军民。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令后人叹息的运动当时有那样多的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我们无疑应该否定，但是对于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初衷，应该正确地加以理解。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在斗争中形成的许多光荣传统，始终是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然而对于传统的继承，则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学习以往的传统，主要应领会和仿效其中体现的奋斗精神，而不能照搬和盲目袭用过去战争年代的作法。回顾建国后以军事斗争方式改造社会的经验教训，无疑会留给人们这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