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俞战争到卫国战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斗争打江山，这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在建国前二十多年的主要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政权已经到手，革命战争就此基本结束。此后毛泽东领导国内军民进行的战争，已转变为卫国战争。尽管人民解放军没有改军名为国防军，但是其主要职责也由解放人民和解放全中国，改变为保卫人民和维护国家安全。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战争环境中，处理军事问题占用了毛泽东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建国以后，国家经济建设成为重点，加上以后出现的频繁的内外政治斗争，毛泽东的工作日程表上以军务为主的情况有了改变。然而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即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恢复后，他又一直是党的军委主席。从五十年代起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全军部队的调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大政方针及战略计划等，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建国后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事关保卫国家安全的多数重要决策，最后都是在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内确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夜间灯光不熄的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是后来搬到中南海游泳池边，或是到国内各地视察，以及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两次出国赴苏访问期间，他始终警觉地注视着我国周边的形势。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以及如何抗击外敌大规模入侵，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五十年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部，特别关心朝鲜、东南沿海和越南三个方向；进入六十年代，西部边疆出现事端，但是他的主要着眼点仍在东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注意中国北部境外的威胁；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他又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三北”地区。在不同时期，他都着重从战略全局上考虑保卫国家安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导国内军民进行了一次次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毛泽东从 1927 年投身军旅直至去世，始终没有离开过军事斗争的舞台。

全国解放后，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使过去长期分散的各战略区自行处理许多军政问题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由于对外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重大利益和安全，长期习惯于农村游击战生活的党内军内干部对此普遍经验不多，因此凡是涉及到对外事宜的问题，一直都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在和平时期，更是“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凡属涉外斗争，中央历来规定具体执行人员遇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处理。为处理保卫祖国安全的各种斗争事宜，毛泽东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同样呕心沥血，度过了许多个不眠的日日夜夜。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着重考虑的两项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台湾战役，以及尽快解放西藏。这两项任务既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扫尾，又都是与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保卫我国海防边防安全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启程赴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仍研究如何进军西藏和解放沿海岛屿。如今查阅毛泽东访苏期间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关于进军西藏和准备渡海作战的指示。他虽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却时时心系我国的边疆和海防。在“一唱雄鸡天下白”之际，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外人欺凌而痛心疾首的伟大爱国者，毛泽东在此刻急切要解决的正是消除那“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后果，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西南和西北军区的部队刚刚完成对国民党军的千里长途追击，又奉命进军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一向艰难程度堪称世界战争史上之最的雪域高原的大进军，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完美结合，终于在 1951 年胜利完成，从而及时粉碎了某些外国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制造所谓“西藏独立”以分裂祖国的罪恶图谋。五星红旗胜利插到了最西部边陲的喜马拉雅山上，使我国神圣领土西藏回到了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怀抱。时至今日，面对着国际上某些敌视中国的势力和反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徒劳狂吠，一切维护我国统一安定的人们追思起建国之际毛泽东就毅然下令进军西藏的果断决策，都不能不为之感怀。

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计划，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出动海空军入台保卫垂危的国民党当局，新中国又没有强大的海空力量，因而最终未能实现。对于美国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为，毛泽东一直怀有极大的义愤，此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的措施，争取驱逐美国武装力量出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最后任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毛泽东有生之年未能达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去世之前回顾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认为第一件事没有完，

就是“那几个海岛”仍没有收回。这是军事家毛泽东一生中的憾事，也是他留给全国军民继续奋斗的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长期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对我国安全首先构成了威胁。美国不仅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袭扰大陆，又在中国东部组织“遏制共产主义”的包围圈。1950 年 6 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马上投入军队干涉，并出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援助侵越法军，对新中国形成三个战略方向“三管齐下”的严重威胁。随后，侵朝美军又超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面对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一场较量，毛泽东从国际战略全局及新中国的安全着眼，毅然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陆续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进行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胡乔木回忆，他见到毛泽东有两次战略决心最为难下，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下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自卫战争，二是出兵抗美援朝。尤其是正式出兵朝鲜的前二十天里，毛泽东日夜思考，多少天不能入睡，其间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后又通知暂不出动，以再思再议。经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全局，反复权衡利弊，最后认定“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117 页）10 月 19 日傍晚入朝部队开始过江时，多日不眠的毛泽东躺在床上仍在反复思考，不能入睡。当听到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报告部队已经过江后，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睡觉”，随即很快地入眠。此时终于箭已离弦，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开始付诸实行。

毛泽东敢于作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决策，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预料，也使斯大林惊喜过望，显示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过人胆略和气魄。可以说，在这场涉及到美苏中朝几方的国际冲突中，中国方面虽因缺乏现代化战争经验，一些战役指导确有可议之处，然而总的看来，毛泽东在战略上还是最为高明的，而其他几方面都犯了战略判断上的大错误。

斯大林在战略问题上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套用美国未敢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胜利的前例，战前未估计到美国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战场告急时他又不敢直接援助，使美军能大胆越过三八线北进。杜鲁门最大的战略失误则在于轻视新中国的力量，将中国的警告当成虚声恫吓，骄狂北进，以致出现了美国自己承认的“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的局面。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即预见到战争将是持久战，调动全军的战略预备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当美国不顾警告超过三八线北进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从国际上美苏对峙、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其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等方面着眼，科学地判定即使中国参战，朝鲜战争仍有可能地方化。于是，毛泽东一方面确定以“志愿军”名义派兵出国参战，既敢于同美国交战又避免扩大战争；一方面又设想应付最坏可能，即准备美国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对华宣战，下决心打烂了重新建设。以后的事实证明，采取这种形式参战，既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援助了兄弟邻邦并保卫了我国安全，又防止了战争扩大到我国境内。

