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近代湖南，地灵人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的豪言，曾在三湘志士中流行一时。

仔细研究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寻求真理的杰出中国人多出于广东，如洪秀全（更准确他讲应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和跨世纪的伟人孙中山。二十世纪的中国英杰却首推湖南，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陈天华、蔡锷外，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以及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三位——彭德怀、贺龙和罗荣桓。其中，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军事成就上前无古人的一代奇才。

历史巨人出自三湘，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萧韶九成”，给这座因韶乐而得名的山峰，以及山脚下的韶山冲带来过什么“王者之气”。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会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十九世纪的中国广东，正是东来的西方思想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激烈拼撞之地。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广东、上海和武汉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清王朝首城北京和西“北内地又仍被封建腐朽的暮气所

笼罩，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会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清末至民初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又以尚武著称。当朝廷和官军对太平天国无可奈何之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以“匹夫居阎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连同那个在任现职官的湘人胡林翼，用“保卫名教”的精神动员号召读书人，以重饱和打仗获利的物质刺激召募起“寒谷穷苦之民”。随后，以儒生为统官，贫困愚昧之湘农为兵勇，创立湘军，出省征战十载，平定东南。后人虽然从政治上认识到曾国藩、左宗棠辈以知识分子和落后农民相结合建军的所谓“创举”，只不过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反动王朝命运的努力，可是当年集文才和武功于一身的“曾文正公”，以及他名下标榜的“湘学”，确实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名躁一时；青年毛泽东的导师和岳丈杨昌济，也极为推崇曾氏的“经世治用”之道。

毛泽东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最佩服的人物也是曾国藩。毛泽东于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后来，当毛泽东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大概又加上蒋介石奉“曾文正公”为楷模，出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毛泽东不再颂扬甚至极少提及曾国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曾氏的一些影响仍然存留在毛泽东治政和用兵之中。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讴歌，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还风行一时的“正册”、“另册”制度，其发明者便是曾国藩。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大因素，即能不能争取“士人”拥护并参政人营献策，以及可否征集较多的农夫从军，自古代改朝换代的历次战争直至曾国藩等征讨太平天国，就一直是决定胜败的两个关键环节。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长成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熟悉农民又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后来一系列的回忆中对他的父亲没有说过多少赞扬的话，这位靠辛苦劳作起家，已经走上“小康”之路的富裕农民毛顺主，重的是实利，为人又有些刻薄。对于长子毛泽东，他多年当作小长工使用，所供给的伙食还不如雇工的待遇。不很和睦且时有冲突的父子关系，在家庭内部造就了毛泽东倔强和善于反抗的性格。毛泽东在解放后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正是由于他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其二叔困难而买下人家赖以生活的七亩田，才使毛泽东认清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段生活经历，确使毛泽东远比其他出身富家的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特点及苦难，为他以后从事农运和“唤起工农千百万”（其实基本上是唤起农民），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基础。

毛顺生虽然以受毛泽东谴责的手段积蓄起了部分钱财，然而恰恰是由于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这一经济基础，他才能够经过亲友劝说和毛泽东本人的争取，供给儿子离家外出求学的费用。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青少年毛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学，最

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古老与近代、传统和未来、穷乡和城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并使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

本世纪初期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有那一大批国民党内的留学日本和西洋的归国知识分子，包括当时还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奋斗的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与他们相比，毛泽东的人生取向始终截然不同）那些后来的“党国要人”们毕竟出身于富家，以后的革命活动又一直是混迹于军阀、官僚之中排阖纵横，乃至最后同流合污，背叛了革命（当然是指背叛了民主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出身虽然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怎么亲身受过地主的压迫，但是他的同情和立足点却始终在社会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一边，革命的基本宗旨是为他们谋幸福。直至他晚年位居全国之首，面对国内外出现的各种矛盾，同情之所在还是国内下层群众乃至受压的“造反派”，在国外也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穷国乃至美国黑人，其初衷确实终身不改。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毛泽东是出身于最下层者之一

（据说只有原是铁路工人的项英家境更苦），而且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广，对革命的策略思虑谋划最深。他没有陈独秀等人的书斋迂腐气息却有其学者风度，他不像王明一类纨绔子弟式的夸夸其谈而更善于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几年，领导核心经“五朝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青年毛泽东的素质也是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青年时的志向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本人的职业选择却长期倾向于教师和报人，希望以讲坛和纸笔来唤起民众。他的一手好文章，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到长沙师范都被老师们称赞备至，在那个时代原可作为头等进身之阶，可是他却视万户侯如粪土，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和的好友一起，以其超众的才华走上一条冲脱世俗的反社会潮流的新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一阕《泌园春》，正道出岳麓山下、桔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的理想和追求。

求学时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直进行冷水浴、日光浴、游泳、登山、体操和露宿等活动，甚至故意不带钱而远途步行当文明“乞丐”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弱书生完全不同，近似古代斯巴达人的苦行僧式的磨炼，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痛感以天下为己任需要坚强的躯体和意志。毛泽东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过人的精力和一往无前、不畏挫折的意志，正是由于在此时准备了基本条件。

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经世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兵事无涉。少年毛泽东就曾佩服暴力造反，同情长沙抢米的“暴民”，视因起义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为心目中的英雄。当毛泽东年满 18 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

在新军第 25 混成协（旅）第 50 标（团）第 1 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一个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四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凡猛将必起自伍卒”，亲身以士兵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

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从军就失去意义，毛泽东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人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1917 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这时，“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木枪、爆竹出城迎击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出马即大获成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美誉，而此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他无论如何也不像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不大修边幅，经常长发垂耳，也不愿整理内务和遵守作息时间。毛泽东虽然在第一师范和农讲所时常督促他人习武，自己却与一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同，从不喜好摆弄武器，只是酷爱书籍。这些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曾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过交往的尼克松对两人的外表对比后，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说，蒋介石的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写字信笔成书、不拘俗套，房间杂乱无章。然而，后来在战争较量中大获全胜者，却是这位从军人仪表上看来并不很及格的毛泽东。

进入二十年代后，毛泽东经历了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 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 年以后在改组的国民党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止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仅 34 岁的毛泽东虽然从事社会活动只为时几年，就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政府在全国首批“清党”的通缉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内。从这时毛泽东所具备的个人素质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湖南农民之王”称号的组织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辩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文章家，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军事家。直至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史上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而且这几方面能够均衡发展。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惊人的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