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论宋襄公，阐明战争法则

毛泽东 17 岁才进入第一所新式学校——湘乡县东山高等小

学堂。对这位年纪偏大、身材魁梧远过于同窗们的外县籍新生，学校本不愿招收。可是毛泽东人校不久，就以一篇《宋襄公论》令校内老师惊叹不已。这篇当初只是小学生作文的原稿早已不存，然而国文教师的批语尚在—

—“视似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二十多年后，这位东山高小校长早已预言将是“建国材”的毛泽东，果然成为一代统帅和军事家。在《论持久战》这一名篇中，毛泽东又一次论及宋襄公，并嘲笑其

“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普通人嘲笑宋襄公，只是有感于他的道德观；军事家嘲笑宋襄公，则有感于他在战争目的上的糊涂。既然要打仗，进行这种人类之间的流血拼杀，就要有一定的目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深刻地阐明：“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一词，当然不是单纯指肉体消灭，而意味着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至于像中国古代秦将白起和楚霸王项羽那样坑杀降卒，在历代史书中也被称为不义之举。但军人讲仁义、讲武德，只能服从于保存自己并不利于敌这个前提。在两军对垒，非你死即我亡的战场上，对敌怜悯即是陷己于绝地，纵敌、资敌之举同样是不明战争目的的表现。既然是战争，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应该选择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一邓小平的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战略战术的运用。

对于战争目的和基本法则，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就有过朴素的认识和概括，并初步地阐述过攻与守、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子兵法·形篇》）这一出自兵学经典的话虽为人熟知，然而到了复杂的战争实际中，许多统帅和战将却处理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农耕结构造成的保守传统，消极防御型的坐以自守，自宋代以后几成对外战争的主导。结果在游牧民族和西方入侵者的攻击面前，只能陷入丧师失地、国势日危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进行革命战争时，许多领导者对于战争的目的虽有一定认识，但并不十分清楚“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不大懂得如何做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左”倾路线指导下实行盲动主义政策时，那种只有七个党员就要暴动，仅三条枪也要起义的作法，就是以极为有限的力量与敌人拼命，结果自己的力量不能保存，消灭敌人的本钱也完全丧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盲目出击吃了败仗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以堡垒对堡垒”式的节节消极防御，以求保存苏区和红军。这种不能主动地大量歼敌的坐守，只能使敌人日益猖獗和自己地蹙人困，最后落到根据地完全丧失和红军濒临覆没边缘的境地。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战争中系统地研究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全党全军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就毅然向罗宵山区转移，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将此地作为保存力量的落脚点，可称之为在党内开有计划地“保存自己”军事力量的先河。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山大王”之路，与封建时代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有着根本区别，即不是单纯为了躲藏或只满足于打家劫舍式地下山出战，而是以此发展力量，准备消灭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35 页）。这样，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问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上第一次从实践中开始得到解决。农村革命根据地中飘扬的红旗，很快就引起在城市设立政权的反动统治者的恐慌，于是连续出现了重兵“进剿”、“会剿”、“围剿”和“清剿”，弱小的红军立即面临着能否生存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一次次粉碎敌人“剿灭”企图的斗争中，经过作战实践的摸索，又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

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一系列相互矛盾又有着辩证依存关系的问题。

所谓防御中的进攻，就是中国革命军队由于力量弱小，面对强大的反动军队的进攻，在战略上只能处于防御地位。“左”倾机会主义者叫嚷“不停顿地进攻”和“总决战”，并要红军照搬苏联的进攻战略，恰恰是对此无知的体现。毛泽东强调红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却又不是在具体作战中消极地设防，而是在战术上实行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纵观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总体上虽然都是在强敌进攻前的防御行动，各场具体战斗却几乎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分散孤立的敌人实行进攻，而且不打则已，打就要打歼灭战。如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把进攻之敌主力张辉瓒师九千余人一举歼灭，全部人马、武器尽数俘获，成为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师建制歼敌的战例。这样就既消灭了敌人，又补充壮大了自己。

