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

热衷于书法艺术的人大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书法家。他的字，既沉雄遒劲，又潇洒飘逸，不拘格式，如师宗怀素之狂草。据说，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写字就不愿受纸上格子的束缚，而是随心所欲地挥洒泼墨，尽管看似无法度，却又独成一体，自有章法。其实，书法是一种人格追求，是书家心理情绪律动的直接外化。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与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所体现的胸襟和风格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兵法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过，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却不可免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兵家墨守成规的保守传统。毛泽东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却一反传统的保守观念，充分体现了不拘一格的态度。自投身于军事斗争之后，根据战争实际，他不断变换战法，青年时代养成的勇于探索又注重求实的精神，在他从事武装斗争之初就体现出来。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总不满足，总要探索更好的克敌制胜的方法；求实的态度又使他根据战争情况的不断变化，注重战争中的机动灵活，针对不同的战场条件、不同的对手采用不同的打法。

毛泽东曾强调，共产党打仗，没有什么老样。纵观他指导几十年战争的历史，在国内战场上根据战争形势变化，有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由运动战又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其后又改为以运动战为主，临近全国胜利时还组织过许多阵地攻坚战。在朝鲜战场，毛泽东先是设想打阵地防御战，随即确定打运动战，后又改打阵地战。总之，战法是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随机应变，但实事求是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的。

从井冈山地区的“打圈”，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进军闽西，高度机动的游击行动是毛泽东率领红军作战的特色。可是当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于 1930 年相继成立，已有进行运动战并成旅建制歼敌的能力时，毛

泽东就毅然率领红军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当然，这种运动战限在一定规模，却毕竟可以成师成师地歼灭敌军，被实践证明是适合于当时红军战斗力的作战形式。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根据作战对手的变化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长远任务，又确定再实行一次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在八路军出师前的 1937 年 8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并指出，战略原则是依据现时情况定的。如果技术条件改变，它自然是可以改变的。当时，八路军指战员普遍还习惯于像内战时期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出师后即集中一个主力师在平型关歼灭了运动中的日寇千余人，自己也付出了千余名老骨干的伤亡。打这一仗并非出自毛泽东的决定，而是在前方负责的任粥时与部队指挥员商讨后临机决定的。从政治影响上看，正如《八路军军歌》所唱的那样“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但是从军事上看，当时打这样的仗会损伤八路军的力量，从长远角度来看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此时，毛泽东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上前线，却在延安发出一系列指示，以很大的努力反复向前线指挥员说明实行作战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这样，国民党企图让八路军、新四军打大仗、硬拼仗而借刀杀人之毒计就此落空，日寇想寻求决战以消灭敌后抗日武装的企图也无法得逞。

在对装备和战斗力很强的日军坚持游击战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对于装备和战斗力低下的伪军、反共顽军却采取了以运动战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形式，既能给其沉重打击，又能以小的代价缴获较多的物资和装备。如 1940 年在晋冀鲁豫地区进行的反顽作战和黄桥决战，都是成师成旅地大量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这种针对不同作战对象采取灵活多变的作战形式，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能在抗日战争中越抗越大。

抗日战争刚告结束，毛泽东根据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立即要求全军改变作战方式，编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作为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手段。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敌我力量的变化，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毛泽东又强调“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坚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48 页）当时，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正是战胜国民党军队的最有效的战法。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面对一个有当时最现代化装备的全新对手，毛泽东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变换战法。志愿军出国前，毛泽东曾决定打阵地防御战以阻敌前进，部队入朝后因敌军孤军冒进，毛泽东立即与彭德怀同时确定打运动战，体现了战略战术的高度灵活。志愿军充分运用了近战夜战、穿插迂回等过去国内战争中的拿手好戏，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以这种西方国家军队所罕见的打法使美军一时不知所措。可是到了第四次战役后，美军摸清了志愿军的两个主要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就是攻击时靠身上带的粮食和弹药打仗，维持不了一个礼拜；二是“月夜攻势”，只能靠有月亮的黑夜进攻。就此美军找到了对策，即采取“磁性战术”，遭到猛攻就节节后撤，并在退却途中以强大的火力杀伤和消耗志愿军，待一星期后志愿军粮弹匮乏，再进行反扑。因美军和南朝鲜军装备高度机械化，运动速度快，志愿军在作战中要追上敌人或摆脱敌人都相当困难。在此情况下，按原来的老战法打，使我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吃了亏。第五次战役结束和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总结了前一段作战的经验教训，毅然取消了志愿军总部提出的以运动战方式进行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决定实行过去长期尽量避免的阵地战。

当时，志愿军实行的防御办法，就是工事对工事，在阵地前实施短促突击，一次反击不超过几百米，这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中央苏区提出的办法非常相似。可是时间、地点和条件不同，彼时是错误的打法，这时就变成正确。过去中央苏区只有二三百万人口，国民党统治区有几亿人口，红军武器没有后方来源，国民党却有兵工厂和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打阵地战拼消耗的确是愚蠢的战法，可是在朝鲜战争中情况却大不一样，我国人口和兵源远远比美国占优势，武器装备可以通过向苏联订货和自己制造得到补充，长期在阵地上拼消耗，中国方面完全可以承受；非常顾惜人员伤亡、战略重点又在欧洲的美国却难以忍受。阵地战的实践又证明，依托作战实践中发展完善起来的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我军不但可以实行阵地战，而且能够以更小的代价消灭更多的敌人。据前方作战统计，运动战期间敌我双方的伤亡对比是 1∶1，可是在阵地战期间则是 2．7∶1，打阵地战比打运动战更合算，结果，通过为时两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从来未见的大规模阵地战，最后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以妥协方式结束了战争。

