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集体智慧，发挥两个积极性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于 1936 年访问过陕北苏区，在保安的窑洞中曾与毛泽

东连续多日长谈。通过这次访问写成的轰动世界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后人通称为《西行漫记》），在国际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军民的英勇奋斗，也首次以传记形式介绍了毛泽东个人的生平。斯诺在抱着极大兴趣听取毛泽东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突然有一个发现，即在叙述早年的事情时，所用的人称基本都是“我”；谈及“红军的成长”这一问题时，人称却出现了变化。如同斯诺所记述的：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60 页，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作为学问家的毛泽东，在人称使用上的这一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其实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身居中国革命军队领导人位置的毛泽东，其对军事工作的正确指导，已经是领导集体智慧的总汇。如同《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人们所科学表述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即便毛泽东个人的正确思想，同样是对来自群众和领导集体中正确思想加以归纳的结晶。

人的知识都来自于两方面：直接知识，间接知识。毛泽东投身军事斗争时，就是一个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又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在面对复杂的军事问题时，他不可能事必躬亲，需要通过获取大量的间接知识来了解情况。这些知识，主要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下级指挥员的意见，也包括领袖集团其他成员的智慧。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解放战争的经验时曾有一段精彩的讲话，其中说道：先向下级学习，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示，然后再下命令。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意见；各地如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发号施令，就只好吃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7 年，第 12 期第 6 页）。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事实正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形势下，对以往党史上许多问题又进行了新探讨，其中包括对“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属谁也有争论。在那种领导人终日寝食与共，逢事集体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把确定一项复杂决策的功绩只归于某一个人名下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在回忆 1929 年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情景时，就确定方针的程序曾这样描述说：

“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泽东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二是请大家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互相埋怨，不推诿。”“那时，前委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陈老总三个人领导。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在会议中间，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结论。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按‘长官意志，办事，反对那种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的封建主义思想。”（《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 203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为了很好地集中集体智慧，战争年代中毛泽东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鼓

励下级指挥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指导艺术。毛泽东对战略形势的观察和进行战略决策往往能高于他人，主要在于他能集中群体智慧，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毛泽东曾把人的头脑比喻为一个加工厂，主要起综合作用。毛泽东个人的许多高超的决策，也与群体智慧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仅就解放战争期间而论，毛泽东在 1945 年末所确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部署，就是吸取了东北局内部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建筑于刘少奇在此之前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 1946 年秋天确定的于解放区内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的启示，并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定陶战役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定发起淮海战役，也是同意了粟裕首先提出的建议。

这种依靠集体智慧，共同切磋的指挥方式，一直沿续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没有去过朝鲜前线，对战况了解更有赖于下级的汇报。例如在第五次战役后期提出打小歼灭战，即“零敲牛皮糖”的原则，就是 1951

年 5 月下旬毛泽东接见陈赓、解方和志愿军四位军首长时，经毛泽东一再询问，并由这些指挥员讲解战场实际，使毛泽东了解到志愿军因技术条件差，一次作战难以吃掉美军一个团，才最后确定了这一新的作战方针。

在战争年代，即使是以毛泽东本人名义发出的指示，同样也有许多并非一定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如今查阅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的三大战役时的指示电的原稿，有些还是周恩来的手迹。当然，这些指示是由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最后确定井同意发出的，不论由谁执笔，将其算作毛泽东的指示自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他讲，应该表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

集体的智慧能够归纳并成为宝贵的“结晶”，这就有赖于最高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个统帅和军事家伟大之处，也正在他不仅能鼓励下级提意见，而且能够去粗取精，对其中不正确的意见采取帮助引导的态度，对其中正确的意见则进行科学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并在一系列军事著作中对此加以理论升华。所以说，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是我军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所进行英勇战斗的最宝贵的经验总结，是群众路线的光辉思想在战争指导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本人在汇集总结这些经验时，发挥了他人所不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中以集体智慧形成的军事思想，都冠之以毛泽东的名字，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实施决策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将帅协谋，发挥上级和下级指挥员两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很注意积极了解下情，认真调查研究后根据下级反映的情况确定决心。但是，要使这些决心能按照战场实际得到很好的贯彻，还需要下级根据实地情况灵活贯彻上级指示。在那种战争年代中如果坚持“两个凡是”，处处按“最高指示”机械地“执行不走样”，是必定要打败仗的。毛泽东在要求下级灵活执行其指令的问题上，也做出过杰出的榜样。

自古以来，在千里之外“遥控”，要下级机械执行命令的，通常都要犯主观指导违背客观实际的毛病。北宋朝廷一向靠千里外送阵图指挥下级作战，战场上的主帅还没有改变之权，结果对辽作战多年总吃败仗。蒋介石为严密控制其下属，也经常越级指挥到师、团，不论指令是否适合战场情况，

下属只能唯命是从。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恰恰是那些只能机械执行蒋介石命令的中央军，作战行动最为僵化，因此易于歼灭。反而是那些装备、训练不如中央军的白崇禧、傅作义等“杂牌”，由于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战场上比较灵活，倒不大容易对付。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败绩一再，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其统得过死的领导体制，使下级毫无自主权，明知上级指示不适用也不敢变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李德这些只在图上作业的指挥者不了解战场情况，就下达一个个僵死的命令，也给弱小的红军造成过重大的灾难。

毛泽东在未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时，就坚决反对下级机械地按“本本”执行上级指示。1930 年，他写下了后来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特别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11 页）毛泽东本人在执行党的六大决议时，就根据农村根据地的实际作了一些灵活的变通。如六大决议要求红军对待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消灭其首领。毛泽东则考虑到井冈山上原为土匪首领的王佐等人经过党的教育，已经成为革命战士，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所以未执行六大提出的这一要求。可惜的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当地一些党的领导人不根据实情，再加上地方主义情绪，机械地执行了消灭土匪首领的要求，杀害了王佐、袁文才。这一行动，得罪了当地许多群众，出现了严重的“反水”（即反共投敌行动），在敌军重兵一次次进剿时都没有丧失的井冈山根据地，却因自身的错误行动而丢失。

毛泽东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决策和下达命令时一般只是规定总的战略任务，在具体执行问题上都给下级指挥员以很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集中指挥和机断行事巧妙地结合起来。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各战略区通常只是下达歼敌若干个旅的总任务，至于每一仗具体歼击那一部分敌军，通常只以商量的口气提出建议。毛泽东常说，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31 页）。因此，毛泽东下达命令一般不规定得很死，下级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而这些灵活处置，还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查阅一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文电，在大量的作战指示、命令后面，毛泽东常常写着“望酌情处理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 519 页），

“请按实情决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 651 页）等语句。例如在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鉴于战场指挥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更了解第一手情况和战局的变化，因而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559 页）再将毛泽东的许多作战指示与战史实际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指挥员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时根据实际作了变通。“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织罪名的一些材料，常将此类灵活变通的情况当作“对抗”伟大领袖的“罪行”，其实这种根据实情机动执行上级指示的作法正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倡导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作风，也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大特色。五十年代初前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苏联顾问起初看到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后，都感到非常奇怪，提出：“这像命令吗？”（《聂荣臻回忆录》（下）第 731 页）“军委主席的命令怎么还让彭德怀酌情办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驾

驭战争全局时艺术高超的体现，与那种将一切都统得过死、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相比，确显出其优越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考虑到和平环境中的对外军事斗争需要更强的政策性和统一指导，毛泽东强调了对外斗争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不过，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他还是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注意听取下级意见，强调按实情执行命令的精神，这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指导战争时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