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可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当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后不久，这位不久前还“风华正茂”的书生，就在群雄竞争的战争舞台上创造出比他人更加辉煌的业绩。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投身武装斗争，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暴动之时。看看中国革命史记载，当时有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湘鄂边的洪湖地区起义、广东海陆丰的三次起义、赣东北的横大起义、鄂东北的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高举红旗创造了基本环境和政治气候。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党”的屠刀四处挥舞之际，还

能举行如此之多的武装起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自 1924 年黄埔军校创建开始，部分共产党员已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军事工作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几个方面，为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创造了基本的客观条件。

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见之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 1922 年以后在公开文章中关于应建立革命军队的论述，以及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红军建军经验的许多介绍。从建党至北伐期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自 1926 年北伐开始之后，党中央的文件和翟秋白等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提出过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是“以俄为师”。其准备的暴力革命程序，也是先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搞“二月革命”，待消灭北洋军阀后条件成熟，再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搞中国的“十月革命”。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汪精卫辈却不待“二月革命”成功，刚刚北伐占领了长江流域，就决心“清党”，一个“四·一二” 大屠杀，又一个“七·一五”“分共”，搞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措手不及。原先准备在北伐统一全国即中国“二月革命” 成功后再独立进行的武装斗争，这时被迫急忙发起。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从入党时起就信奉暴力革命学说，既有思想准备，行动提前，就只是步伐仓促了一些。

武装斗争的组织准备，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通晓军事的骨干，有了自己控制的一部分军队。1921 年党的一大后，虽然武装斗争还远未排上日程表，却已有部分党员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1921 年冬，中共旅俄支部派出肖劲光等人入红军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开中国共产党人学军事之端。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声中，中共各地组织先后选派了大批青年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人还在学校中任教，和校内的苏联顾问一起创立了军队内的革命政治工作。自 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开办，至 1927 年春夏

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 1 万多名学生，其中大部

分成为蒋介石的起家班底。可是在这六期黄埔生之中，却也有 3000 余名是共

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构成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特别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军事骨干之中，以两湖（湖南、湖北）人比例最大，这正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力量较强，党的领导对军事工作又比较重视的缘故。加上两湖距离广州又近，该地区的青年读书人还有尚武传统，当地党组织能够派较多的人去投考军校。这一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当地进行武装斗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湖南的革命力量虽强，反革命的武力及其传统势力更强，在湖南燃起的武装斗争火种后来转向湘赣边界，又在江西形成燎原之势。

有了革命的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开始前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军队。1924 年 12 月，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刚刚毕业的第一期共产党员黄埔生为骨干，会同工农积极分子，在广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建队时官兵不过 120 人，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铁甲车队”其实并不驻在大元帅府，队部在郊区大沙头。部队成立后即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行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1925 年 11 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正规军队。除了提拔铁甲车队原有的骨干当干部外，陈延年、周恩来等区委负责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 4 军第

34 团，翌年改称第 4 军独立团，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 2100 人的部队，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该团的老底子于解放后分别留在第 16 军第

46 师和第 43 军第 127 师）。

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在战功最为卓著的第 4 军中又以战斗力最强著

称。北伐攻克武昌后，第 4 军获得刻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铁军威名，远近弥遐”字样的铁盾，被人们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又是铁军中的骄傲。“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宵山上，继承着先烈的殊勋。⋯⋯”《新四军军歌》的头几句，即道出了“铁军”的光荣历史。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后期扩编为第 24 师（辖第 70、第 71、第 72 团）、第25 师（辖第 73、第 74、第 75 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其中第 73 团是叶

挺独立团的老底子，而第 74 团是国民党拨给的，虽归第 25 师建制，却不是共产党的武装，后来在南昌起义时也拉不走。所以统算起来，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叶挺独立团扩编为 6 个团，当时如果不是受右倾思想影响，还可以再扩充一些。

此外，当时武昌中央军校学生（即黄埔第 6 期武昌分校生）多数受共产党影响，被称为“赤子赤孙”。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军阀张发奎还想利用这批军校生，将武昌中央军校第六期剩余的学生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这样，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 6 个团，加上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为

数 7 个团、总共：万多人的兵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时拥有的

基本武力，也是在 1927 年下半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暴动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以第 24 师叶挺部、第 25 师周士第部为骨干，加上原由绿林武

装改编、当时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第 20 军贺龙部，以及蔡廷楷部第 10 师

