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降低国防费用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又是一位公认的哲学家。他在五十年代访问莫斯科与苏联哲学界同行们交谈时，曾表示过自己的愿望是到大学教哲学，而不想再当主席。在探索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也以哲人的思维详细地阐述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有效地加强国防建设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经济建设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国防建设却直接消耗物质财富，这二者从形式上看是相互对立的。但若以辩证的观点将它们统一起来，深入考察二者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可使它们相辅相成。因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建设起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同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难以正常进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落后，亟须以主要精力加速经济建设的国家来说， 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至关重大。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较好地处理了这二者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局部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从减轻根据地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就有过赞成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建议的佳话。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立后，极其困难的国家财政状况，又马上将军政费用支出和经济建设这二者的矛盾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在 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复员一部分，以节省军费开支，腾出财力人力支援国家建设。毛泽东提出的这

些主张，表明他在筹划新中国建设的大业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防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和服务，同时也要兼顾国防需要的思想。根据这一设想，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军委曾确定了一年左右将全军员额由 540 万人压缩至 400 万人的计划。此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军队被迫停止刚刚开始的复员并继续扩兵，最高员额达到 626 万人。1951 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也高达48％（其中包括在朝鲜的战费）。朝鲜战局刚刚趋于稳定，毛泽东就立即决定恢复军队复员工作。195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集体转业的动员令》中，明确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指出，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 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根据这一决定，在朝鲜停战之前全军总员额就已经压缩到 450 万人，1952 年度国防开支降到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 33％，同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超过了国防费用。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又进一步要求压缩军队员额和降低军费支出的比例，挤出钱搞建设，并说明这才是真正加强国防建设的正确途径。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十分精彩的论述道：“你对原子弹的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72 页）

对于长期习惯于按战争环境的方式进行国防建设的一些军队干部来说，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面对美国占据台湾，支持蒋介石政权对大陆沿海进行袭扰，以及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一直叫嚷“反攻大陆” 的形势，许多同志认为要加强国防，就要多拨钱来买装备，多编部队，多搞兵工厂。经过毛泽东的科学解释，全军统一了思想，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一再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裁减。在 1956 年全军总数 370 万人及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 19％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确定军队继续实行大幅度的减少员额，至 1958 年全军总数降至 237 万人。国家就此腾出大量经费用于经济建设， 我国的核工业和各种尖端武器的研制，因此就有了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并开始上马。

在五十年代苏美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实行“冷战”对抗的形势下，国际性的军备竞赛持续进行。当时，作为中国主要对手的美国不断加速更新技术装备，这对我国新建的国防工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当时将长远考虑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就我国国防科研、生产及部队装备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至 1954 年，我国已陆续从苏联购买了装备 100 个师的武器，加上国内陆续建成了生产仿苏式装备的工厂，基本完成了按苏式装备的换装。这些多数属于二次大战时期水平的装备虽已显得落后，却还可以应付一般性局部战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决定除加强尖端武器的研制以求尽快突破外，在常规装备上不参加国际间的军备竞赛，以有限的经费主要投入武器的研究，而不进行大量生产和装备。同时，部分国防工厂也开始了平战结合、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尝试。

1959 年 10 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就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与装备的关系问题作出规定，确定常规武器的生产，除了适当满足目前部队装备

的需要和极少量储备外，今后主要应着重于研究和改进。翌年，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新型号的常规武器制成后，除供应科学试验和指定的学校、部队作训练之用外，也不要大量生产。这种多研制，少生产，少装备的原则，为我国在国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快部队的装备现代化进程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可惜的是，自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进行的规模超常的东南沿海战备行动，以及这次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日益升级。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国内外敌人确实也故意制造些紧张气氛，以乘机施加压力。然而从总的形势看，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未改变， 还没有发动对华战争的意图，而台湾当局离开美国的直接帮助，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对大陆进行大规模进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借夸大敌情和制造备战气氛，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以求在政治上迎合毛泽东。由于强调战争迫近，国内军工生产的摊子就此越铺越大，而且日益偏离了平战结合的轨道， 不仅国防费用大幅度增加，许多早已落后的装备又大量投产。1964 年美国袭击越南北方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又转向以战备为中心的轨道，直至毛泽东去世，国防工业在和平时期长期未能跳出单纯军事性的圈子。

虽然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有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辩证关系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未能落实，其宝贵思想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时重新发扬光大。如今的人们对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国防建设中种种措施给予高度评价时，不要忘记其最早的奠基人正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