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第二个飞跃”，不断完善认识

过去很长时间里，战史书上曾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模式，即在描写毛泽东指导战争时，在每个阶段都事前有正确的预定方针，作战的胜利只是事先确定的方针和固有思想的延续。在对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描写中，这种现象更多。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出版的战史书，亦完全是如此的格式，这其实是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产物。按此种模式写战史，只能把曲折生动、变化多端的战争过程写得一帆风顺，不仅内容干瘪味同嚼蜡，也违反了毛泽东所阐明的人的认识规律。

从人的认识过程看，实践中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达到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第二个飞跃。作战指导也是同样，根据以往战争经验总结出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在新作战指导中验证。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恰恰最重视这种将理性认识再返回到实践中去的“第二个飞跃”，并通过这种飞跃一步步地深化和完善自己对于战争的认识。

如果客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指导历次战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战争阶段开始时，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并非都能无误地圆满执行，往往需要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指导方针，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如毛泽东在

《实践论》一文中所概括的：“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 “许多时候须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斗争中的决策活动，恰恰又提供了这方面的生动例证。

著名的十六字诀的形成，就是汇聚集体智慧，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认识逐渐完善的结果。毛泽东上井冈山初期经过游击战的实践，于 1928

年 1 月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初步总结了作战经验，提出的原则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同年春夏，经过攻打茶陵、遂川和新城，又经过五斗江、草市拗和龙源口战斗，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一起进一步总结经验，终于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

这种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作战指导的方式，不仅在人民军队弱小困难时期是如此，在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也仍然是如此。当时，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最重要的指导是战略指导，而这种指导仍然是通过在实践中反复探索才最终确定的。

1946 年夏天全面内战开始时，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像有些书中所说的“大踏步后退”，实行内线歼敌，而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根据这一方针，当年 6 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三支野战军向南线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在北线要求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夺取三路（平汉北段、同蒲、正大铁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这种外线出击的目的，是以战促和，即争取六个月内我军大胜，必可议和。

随后的作战实践，使毛泽东很快修正了原来的作战方针。当时在内线作战的部队取得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胜利的成功经验，在北线攻击大同等敌占城市却不顺利。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同年秋天毛泽东才确定内线作战的方针。同时经过实战的验证，摸清了国民党军战斗力的底，使全党全军确立了“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也改变了原定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确定将自卫战争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直接达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局。

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前，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角度看，也并没有像一些书上所说的那样已经决定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策，并首先把战场选定在东北，而只是把歼敌计划指标定得略高干上一年。在攻击锦州开始时，毛泽东仍设想在八个月内不占领沈阳，对此，可见早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毛泽东于 1948 年 9 月 7 日起草的电报。直至辽沈战役（当时只称为北宁战役，辽沈战役这一名称是在战后追加的）开始一个月后，因战局发展顺利，才确定这一战役要争取全歼东北守敌。

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更是经历了一个原先只准备歼敌十几个师的“小淮海”到歼敌四十多个师的“大淮海”的演变过程。1948 年 9 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时，都是以歼灭敌军十几师为目标，后来根据战争实际的变化，作战计划也不断加以修正，至战役开始几天之后才确定了以全歼敌徐州集团为目标的决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进行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全新的战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又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探索。经过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志愿军上下都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双方在现代化装备方面的差距有了全面的认识，因而 1951 年夏天定战略方针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有的书籍把抗美援朝战争的五次战役写成“五战五捷”，把作战指导说成一帆风顺，那么读者不禁会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争取在三八线停战？辩证地看，第五次战役后期吃了些亏，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对于深入地认识世界型战争的新条件，对于五十年代我国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自 1951 年夏天，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转入阵地战，这其实也是根据战争进

程不断修正预定方针的结果。当年 5 月下旬，毛泽东总结了入朝后五次战役的经验，提出：“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282 页，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这一被称为“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

灭战的原则，还是以打运动战为前提的。同年 7 月下旬，毛泽东又提出应准

备 9 月间的攻势作战，仍然是想打运动战。可是第六次战役还没有来得及发动，8 月间“联合国军”抢先发动了“夏季攻势”，随后又发起“秋季攻势”，志愿军转入了防御作战。通过阵地防御的实践，证明打阵地战可以用少于运动战的代价换得更大的战果，解决了毛泽东曾担心的“能不能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02 页）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终于确定了阵地战的作战形式。

1958 年夏秋炮击金门时独特的作战形式，也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复杂交织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对金门岛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大规模的炮击前，毛泽东就提出，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当代中国

军队的军事工作》第三编第 39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正是由于在后来“走”的过程中看到美蒋矛盾的激化，看到争取台湾当局以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才取消了登岛作战的打算，改用象征性的炮击方式。

总之，真正深入细致地研究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战争本身充满了矛盾和运动，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也处处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在真正的战争进程中是容不得片面性、神化性的东西存在的。所谓“运筹帷幄”只能是对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可能是指导战争的源泉。

由于毛泽东在精通理论的同时又深入战争实际，并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指导，战争本身的辩证运动也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创造。

毛泽东由一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道”的文人很快成长为一个军事家，是唯物主义的“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这一基本认识规律的生动体现，是认识达成飞跃的典范。在军事领域里，一个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人，或只长于某一方面的单纯军事指挥员或单纯的兵学家，想在军事上达成认识的飞跃是很缓慢的。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既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理论造诣又高于他人，二者的紧密结合使他身兼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的这两种素质能同步得到提高。

如果说，在 10 年内战中毛泽东的精力主要偏重于深入战争实践，那么在到达陕北后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又偏重于从事理论研究，对以往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据当时在延安的徐懋庸回忆，1938 年 9 月间他和一些军事将领每周一次去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开哲学座谈会。其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话。譬如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大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徐懋庸：《和毛泽东在延安的接触》，1981 年《新文学史料》第 1 期）

通过在陕北 10 年的生聚教训，尤其是通过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将过去在军事斗争第一线指挥战争的经验加以总结升华，在军事上所创立的基本理论终于趋于成熟。随后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斗争需要又将其总结的经验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并在解放战争的宏大进程和辉煌胜利中进行验证。特别是他转战陕北过程中，亲临作战第一线，又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理论与实际在这里达到了前人所罕见的紧密结合，思想认识也就很快达成了一个又一个飞跃，使这位后起的军事家迅速跃居到前人和同辈所未能企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