（该师参加起义很勉强，不久即叛逃，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九路军）发动。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原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 25 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后又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四军战斗力量最强的第28 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秋收起义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警卫武昌国民政府而通称国府警卫团）为骨干，会合萍浏农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发动。起义失利后，工农武装多溃散，毛泽东率领作为起义军第一团的原国府警卫团剩余的不足千人走上井冈山。该团后来成为红四军第 31 团，是朱毛红军的两支骨干之一。追根溯源，

第 31 团与第 28 团同出于叶挺独立团的母体。

广州起义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为骨干，会同市内工人武装发动。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撤出市区，奔向当时在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海陆丰，可惜这支部队连同海陆丰根据地不久即全部失败。

上面的迫述和铺垫式的描写，不大熟悉历史的人看来可能会有些吃力。然而列举这些军队番号和事件，正在于说明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有着其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在一定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开始的。

进行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唤起的民众，特别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农运所动员和影响的广大贫苦乡民。查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图，人们就不难发现，早期的武装暴动和随之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大都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东南几省，其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至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国民绝大多数的“载舟之水”——农民，虽然在封建重压下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覆亡和天下的兴衰。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期，当奴才的时期和当奴才而不可得的时期，这对旧式农民最为贴切，他们受尽压榨尚可苟活时，就只是“沉默的多数”；一旦上逢昏政，下遇凶年，就会“弱者辗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农民起义的风暴便要改朝换代。不过在古代，这种危机的成熟和社会大动荡的轮回往往上百年或几百年一次。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外来的商品和鸦片打乱了旧的生产结构，民国年问的战乱和横征暴敛又日甚一日，农户破产，饥民盈野，已造成危机无日无之，形成了干柴遍地、只待火种的情形。1927 年“分共”后的国民党，又已经出现了其内部也承认的“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局面，即与北方军阀和各地豪绅同流合污。中国农民对过去喊过“扶助农工”、许诺过“减祖” 而不实行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这就给国民党的统治准备了为数最众的掘墓人。

有了掘墓人这个革命条件却远远不等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发动农民有其独特的艺术。中国旧式农民因苛政猛于虎，揭竿奋起造反，自古常有。近代因官逼民反而“落草为寇”的山大王，为数则更多。可是作为现代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先进阶级的政党一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其领导者，要诱发起他们的革命性并克服其落后性，引导其走正确的道路却决非易事。例如：毛泽东上井冈山前，当地部分农民因官绅压迫所拥戴的造反领导者，就是当时还具有“土匪”头衔的王佐，其组织形式还是摆香案、拜把子、喝血酒之类。这类旧式农民武装在古代也许尚有推翻旧王朝的希望（纵如此也只能重蹈封建政权的

老路），在近代却不可能成就任何大气候。对于这些代表十分落后的生产方式、却又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性的农民，陈独秀等满身书斋气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是以“叶公好龙”的态度不愿接近和深入，而熟悉农村情况的彭湃、毛泽东等却以满腔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去进行当时党内多数人还不愿做的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同样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取得革命成功的斯大林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于是，在国民党尚表示“容共”并公开宣布“扶助农工”政策的情况下，一批独具慧眼的共产党人就以合法的身份将农民运动在粤、桂。湘、鄂、赣等几个省内发动起来，从 1926 年秋至 1927 年春几个月内，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村革命高潮。

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当时就曾众议纷坛。直至“文化大革命” 结束谈论纠“左”时，对当年一些需要矫枉的“过火”行为及其对后来的影响，许多人也感慨至深。其实，对于革命初期的一些幼稚行为，正如成年人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时尿床一样，应该加以正确理解。在中国长期死水一潭的封闭状态下，一旦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出现口号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打击面过宽现象就不足为奇。此外，“勇敢分子”往往最先起来造反，也会出现“地痞流氓，革命先锋”的情景。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早版本中所提到的农运积极分子们，许多是过去打尖的、踏烂皮鞋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农运蓬勃兴起后，社会上一切守旧势力都极度仇视和谩骂农民运动，称其为“痞子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对维新和顽固守旧著称，又是湖南名儒和金石古文字学家的叶德辉，曾给农民协会成立大会送去这样一幅对联——“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全是畜生。”横批则为“斌卡尖傀”，即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之意。叶德辉随之被他所激怒的湖南农民协会逮捕，旋即受公审处决。杀掉叶氏时，毛泽东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后他从社会影响等斗争策略角度出发，以及出于读书人对学问家的一些特有的顾念，对此曾认为是失策并表示惋借。然而，与站在群众运动之上和之外指手划脚的陈独秀等人不同，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对农民的感情出发，高呼这一运动“好得很”！后来，毛泽东还说：“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60

