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积极防御，坚持有备无患

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们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决定了我国的战略方针只应是防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情各国的革命事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说明，革命是各个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解放的自身要求，不能从外部输入。我们的立国政策，也决定了我国要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从这些出发，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准备主动对外国进行战争。然而，帝国主义一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威胁政策，我国周边某些地区的扩张主义者也觊觎中国的领土，这使我国不能不制定应付外敌入侵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建国后一直从战略全局上思考国家的防御问题，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1956 年 3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以往指导革命战争的“积极防御”，并确定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原则。毛泽东坚持对外防御的原则，并从一贯的力求主动、避免被动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出发，要求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反对那种消极的分兵把口式的被动式设防。

刚刚建国时，一些同志以“坐天下”后的“守业”心理，在设防问题上处处分心，曾计划在边防大修工事。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了严肃批评，指示构筑防御工事，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歼击之，毛泽东还针对广西的设防问题指出，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这就是我军历来战胜敌人的办法。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态，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

在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计划时，毛泽东历来将“诱敌深入”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这一方法其实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方针时，又一直把这一拿手好戏放在优先地位考虑。由于当时我国面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装备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及其仆从，毛泽东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人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使其分散兵力，便于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敌人放进来，无非是让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46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对于诱敌深入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并不是主张一味地放敌入境。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内没有多少坛坛罐罐，可是当新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地区，毛泽东则要求拒敌于其外，坚决保卫。朝鲜战争期间，当美军威逼鸭绿江边，威胁我国的主要工业基地东北，并有占领鸭绿江上的电站控制东北电力的危险时，毛泽东就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在发扬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力求在境外“保家卫国”。此后，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长沙；不能学斯大林，让希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注：同上书第 446—447 页）。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毛泽东同意军委确定的“北顶南放”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东北和中部内地为工业建设的重点。东南沿海各省因属于准备“放”的地区，在国家重点建设“156 项”中，一个项目也未安排。这种根据保卫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全局需要，在部署上有顶有放的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方针的求实态度和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后，保卫我国安全面临的另一重大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旧中国长期“有边无防”，甚至与多数邻国的国界线都未划清的状况，我国与周边邻国存在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有一些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后果。从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必须冷静地对待这些历史问题，不能凭藉武力再去改变边界现状。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确定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安定四邻，便于建设的方针。即使是对于国力和军事力量远远弱于我国的一些邻国，也绝对不能持大国强权的态度，而是要通过平等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未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共识前，可以暂时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这种作法，不仅在国际上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利于争取我国周边的环境稳定，避免使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紧张，以影响国内的建设。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原则，至六十年代前期为止，我国与除印度、苏联以外的陆上邻国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又一向重视加强边防和海防的守卫，不容许外国再侵占我国的疆土，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五十年代未至六十年代初，印度政府不顾我国以“互谅互让”的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一再呼吁，出动武装部队进入双方争议地区，企图强占这些争议地区，以制造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

有限的还击。为缓和中印边界紧张局势，1959 年末毛泽东提出建立武装隔离带的设想，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就此避免冲突。根据这一设想，中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建议，双方军队各自从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并停止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接受时，毛泽东却毅然决定采取单方面的后撤行动，并规定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 30 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这样，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防止了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1961 年末以后，尼赫鲁政府又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内外处境困难，有机可乘，于是在边境推行“前进政策”，派兵入侵蚕食中国领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又亲自确定了中印边界斗争的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 617 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9 年版）尼赫鲁执迷不悟，仍坚持以武力推行其“前进政策”。当

印军发起武装进攻后，毛泽东才最后确定反击的决心，并于 1962 年 10 月下

旬至 11 月下旬进行了一场作战时间、地域和目标都很有限的反击战。这一仗既对印军达成了有效的歼灭，使其一败涂地；同时又乘胜即收，及时后撤，并释放了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可谓打得痛快淋漓，又潇洒至极。这一打狠打痛印军，使其多年心有余悸的胜利，基本上制止了印度扩张主义者对中国边界的进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和部署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终于达到了既打退入侵者，又能争取中印两国长期和平相处的目的。

为了确保我国边防海防的安宁，建国后毛泽东还一直亲自掌握边防海防斗争的政策。根据规定，我国边海防部队要严守疆界，处理外国入侵事件，要从全局着眼，从政治上、外交上着眼，宁可在军事上失掉某些战机，也不要使我方在政治上、外交上陷于被动。在五十年代，美国飞机经常入侵我国领空，毛泽东曾确定我机不得出领空，但美机如入侵我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之。六十年代初，鉴于我国面临的困难局面及美机一般只是“擦边”袭扰侦察的情况，经毛泽东决定，中央军委曾规定对入侵美军飞机一般不予攻击（《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60 页）。直至1965 年美国全面扩大侵越战争并不断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毛泽东根据美军的这种挑衅行动，才确定给予坚决打击。在决定打击入侵美机的同时，又规定了要将其歼灭在国境线内。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尽量避免扩大冲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在探索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有过种种失误，但他在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直至晚年，他还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对于战备问题，毛泽东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过“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1966 年，毛泽东曾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解释，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引自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 232 页）尽管对这一指示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做好国家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已无法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中摆脱出来，但他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出发，毅然打破了意识形态上某些概念

的束缚，决定实现中美和解，在国际斗争中形成，“大三角”的态势，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使中国摆脱了一度多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这一英明决策，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体现了毛泽东在晚年仍保持着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