所谓持久中的速决，就是中国革命军队为逐步战胜强敌，在整体上必须打持久战，具体战役、战斗却又要速战速决。“左”倾路线统治时，党员不过十几万，红军不足十万，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就设想以“总暴动”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再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这是根本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幻想。毛泽东在下井冈山后，就批评了军内对长期斗争不耐烦，一味想速胜的观点。可是在反“围剿”中进行每次战斗时，毛泽东一般又要求尽量当天解决，决不能拖延数日以上。因当时敌军总数大大多于红军，又占有交通线和拥有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增援迅速，红军如不速战速决，战场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时，就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半月连打五仗。这样，消灭敌军一个师，迅速移兵再打一个师，不仅能避开敌援兵，也能达到每一仗集中优势兵力，确保打成歼灭战。

所谓内线中的外线，就是为战胜强敌，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所以称之为“内线），作战时却集中兵力对深入敌形成包围，从外部向其进攻（所以称之为“外线”）。在敌我强弱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面对敌军进攻，红军最好的作战方式是诱其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逐步对其加以消耗疲惫，再选择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均是贯彻了这种诱敌深入再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暂时丧失了部分地区，却保存了军力，最后歼灭了敌人，达到“人存地失，人地皆存” 的结果。相反，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实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固守防御，不敢诱敌深入，结果无法放手消灭敌人，反而丧失了整个中央苏区。有失才有得，有退才有进，这一辩证关系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得如此明显。

在军事学上，凡是采取战略防御的一方，多是处于内线位置，即退到自己区域内作战。内线作战的原则，一般都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击进攻之敌。同时，近代许多军事家也主张慎重初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则改造了旧的军事学，将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主张没有准备好不打，没有把握不打，应该打歼灭战而不打击溃战。因为只有打歼灭战，己方才能有所俘获，方能发展壮大自己。对于实力雄厚之敌，只有歼灭战才能使其受到巨大打击和震撼，被歼一师少一师，被歼一团少一团，即使重建也是士气沮丧，如此方能达到最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目的。积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毛

泽东到达陕北后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战初期写成的

《论持久战》，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战争法则，就此具备了一整套适合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详细内容。

如今人们翻阅这些充满哲理的文字，很难想象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这些原则是何等不易！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些原则，不仅使全党全军从理论上深入了解了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且掌握了一套由此发端的完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自己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指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开辟敌后根据地，坚持全面抗战的斗争中，更是非常有效地贯彻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法则。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革命战争中对这一法则的认识还是在摸索中逐步深化，那么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的认识就已很自觉。国民党反动派曾大肆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游而不击”，在敌后“坐大”。其实，了解敌后抗战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必然会招致日寇及其组织的伪军的“扫荡”，如果真是“游而不击”的话，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根本不能生存，只“坐”岂能变“大”？当然，由于敌后战场双方力量相差过于悬殊，这种“击”又不能打大仗，只能打游击战，小股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如当时敌后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所概括的，只要求一个县一天消灭一个鬼子，有几百个县的敌后根据地就相当于一天歼灭日寇一个大队（营）。这样，敌后解放区不仅起到了牵制数十万日军的重大战略作用，而且还制止了国内妥协阴谋，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与敌后解放区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相持阶段中后期一直拥兵自重，除了为获得外援而打通印缅交通线外，在正面战场真正是不游不击。这种坐守避战，造成了自己民心士气涣散，战斗力削弱。由于下肯主动击敌，将赢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他人出力而自己坐享，日寇未受到沉重打击，反在正面战场上愈加猖狂。日军直至 1944 年临近崩溃之前，还能横扫国民党战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这样，通过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从总体力量上看是越抗越弱，八路军、新四军却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图谋，解决了保存自己的问题，而且使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抗战期间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在战争目的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后果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