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典型的局部战争，开辟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现代国际冲突的新式样。在此之前，美苏等大国都是以应付世界大战那样的全面战争来进行战备，可是朝鲜战争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略。这种目标有限、手段有限、作战区域有限的局部战争，也为弱国战胜强

国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综合国力虽远比美国弱，但是集中力量攻击号称“世界霸主”的美国的一个战略侧翼，而且实行“一边倒”即与苏联结盟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牵制美国，这样就能确保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目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落后挨打的地位，使中国在军事上终于骄傲地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这场战争，当时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也第一次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高居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上以“调停”人自居的美国将军，在朝鲜不得不到中朝军队控制的开城进行谈判，最后又以妥协达成了停战协定。这场战争的结果，也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不仅争取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纷纷学习他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新中国对手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从此投入很大力量研究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不论国际上这众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抱着什么动机，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却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又科学地分析了周边的形势，既针锋相对地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边的侵略威胁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认定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因而在斗争中仍沿用有理、有利、有节的传统，并力求以斗争来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由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坚持对中国的南部邻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实行殖民统治，并对三国的抗法武装发起殖民战争，中国出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周边安全的目的，自 1950 年起开始以提供物资、派出顾问等方式支援越南的抗法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为实现其所谓“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又企图在邻近中国南部边境的地区扩大战端，以干扰和破坏我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内安定。美国大力支援久战疲惫的侵越法军，一再给已经丧失获胜希望、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的法国政府打气，并于1954 年初公开表现出派军队直接介入越南的意向。

面对中国南部复杂的战略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研究了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决定利用法国的厌战心理破坏美国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并力争在美国介入前以和平谈判方式结束战争。为此，经毛泽东亲自筹划和同意，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上确定了“联法抗美”的策略，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实行“以打促和”的方针

（见拙著：《熄灭印度支那战火的卓越历史》，《党的文献》1992 年第 5 期），大力援助越南人民军攻克法军重要据点奠边府，以实力迫使法国政府接受和谈。当越南人民军在战场上以打促和有了进展后，毛泽东又确定尽早争取和平解决。这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以及中苏越三方配合，达成了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同时又尊重老挝、柬埔寨人民的选择，要求越南人民军也同法军一样从这两个国家撤出，不去实行不切实际的“解放”老、柬，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又亲自筹划了 1954 年末至 1955 年初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当时，美国和台湾当局勾结，一再发出以海空军参战甚至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直接掌握作战的军事政策和战斗范围，既打击了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解放了浙东各岛，又采取了慎重的方式，避免了中美直接交战。随后，毛泽东又确定停攻金门、马祖，与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及时缓和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955 年以后，毛泽

东还确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随后又建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从此主要着眼于通过政治方式达到祖国统一。

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美国又积极策划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甚至秘密支持“台独”，毛泽东又确定在台湾海峡应保持对美蒋的军事斗争。1958 年夏秋，毛泽东亲自筹划对金门进行炮击，其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打击国民党军，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并增进海峡两岸接触的可能性。同时，毛泽东又要通过这次炮击进行火力侦察，对美国实行战略上的摸底，以搞清它在远东的战略是攻势还是守势。

毛泽东确定炮轰有美军顾问的金门，炮击美蒋混合编队的舰船队，以这种持虎须的方式进行战略侦察，的确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体现了非凡的胆略。虽然毛泽东严格要求前线部队“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但是这种炮击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当研究炮击金门的部署时，前线指挥员报告无法保证不打到美国人，为此毛泽东在北戴河整整考虑了一天一夜，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打。但毛泽东又严格要求，如美舰向我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

1958 年 9 月 8 日和 9 月 11 日，美国军舰两次掩护国民党军船队驶入金门海域，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炮击了美蒋混合船队中的蒋舰。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美国虽然表面上为国民党军“护航”，事实上遇炮击即退，表现出尽力避战的守势姿态。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事后回忆说：“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叶飞回忆录》第 662—663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正由于摸清了美蒋的矛盾和美国战略上的底，毛泽东对台湾当局发出了“化敌为友，此其时矣”（1958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的号召，此后只实行象征性的炮击，并进一步开展了和平统一的工作。同时国内得以大量减少军队员额和军费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

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前期，在保卫我国安全的斗争中毛泽东一直以抓住主要矛盾、确保重点的精神确定战略重点，反对采取“四面出击”。在我国西部，尽量保持安定，以避免分散主要注意力。由于我国同西部邻国存在着边界领土问题，当时毛泽东确定了对这些周边国家采取睦邻政策，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拖下去，以避免干扰战略重点。

建国后，我国西部在对印关系上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印度自独立后，就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遗产，包括驻军和通商的特权。对于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侵略遗迹，中国政府当然要坚决予以取消。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人民解放军人藏后对于印度在西藏的驻军没有立即驱逐，而是通过外交方式劝其撤出。对于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印军原已侵占了的部分两国间有争议地区的问题，中

国政府也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1959 年印度政府公开进行反华并制造边界事端后，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驻印大使开诚布公地将我方战略意图告诉印方，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当代中国外交》第 17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为此，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的措施。1962 年虽然被迫进行了边界地区有限的自卫反击战，也是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后即后撤。这样既给入侵者以惩罚，又避免了长期纠缠，以保证将战略重心放在东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作战总结时曾对这种式样的局部战争作出这样一个归纳：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这一总结，恰恰反映出建国后局部战争的真缔，说明了这种战争与以往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斗争的目标已不再是追求那种全歼敌军和消灭其国家机器的全面胜利，而是在力争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前提下采取有限的行动，以保卫我国的安全和权益。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斗争中的战斗口号，也由过去的“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变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后，毛泽东虽然一直准备应付全面战争，但是他在指导局部战争的实践中已经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给现在和今后的军事斗争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