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独特的革命“山大王”之路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历史潮流中随浪逐波者，只是常人之举；取于反潮流超出常轨者，方成伟人之业。1927 年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固然是人们应该称道的精辟总结，不过在这一时期党内许多人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一程度，党中央也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独特超众之处，正在于提出了“上山”这一主张，随即又以率军上井冈的实践，向全党开创并展示了一条在中国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 1927 年那个“烟雨莽苍苍”的春夏，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

后，反动军阀许克祥也于 5 月 21 日在长沙发动了反共的“马日事变”，这时党的领导集体内就已经有许多人主张共产党独立进行武装斗争。7 月 15 日汪精卫正式决定“分共”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然而这时共产党人的目光，还普遍瞄准着城市，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在这种“城市中心论”指导下，以土地革命为旗帜发动农民暴动只是作为直接夺取城市的一种辅助手段。

南昌起义，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起义后的攻击目标仍是南下取广州，再接受苏联的海路援助，开办共产党的黄埔式的军校，练兵扩军，然后搞一次共产党的北伐。

秋收起义，虽然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可是根据预先的计划，也是安排各路起义军在湘东发动后“取浏阳直攻长沙”，夺取省城。

广州起义，更是以直接占领广州为目标，一度占领城市后即转入守城战，企图保住广州再进而夺取全省。

即使在那个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红色政权的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人斗争的目标也指向县城。刚刚占领了县城，就把只有小操场那么大的一片镇中平地命名为“红场”，严然是克林姆林宫前阅兵者的气概。

后来者无法苛求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水平。这一阶段在党内普遍信奉的武装斗争模式，只是共产国际确定、马列“本本”上载明、俄国人已经做出先例的城市暴动道路。共产党又是产生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可能想到以极其落后的、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农村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呢？

可是这时中国却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毛泽东。在武装斗争的道路问题上，他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冲破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条条和框框，体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中国传统格言“实事求是”和湘学提倡的“经世致用”传统，加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态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毛泽东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一同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时，就已经显示出他的一个独到之处，即超出当时人们仍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城市武装起义模式，主张“上山”。在 1927 年 5 月下旬的“马日事变”使湖南形成一片白色恐怖后，毛泽东自报奋勇回湘担任临时省委书记。6 月底掌握两湖军事大权的湖南军阀唐生智公开表明了反动态度，武汉国民政府转向“分共”已势在必行。这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省委立即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其中就提出保存武装的方法——“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则将枪枝分散埋入土中”，同时还出现了“上山学匪”的提法。这一文件的主要精神还是隐蔽力量，但是在列为“次之”的计划中，已经表现出“上山”的思想萌芽。

同年 7 月 4 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发言中更进一步阐发了“上山”的思想，认为革命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武汉参加了确定开展武装斗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八七会议”。翟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布置各地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时，曾为毛泽东这位在湖南知名的人物回湘后活动的安全担心，好意地建议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表示，要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上山和绿林交朋友，虽含有毛泽东习惯的诙谐幽默之意，却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表态。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并与当地的山大王为伍（当然后来是改造他们而不是将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其思想基础正在于此。这一思想，在当时主张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可谓最高明的真知的见，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将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独辟一条蹊径，并从此走上带有显著中国特色的军事家之路。

独具慧眼的见解，在于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与高出他人的理性总结。自幼生活在农村，以后又周游南北大城市，有过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双重经验，在国民党内任过职并熟悉其情况，还有当兵的经历和理论家的深逢分析，这使得毛泽东在当时多半出身于城市学生的党中央领导人中，对国情和形势发展的认识比他人更深刻。在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以城市为据点，并掌握强大的军队，只有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山乡，才是其薄弱环节。当时中国的人口百分之九十又在农村，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又已在农运中充分显示出来。在这时“上山下乡”，革命者才有进行武装斗争和建设军事力量的广阔驰骋之地。

这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除了蔡和森当即表示赞同外，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还难以接受。湖南省委和一些领导人对此也不理解，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干部又系出身黄埔军校的学生官，对于“上山学匪” 更感到大谬不然。甚至毛泽东本人在此时此刻，对于当革命的“山大王”这一独创能否成功也不无疑虑。因此从“上山”思想的提出到进入上山的实践，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毛泽东到湖南布置的秋收起义，仍是以各路起义军会攻长沙为目标。在起义前的 8 月 20 日，毛泽东为省委起草的《湖南至中央函》，也雄图颇大他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及起义的目标：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 1905 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303 页）

