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指导战争时，有一个区别于中外其它军事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总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总体角度研究和指导战争。过去中外各种军事学派大都是从军事斗争本身着眼研究战争，旧军人的口头禅经常是“我是军人，不谈政治”。研究战争中如何取胜，只注重从兵力、装备等方面进行计算。虽然克劳塞维茨等人也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正确命题，但都未能像毛泽东如此深刻地揭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并将战争当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去研究。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灵活运用，其重要一点正在于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多种手段紧密结合，用以克敌制胜。

毛泽东在战争中综合运用整体力量，突出表现为他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尤其擅长于将两者紧密地配合；不但善于运用军队作战，也善于动员人民群众参战，擅长以两者力量相结合去完成战略任务；不仅善于动员和运用我方军民的力量，还善于使自己的政治影响深入敌方营垒，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占区的人民。这种综合运用战争力量的方式，正是人民军队能以劣势装备战胜有优势装备之敌的最基本的保证，也是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毛泽东从开始创建农村根据地时，就根据三大起义相继失利的经验教训，反对只从军事角度考虑战争问题，并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及发动群众等内容与建军作战结合起来。当时，红军的军事干部多半刚刚来自于旧军队，习惯于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如何取胜，对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以及建立根据地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表现出不重视、不耐心。为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来纠正这种倾向。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后来的斗争中，毛泽东也一直要求军队指挥员同那种只有战术头脑、没有战略头脑，只谈军事、不谈政治，只讲军事技术、不讲军事政策的旧军人作风划清界限，从而为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及多种斗争形式紧密结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关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与敌斗争的方法，也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的前几次“围剿”失败后，也感到单纯用军事手段“剿共”难以奏效，于是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此后，国民党军在重兵进攻的同时，又加强政治策反，推行“自首自新条例”，煽动苏区内部“反水”，并严密实施经济封锁。另外，还在根据地周围和游击区强化保甲制度，以受过打击的地主富农大量组织民团等反动武装。面对敌人这些多方面配合进攻的毒辣手段，“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拿不出有效的对策，陷入在军事上单纯固守防

御的窘态。加上肃反、分配土地和工商业等问题上的过“左”政策，又脱离了部分群众，从内部便利了敌人的进攻，以致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的悲剧。当时退到深山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的一些同志曾感慨道，我们不仅失去了苏区，最严重的是失去了群众。

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就坚决反对那种只强调打仗的论点，要求八路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 53 页）此后他又指

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同上书第 87 页），同时还具体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人民参政等政策，要求前线部队迅速贯彻执行。正是由于实行这种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主，以打仗振奋人心为辅的方针，八路军在广阔的敌后迅速展开。当时，国民党刚刚从正面战场溃退，日军又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敌后广大农村成为空白，只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八路军一个连、一个营就可以开创一个地区，使自己的力量很快能有几倍、几十倍的发展。在短短两年内，解放区从西北高原一隅发展到整个东海之滨，直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拥有数千万人口。毛泽东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入手，抓住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难逢的有利时机，极大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敌后解放区战场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抵柱，并为后来夺取全国胜利铺垫了最重要的基础。

当敌后解放区蓬勃发展，对日寇产生日益严重的牵制和威胁后，侵华日军也袭用了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军事上一再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新奇战术。另外，日寇还在政治上大力建立伪组织，联合及利用各种反动落后团体及顽固派一起反共，并在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掠夺和彻底摧毁的方式，在根据地内由乱烧乱杀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光政策”。日寇实行的这种以“总力战”为标榜的“治安战”，的确给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度造成过严重困难。八路军一度由 40 多万人减少到 30 万人，八路军的

抗日根据地人口由 6000 万人减少到 2500 万人。

面对 1941 年至 1942 年问出现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抗战政策，指出了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者连环。这样，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一元化领导和统一指挥对付日伪顽的协力进攻；以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和敌后武装工作队等形式，粉碎了敌伪“扫荡”及“强化治安”的努力；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组织形式及合法的与非法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破坏了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清乡”的企图；以全体军民的大生产和精兵减政，战胜了敌伪顽封锁和破坏带来的经济困难。通过在敌后战场上进行的这种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内容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斗争，日寇妄图摧毁其后方抗日根据地的伎俩已穷，抗日军民应付的办法却愈出愈多，且愈来愈奇。解放区在经过一度缩小后又于 1943 年后逐步扩大，越战越强，不仅成为当时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也形成了后来新中国的雏型。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驾驭战争，以多种形式的结合进行对敌斗争已发展到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程度。谈判斗争与战场斗争密切结合，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密切结合，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及保护工商业的正确经济政