在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还确定应打“零敲牛皮糖” 的小歼灭战，这也是根据战场条件变化改换战法的突出例子。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是打大歼灭战，几万几十万地成建制地歼敌，可是进入朝鲜战场后却无法这样大口吃掉敌人。当时，敌军不仅在陆上具有极大的火力优势，还掌握了制海权，使志愿军无法达成战略上的歼灭战。敌军又掌握了战区的制空权，使志愿军难以达成战役上的歼灭战。在运动战期间，志愿军虽然利用夜间穿插迂回，多次对美军成师成团地达成了包围，可是除了第二次战役中利用长津湖边的特殊条件一次基本上歼灭美军一个团之外，其余的战斗对被围美军无一能歼灭。因为一夜之间志愿军对美军师一级单位啃不动，对团一级单位消化不了，天一亮敌军优势的空炮火力就能充分发挥威力，而志愿军排以上的单位白天都很难运动，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围之敌在大量坦克掩护下突围。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提出了打战术性的小歼灭战的方式，一次只要求歼敌一团一营。转入阵地战后，毛泽东又要求“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70 页）在 1952 年，志愿军确定对美军一次只打一个排的阵地，对南朝鲜军只打一个连的阵地，这样才能有效达成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

毛泽东毅然决定在朝鲜战场实行阵地战，并能取得成功，使他的对手也不能不表示佩服。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曾评论说：“灵活性对于毛来说，就是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改变了某些既往观念和行动方法，打了他一生中竭力避免的阵地战。⋯⋯ 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引自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学术》增刊第 22 期第 7—8 页）

毛泽东根据战争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拘泥于传统的作战形式和过去的拿手好戏，不断变换作战指导方针，在战史上常有惊人之笔。他又从不进行孤注一掷式的冒险，因此经常能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使我军总能制敌而不为敌所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这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争指导艺术上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毛泽东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其不拘一格地经常变换作战方式，即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也可以说是将革命的浪漫主义运用于军事斗争中的出奇之举，因此使拘泥于军事条令教范的行家所震惊。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诗人气质的浪漫往往过于追求遐想，某些时候也会有脱离实际之虑。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中，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其萌端。然而，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很注意听取他人意见，尊重现实和勇于修正既定方针，一些不切实际的构想通常在萌端中即被克服。1930 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提出首先夺取江西、湖南和湖北全省，再“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当时，毛泽东也受到革命激情的冲动，有“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这一浪漫词句。可是当他率军到达南昌和长沙城下，面对强敌立即就有了清醒的判断，没有执行中央下达的不切实际的任务。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听取粟裕的意见改变以一个兵团下江南的方针，也是一个好例子。1948 年初，毛泽东基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成功，又设想向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一次更大的跃进，即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由黄河边南下，从鄂西渡长江，再进行横贯数省的大迂回，插到闽浙赣地区。毛泽东提出此议后，未下死命令，而是要粟裕“熟筹见复”。当时，以十万人孤军进行上万里远征，又要在严重敌情下横跨江南几大水系，其前景确难以预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强渡一条湘江，就曾付出过 2 万人的损失。而粟裕所在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行三个月行军，因生病、掉队和战斗减员就已过半。粟裕正是出于对过去历史经验的考虑和敌我军力现状的分析，向毛泽东建议，与其举行远征付出巨大代价，还不一定能调动敌人，不如把部队留在江北打大仗。毛泽东得此报告后，即召粟裕到河北城南庄他的住地面商。据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回忆，多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破除不出门迎送党内客人之例，将粟裕亲送至村边。经过这一当面会商，毛泽东决定暂不下江南，集中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这种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求实态度，与大胆出奇的构想相结合，恰恰做到了“奇”“正”结合，“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以工合而以奇胜。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从三十年代中期直至七十年代中朗作为毛泽东在制定战略计划时的助手，就个人气质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搭配。周恩来处事的严谨细致，恰恰与毛泽东擅长的奇谋远略相辅相成。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许多大胆设想，经过周恩来的具体落实，变得更加完善可行。毛泽东晚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经周恩来设法弥补，也减少了损害。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曾比较过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战略水平，其中评论蒋介石说：“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也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该书还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说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尼克松：《领袖们》中译本第 335 页，338 页，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这位美国政治家观察问题的角度自然与我们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对的，那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结合，确实是中国革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实践的观点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观点在战争过程中极其生动的体现。其基本精神，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根据敌我双方的特点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独特战法，以战胜各式各样的对手。这些观点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极其巨大

的威力，对于今后研究如何在高技术化战争中以劣胜优的问题，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往的战史，主要就是以劣胜优的历史。这段光荣的历史昭示人们，如果正确认识对手，正确认识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能够树立起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以劣胜优的信心。努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逐步弥补自己的短处，固然需要。可是只讲技术，只注意改进装备，而丢掉了传统优势，那么在战争中就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地：我们的短处一时还不能弥补，传统的长处又被丢掉。如果造成那样的局面，就将是很危险的。军事家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给人们的一项宝贵遗产就在于，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战争条件，注意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势，寻找以劣胜优的新办法，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