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军事化”起步

毛泽东于 1927 年秋投身武装斗争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尤其是一个在国内早享有“农民运动之王”盛名的群众斗争的组织家。这一点与战争史上其他著名军事家从戎之初相比，使他具有特殊的优势，即一开始就能把军事斗争放到政治大革命之中进行，将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走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发动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支援和投身革命战争，成为毛泽东开始人民战争探索的第一步。

自 1927 年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向。但进一步具体而论，人民群众是生活在一定区域中的，要发动他们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选择正确的地域建立战略基地，以适当的形式来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党内虽然喊“工农革命”的口号，许多人却不明确究竟是以“工”或者是以“农” 为主要动员力量，更不知道如何发动人民群众，以及怎样使革命军队与人民相结合。刚开始进行武装暴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又是才从旧式军队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既没有现成的基地，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反动统治阶级以城市为主要据点的情况下，只有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穷困山区才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才能有效地动员人民，

建立夺取政权的基地，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夺取政权。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党内许多人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和很长的时间，才懂得了这一点。在同时代的人中，毛泽东恰恰成为最早在这一道路上进行探索的先驱。

南昌起义的部队军事力量虽强，却没有很好解决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起义后不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密切合作，只想打回广东再取大城市。在南下的路上，群众纷纷躲避军队、连抬担架的民夫和卖茶水的老乡都找不到，部队越走减员越多，随后又在孤军苦战中失败，自然在所难免。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可是起义部队军事力量弱，仅仅几天就被敌军击败。军队站不住脚而被迫向南撤走，革命政权建立不起来，土地革命的措施无法实施，发动群众也就无从谈起。

吸取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随后进行井冈山斗争时，就首先解决“安家”即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有了“家”，部队就有了整顿、训练的基地，伤员有地方收容治疗，其他人打仗也增强了勇气。同时，在安“家” 之地又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政权，可以动员群众参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并给部队送粮送物，对付强敌进攻也有了一系列办法。朱毛红军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终于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开辟出一条积蓄革命力量，并有效地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

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斗争中，毛泽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又是党、政、军、民如何一致对敌进行军事斗争。正如他当时说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63 页）为了解决这一前人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毛泽东着力对如何贯彻党政军民“一齐军事化”进行了探索。通过开辟根据地和应付敌人一次次“进剿”的实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来成为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则，其要点有以下几项：

一是要以强有力的党组织对战争实施统一的领导。在群雄并起并以旧式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还要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能统一地组织起方方面面的力量有效地进行对敌斗争。毛泽东开始指导战争时，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又要求以党的组织作为团结和组织根据地政权、军队和群众的核心，并以党的正确领导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他在湘赣边界党的代表会议和古田会议时就提出的这些思想，一直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首要原则。

二是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井冈山斗争及苏区反“围剿”的胜利都证明，有根据地依托，红军才会如鱼得水，有群众支援方能打胜仗。在强敌压迫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根据地，自己就会耳目不灵，供应不济，伤员无处安置，士气也难振作，敌人却会气焰嚣张地敢于猛冲猛追。井冈山斗争时，红军两次远出湘南均遭失败，毛泽东率红四军下山到赣南也一路遭敌追袭而十分被动，后来利用蒋桂战争，在赣南、闽西建立了根据地后才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又如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处站不住，走到陕甘苏区这块仅剩的根据地才有了落脚点。所以，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前期、中期，无论人民军队向哪里进军，毛泽东都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这样才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三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虽然要靠广大群众来进行，

然而军队却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在井冈山斗争时，上级党组织曾有过要红四军外出作战，只留赤卫队和当地武装守卫根据地的指令。可是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证明，“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50 页）地方武装如离开了主力部队，根据地就会招致失败。因而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根据地内要加强军队建设，并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

四是必须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武装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实践都证明，单单有革命军队而没有群众配合，军队就会成为“独臂将军”，在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绝无取胜的可能。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就在后来名力《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需要具备的条件中第一条即是“有很好的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 57 页）。为了使群众能够有效地参加和支援战争，又必须对他们进行动员、组织和武装。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的基础上，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在根据地广泛组织起暴动队、赤卫队。在后来的斗争中，根据地内的成年男子大都被组织在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中，中青年妇女也由妇女会一类的组织动员起来，连少年儿童都在赤少队、儿童团的旗帜下手持红樱枪站岗放哨查路条。这种根据地内的“全民皆兵”，使一切进犯之敌都视为畏途。