策与支援前线相结合，都较以往有了重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创新，又在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通过吸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党的工作不注意合法斗争形式，口号脱离群众又过于暴露而损失殆尽的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严格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大量的群众斗争尽量采取合法的形式以争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组织这些斗争的党组织则处于绝对秘密的隐蔽状态。当时，城市斗争中直接出头露面上街示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教授、公务员，口号也是易于被各界群众接受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农村则以反对群众最痛恨的征兵、征粮、征税为号召。这样，就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广泛的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24 页）

在蒋介石政权已经人心丧尽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充分运用正义战争得道多助的优势，对国民党军展开规模空前的瓦解攻势。当时，毛泽东把以往的瓦解敌军的工作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方法也由土地革命战争中那种强调“兵运工作”，发展到以争取敌军官为主，形成事实上的“官运工作”。当年，红军宣传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几个兵，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高树勋运动就能通过高级军官的带动使成千上万的敌军倒戈。在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争取了二百多万敌军起义投诚，大大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成为瓦解敌军最辉煌的成就。这种由解放区战场的“第一条战线”，到国统区的“第二条战线”，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到深入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瓦解，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宣传上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民党政府曾惊呼，共产党对它的攻势渗透已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程度，而这个极其腐败又千疮百孔的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就在所难免了。

在建国后的局部战争和局部军事冲突中，由于政治目标更为突出，政治目标对作战手段和范围的限制更为严格，毛泽东在指导这些斗争时更突出了战争中各项行动同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后，因双方力量形成均势，都在寻求和平解决，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在朝鲜战场实行了边打边谈。此后，许多次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为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这一政治目标服务的。例如：在停战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考虑到南朝鲜当局还想破坏停战，毛泽东又认为应再歼伪军万余人，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发起金城战役的建议。此役获胜，狠狠地教训了李承晚集团，对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还充分调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展外交上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有各国群众参加的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浪潮，不仅对促进朝鲜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我国传统的人民战争法宝在国际斗争舞台的更大范围内显示了威力。

毛泽东于 1958 年亲自部署的炮击金门，又是一次典型的军事仗、政治

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人民解放军从当年 8 月 23 日炮击开始后，仅仅几天之内就把金门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封锁，岛上弹药粮食都不多，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登陆拿下金门很容易，当时前线指挥员也一再向中央军委要求早日下达登陆命令，可是毛泽东却突然下令停止炮击，让国民党自由运输，以利其固守，他甚至在起草的致国民党军官兵的文告中表示，金门守军如果供应不足，只要开口，我们也可以供应。从 1958 年 10 月以后，又实行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随后要求打炮时尽量不要打死人。最后，还

发展到打炮不打实弹只打宣传弹。受到沉重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台湾当局虽然口头上拒不接受和谈，实际上却完全被牵着走，双方都向无人地带射击的炮战已经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

对于堪称世界战史上一绝的作战方式，当时各国领导人都为之惊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其称为“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赫鲁晓夫也说能拿下金门而不拿，这非常奇怪。国内许多同志也不理解，如同毛泽东起草的文告中所说的：“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实际上，炮击金门主要不是军事仗，炮击的目的并不是想用军事手段夺取金门，而是为在政治上、宣传上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并对台湾军民进行实际宣传，以利于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此刻的金门、马祖是蒋介石在大陆沿海最后两个据点，也是他自称“代表”大陆的象征。如果夺取金马，把蒋介石与大陆这最后一点联系斩断，而又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恰恰更便于美国制造“台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留下金门，并实行世界战争史上最奇特的作战方式——单日打，双日停，准备积以时日，为“一锅端”的方式整个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创造条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一问题于毛泽东在世时未能解决。然而几十年后，随着海峡两岸“三通”逐步实现，我们更可以感到这一军事行动的长远政治眼光。

1962 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对深入我国境内蚕食设点的印度入侵者进行还击作战，主要也是考虑到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以及长远地维护我国边境安宁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考虑了许多个日夜，研究是打还是不打。这一仗以“后发制人”的方式发起，对印军打狠打痛后又速停速撤，退回原先的实际控制线我国一侧，并归还缴获的印军武器，结果大出印度政界和世界舆论意料之外。其实，当初毛泽东确定对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进行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外交斗争，都是服务于安定四邻的既定目的，并以此争取中印友好和实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当时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75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这次有理、有利、有节并始终是高姿态的斗争，中印边界上的形势在几十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这正体现了军事行动力政治服务的作用。

毛泽东生前指挥军事斗争时，坚持处处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并一向采取多种斗争手段相结合，许多决策之出奇，在当时往往使人费解。这类单从眼前的军事角度看难以理解的决策，如从长远角度看则非常高超，斗争手法也更为巧妙。

毛泽东综合运用战争力量，以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政治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以政治的观点指导战争方面，在发动最广大的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战争方面，毛泽东创造了最为完整的斗争形式，也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的著作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译为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发行，而其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又是最受重视的思想武器。