页，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确实，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当时的农运在政策策略水平上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其大方向和伟大功绩无疑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大旗下，过去长期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欺压。愚弄、麻醉的千百万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村妇，此时终于明白了他们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民主权力（这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人权”），他们耕种而地主享受成果的田地应归自己所有。同时，他们又用粗黑的手，把象征侮辱的高帽子加在过去侮辱他们的土豪劣绅头上，将其游街、到豪绅的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于是，过去似铁板一块僵死的农村，由共产党启发农民觉悟，发展到农民和地主公开形成阶级对立，又迅速进入到对土地、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社会革命，而且其势如疾风暴雨。正像西方人所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一旦偷尝了禁果，就再也不可自抑人的本性一样。这时，代表着一个苦难阶级的千百万人突然猛醒，朝着解放的道路

奔跑，确实什么力量都不可阻挡。

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复仇和重新分配财产、土地的要求，使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被抄家或“杀猪出谷”的老大爷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动员了其正在北伐军中当军官的儿子们，在国民党“分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那些尚存的农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们，此时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即如同毛泽东后来一度最欣赏的剧目《逼上梁山》的情景一样。从哲学上讲，这是以激化矛盾来彻底解决矛盾，首先破坏原有矛盾存在的基础，迫使矛盾激烈冲突以达到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动员群众、激化矛盾并引导其走上变革之路，即是革命家的作用所在。毛泽东等人所发动领导的农民运动，又成为中国大地上促成这种社会变革的最为有力的杠杆。

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腥风，又处处是农民积愤待发之时，“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义时机就终于来临了。正因为如此，大革命失败之时，在有过农运基础的许多地区，共产党人登高振臂一呼，顿时应者云集。“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在这样的口号声中，就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深入农村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武装起义的烽火在南方数省到处燃起，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这些暴动出身的农民，如同《水浒传》中交了“头名状”、取了“生辰纲”的上山好汉一样，已经与官府和上豪结下了血海深仇，再无退路，又加上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因而在后来异常艰苦和漫长的征途中能坚持战斗到底。根据这一经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又一直是以农民渴求得到的土地和发动对地主的斗争，来动员贫苦的乡村群众，从而为人民军队提供了最广大的取之不尽的兵源。

我们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时的旗帜，会发现上面的图形并不是来自苏联、以后成为共产党人标准徽记的铁锤和镰刀，而是中国农村的木犁或镰刀斧头，并没有象征工人的铁锤。这一旗帜上的“中国特色”，也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自身特点。新式的农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驾驭这三项内容时，对每一项都堪称最高明的大师，也就被历史推到了战争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的社会环境，又使中国农民具备近代军队所需要的优秀士兵的各种潜能。长期的封建宗法制所造就的等级服从习惯，艰辛劳作所锻炼出的坚强意志和对恶劣条件的生存适应性，悠久文化传统所培养的机敏才智，为摆脱

生活极度苦难而奋斗时对生死感到漠然，这些恰恰是许多生活优裕的西方国家士兵所不具备的。从清未来华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直至在印缅和朝鲜战场上和中国军队打过交道的美国军事人员，都曾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兵除了许多人体力差一些，在其他方面都具备第一流士兵的素质，其战斗能力的发挥关键在于领导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创造的军事奇迹，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优点，又克服其保守、散漫等缺点，终于将这些本属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培养成先进军事科学指导下的出色战士。

总之，在毛泽东于 1927 年正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的集体努力，已经在军事舞台上准备了布景、道具和演员。当然，剧目是否演出成功，则要看导演的组织领导才能。毛泽东在军事上高于他人之处，恰恰在于以同样的条件，却能导演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于领导武装斗争起步之时，除了本人政治、文化和体魄等方面的优越素质外，在事先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武装斗争所进行的思想、组织和群众条件的准备，在这些方面都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在思想准备方面，毛泽东早在 1920 年 12 月复信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时，就表示完全同意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并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在组织准备方面，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周恩来等人那样亲自参加军事工作，却也曾选送过于部习武，并在主持广东、武昌的农讲所时要求学员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在群众条件的准备方面，毛泽东则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最出色的工作，曾亲自投身并长期领导农民运动。1927 年以前的毛泽东虽然无意于自己亲自担任军队和战争的领导，却也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中锻炼了身手，这些，无疑为他日后在战争领域大展宏图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史证明，是历史造就了毛泽东，而不是像过去造神运动时所描绘的那样是个人造就了历史。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 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正是站在继承先贤、启发后昆的历史交会点上。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反作用于时势，以其改造社会的伟力重写历史。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灿若星河的群雄之中，毛泽东堪称一颗最为光彩夺目的启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