五是必须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中，除主力红四军之外，湘赣边界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起装备枪支的赤卫队，作为地方部队。另外，各乡还组织了不脱产的暴动队，青壮年普遍参加，主要装备梭镖和鸟枪，其性质是群众性的自卫武装。通过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地方部队需要加强，于是在中央苏区时建立了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赤卫队则成为一般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尽管后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名称都有所变化，但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的基础却从此时即已奠定。

后来，毛泽东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又进行了系统总结，集中表现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人民战争”一节中所总结的三个“结合”，即人民军队和群众武装组织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结合”，不仅解决了作战中的相互配合、前方后方的相互配合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问题，能够充分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威力。

六是必须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与单纯由正规军进行的战争有很大的区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又要求革命军民采取不同于以往正规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一系列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法，正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确定的。

七是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配合起来。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对敌斗争，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的战场上，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之中。毛泽东从开始军事斗争起，就不是单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是注重将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以后又重视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扩大人民战争的斗争范围，形成以多方面的整体力量克敌制胜。

除了上述的主要条件外，毛泽东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作战特点，对开展人民战争确定了一系列不同的方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除注重苏区群众支援的条件外，还很注意利用地形条件，自由选择战场。湘赣闽各省根据地内山岭崎岖，道路梗阻，恰恰是疲惫分割敌人的最好场所，因此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红军都是以妙手将强大的进攻之敌引到预先布置好的陷阱中，实行瓮中捉鳖。1929 年春，毛泽东率军下井冈山后游击于赣江东岸的兴国、宁都、乐安、石城等地的广大山区时，曾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战争有作用，应在此布置根据地。果然，1930 年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正是以此为主战场大量歼敌。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强调依傍山地开辟敌后根据地，将地形条件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充分利用，成为毛泽东在组织人民战争时的又一创造。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很注重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样，即可以使人民了解我们的战争是自卫的、有理的，又能够充分发挥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及广大非武装群众参战的威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困扰、消耗敌军，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这一全新的战法一登上战争舞台，立即显示出惊人的威力。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期，蒋介石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依仗以黄埔系为基础建立的中央军，在全国确立了最高统治地位。作为蒋介石对手的奉系、桂系、晋系及西北军系统的各派军阀，无不拥兵数十万，并拥有整个省区或数省的地盘，可是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至多坚持几个月就一败涂地，只得接受收编或臣服于蒋介石。然而数量、装备及占地远不能与那些国内军阀相比的红军，却成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战胜的对手。以蒋介石视为头等心腹大患的中央苏区而论，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足 10 万，地盘最大时不过 20 余县，

人口最多时不足 300 万，又全无外援，武器要靠战场缴获。南京政府以倾国之力，先后动员百万大军，历时几年发动多次“围剿”，却屡屡被红军打败。国民党军进攻革命根据地时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苏区军民实行的是不同于以往作战形式的人民战争，使进剿军陷入它称之为“一入匪区，四面皆敌”的狼狈境地。虽然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时利用共产党内的“左” 倾错误，勉强取得一些成功，然而十年内战的实践已经证明，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的威力要超过所有武器和任何强固的“乌龟壳”工事。正如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所总结的：“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39 页）

由于有了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磨炼出的人民战争这一强大武器，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而国难当头时，毛泽东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判定抗战必胜。当时，一些人只从武器和正规军的素质来看力量对比，感到中国和日本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抗战必败，再战必亡。日本军界头目也正是据此认为可以“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征服中国；在中国国内，一些人也得了恐日病，出现抗战“亡国论”。可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立足于动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一起进行抗日斗争，使日军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但三个月不能取胜，打了八年反而以失败告终。

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依靠人民就可战胜一切强敌，已成为毛泽东坚定不移的信念。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进攻陕北时，毛泽东拒绝进入黄河以东的安全地带，只带领 4 个连的警卫部队，就敢于与国民党军的几旅追兵长期周旋，也正出于认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21 页）。那些头扎白羊肚手中的陕北老乡、那些可爱的手持红樱枪的娃娃和热情的娘姨们，成为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行动的最可靠的屏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情也有了最有力的现实依托。毛泽东住处距敌只有几十里，国民党军却如聋似瞎。胡宗南的部队小股行动就会被陕北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吃掉，大队出击又成了找不到攻击目标的“武装大游行”，到头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与国民党军最后的大决战中，又是各解放区数百万支前民工浩浩荡荡的肩负扁担、手推小车的队伍，像海浪一样托起了胜利的基石。

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它不仅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是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历来强调，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从“农村军事化”起步，把战争最终发展成规模空前宏大的人民战争，这一成功的实践最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真理，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革命战争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人民战争，它的胜利在国际国内留下了长久的影响，也使毛泽东的名字与人民战争一词在史册中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