这段话，与毛泽东前一段提出的准备“上山”的意见似乎有些矛盾，可能在当时党内普遍过“左”的气氛鼓动下，毛泽东头脑的热度也一度升高，认为中国“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不过亲自深入斗争实践的人，最容易纠正自己的偏激。秋收起义一经发动，本身即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数量不多，暴动地区亦少，工人武装除安源外几乎都未组织起来。结果“霹雳一声暴动”后不过几天，三路起义军都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受到重创。这时的毛泽东立即表现出高度的清醒，马上决定停止执行进攻长沙的计划，在文家市集合了工农革命军，随后向罗宵山脉南段进军。

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党史书上，常常认为秋收起义部队自文家市南下目标就是井冈山。近年来经考证，可看到历史事实并不尽如此。秋收起义部队失败后，领导者的意见多是南下寻找南昌起义后去广东的叶、贺部队，工农革命军行动的部署也是以此安排的。一直走到井冈山脚下的古城，部队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10 月初，南下部队突然听到叶、贺部已经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形势的急

剧变化，使领导人心中的潜意识猛然爆发出来。在工农革命军中担任主要军事领导责任、过去颇有名气的共产党员黄埔生余洒度、苏先骏对前途完全悲观失望，以向上级汇报之名离队而去，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许多军官也步其后尘。一部分干部则主张以过去的方式继续攻城占地，依此而行实际上只能迅速招致灭亡。力排众议的毛泽东，这时开始把他“上山”的思想付诸实践，决定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安家，井与当地武装王佐、袁文才搞好关系，从此走上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斗争之路。“跨上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固然是形势所迫，属于“逼上梁山”，却是毛泽东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历史必然。上山起步之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索，对其意义在理论上并没有总结，翌年才开始将其概括为“工农武装割据”。但是迈出这一步，却为整个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笔者去过井冈山多次，那儿近年已是公路四通八达，风景如画的参观旅游胜地。据当地干部讲，1965 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时，地方领导曾问主席对此地的观感，特别是问这里建设得好不好。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好是好哇，可是当年如果是这样好，就建不成根据地了。确实，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山”和“边”，都是交通不便、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如今的扶贫重点“老、少、边、穷”地区，只是少数民族区域，当年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并已为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的困窘及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回区的失败所证实。而各，省疏于管辖的边区、穷困之地和山区（三者往往都集为一身），正是建立红色政权并实行武装割据的大好条件。井冈山在湘赣边、大别山在鄂豫皖边、桑植山区在湘鄂边、大巴山在川陕边⋯⋯对这些边区山地，高居城内的反动者统治往往疏于防范，即便派兵进剿也是路途艰险、进军不便，难以携带重火器，加之官兵叫苦连天，无法久战长驻。

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落脚几个月，改造了山上的王佐、袁文才部，扩大了队伍，并在山下打土豪，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还相继夺取过周围的几座县城。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吸收秋收起义失利的教训，并不留恋城镇，只把攻城看成歼敌、筹饷和扩大影响的手段，自己的后方一直放在井冈山上。有人计算过，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在山下住的时间超过山上，对根据地的中心也有山上的茨坪和山下的茅坪之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把自己的根扎在了山上，大部队和毛本人在山上住的时间不长，关键在于给养困难。而且不论山上或山下，也都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上井冈山大展身手的最初几个月，除了当地民团等反动武装因切肤之痛而与之交战外，湘赣两省的军阀迟迟未出动正规军前来，这与对城市或邻近城市地区的起义的反应，确实截然不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特有的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统治缝隙间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立脚点，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暴动受挫的共产党人，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领在湘南发动起义后难于立足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合，声势壮大，一时威震湘赣和南方数省。刚刚为城市暴动纷纷失败而苦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井冈山从这时起，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黄克诚于 1980 年针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的意义作出了非常公正的评价，他说道：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黄克诚回忆录》

（上）第 327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进行武装起义，道路不同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很快验证了过去从来没有带过兵、从未指挥过实战的书生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正规军5 个师 2 万余人，领导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如周思来。张国煮、李立三、谭平山等，以及国内军界已经闻名的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名将。可是队伍却在南下远征的道路上被拖瘦，并在潮汕地区的正规战中被打垮。主要领导人离队赴上海找中央之后，朱德、陈毅等率余部不足千人到达湘南，后又走上井冈山，才重新获得了生机。

广州起义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却由中央领导人张太雷等和隐蔽在领事馆内的苏联顾问亲自指挥。起义骨干——拥有 1300 余人的教导团由军校学生组成。都是当时难得的可充任军事干部的人才。起义后由于坚守城市与强敌对垒，不到三天就遭失败。余部奔向海陆丰后，又把军校生当普通战士使用，在硬打硬拼中仅几个月，就把这些宝贵人才大都耗尽。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相比，无论从领导干部的参加者、部队的素质，以及军事骨干的数量看，都要弱很多。可是由于毛泽东超出了革命战争过去的常轨，当上了革命的“山大王”，就能够保存力量并建立起红色政权。当然，这时的红色政权只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坚持实行狭小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还谈不上以农村根据地去“包围” 城市（真正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因日寇占点、线，八路军占面才形成对其包围之势）。然而这一创举，为中国革命战争指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途径，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进行军事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暴动的成败结果面前，井冈山的斗争及毛泽东本人的威信在全党迅速得到提高。1928 年 6 月至 7 月问，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对农村根据地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是仍然很重视井冈山斗争成功的经验，并以此为主要借鉴材料，制定了在全国各地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规划。在这次大会上，远在国内山中的毛泽东也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由于党的“六大”强调党的领导人中增加工人成分，毛泽东既非工人又远离中央，所以在政治局委员中并未列名，党内的军事工作也仍由周恩来全面负责。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武装起义仍继续发展。而且这时的起义与前一段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暴动不同，起义后基本上都转入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毛泽东和井冈山的斗争，又成为许多新创建的根据地和红军的榜样。朱毛红军虽然与其它多数根据地并无隶属关系，但是通过中央军委的介绍，井冈山的经验仍然传到各个新创建的根据地中。

与毛泽东是同县乡亲的彭德怀在湘东北领导了平江暴动，成立了红五军，随后在湘鄂赣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不过，平江起义的这一个团旧湘军是

由“闹饱”（即反对官长克扣士兵军饷）为动员口号发动的起义，真正当上红军后，生活反而比“欠恫”时更苦，许多官兵开小差，打仗时甚至有成连叛变者。如何改造军队，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许多问题对于这位刚刚由湘军团长成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都是难解的新课题，于是他产生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念头。尽管彭德怀过去与毛泽东并无交往，但是他早就对井冈山的榜样钦慕已久，曾在诗中赞道：

“‘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气象新。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彭德怀自述》第 76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此时，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看法，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人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同上书第 112 页）

由于有了这个看法，彭德怀主动率队奔向井冈山，去学习红四军的经验。上山后正值敌军“会剿”，他接受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其实，“红五军”的番号当时是党中央给的，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组织系统的关系上并非朱毛的下级，而是平级。此举正反映了他拥戴自己敬仰的毛润之“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在黄麻暴动失败后，也提出了学井冈山的榜样。他们通过在大别山区的苦斗，创建了后来成为驰名中国的将军摇篮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和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

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也响应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苏区并建立起另一个红四军，随之发展成为红二军团，以后成为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主力之一。

在广西左右江，也成立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以后，红七军主力又进行了一次七千里长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朱毛红军的行列。

井冈山的威名远播，不仅使革命者为之振奋，也使全国反动统治阶级开始为之担心和恐慌。国内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犊地登载有关朱毛的消息，尽管多出于污蔑不实之词，却也更进一步提高了其知名度。毛泽东在家乡的田产本已被国民党没收，算作党部财产租给农民，可是耕地的农民时时认为毛泽东很快就可能回到家乡查看，因此不敢砍掉地里的一颗树。湖南省主席、军阀何键“剿共”技穷，曾效法古时“泄王气”的办法，派一连兵来挖掘毛泽东的祖坟。可是带队的军官仍为毛泽东的威名所慑，只敢夜间行动，结果不仅未挖到真坟，其家人还认为日后毛泽东若得天下，将会有灭九族之祸，因

而抱怨不已，使此人惊惧而成疾，未待毛泽东真得天下就一命呜呼。当时，就连国内其它省份闭塞的穷山僻壤中的土豪乡绅们，也有许多人知道赣省出了令其胆寒的“朱毛”。不过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仍是满身文人气息，曾表示“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何长工：《伟大的会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在朱毛会师举行仪式时，毛泽东身兼师长，以新鲜之感挎了一下匣子枪，并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警卫员，此后再也未见他带枪（陈士渠：《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

《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可是武装斗争的历史需要，却已经把这位始终不愿带枪的“文人”推上了“革命山大王”的位置，而且在随后的群峰竟立之中，又被拥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全军统帅。

井冈山斗争为时不过一年多，在毛泽东几十年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确实应算是短短的“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一段历史极为重要。这段以“山大王” 身份在军事方面进行的探索，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冲破不切合实际的“本本”和框框束缚的思想解放，毛泽东自幼养成的反抗性格和藐视传统的勇气，无疑也在这时起到了作用。这种思想解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五四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伟大的解放运动。当时毛泽东就“上山”问题进行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向苏联模式提出的挑战：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斗争道路。尽管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直至四十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中才得以完成，它的伟大历史开端却在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